到坦桑安頓下來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宸哥找學校。

想象中的國際學校，是一個非常高大上的存在，校園寬闊，綠樹成蔭，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灑下一路斑駁，孩子們穿著整潔的制服，活潑熱情有教養，老師們氣質高雅、談吐大方。

所以，當Jane載著我們來到第一個叫做Lexis的國際學校考察時，我驚呆了：剛下過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積著一汪一汪的小水塘，Jane的車像船一樣一路顛簸過來，最后停在了兩扇簡陋的綠漆鐵門前。

她也懷疑地說：“難道這就是她們告訴我的‘綠色大門’？”然后拿出手機打電話確認。

說話間，門打開了，一位歐洲面孔的女士一邊接著電話，一邊替我們開門。Jane和她招呼著放下手機，把車開進了院子停下來。目測那個院子最多也就可以停下四五輛車的樣子。

走進門庭換鞋的時候，一個膚色略深的混血小男孩沖過來，好奇地打量我們。

接我們的那位女士問我們宸哥叫什么，我們說叫Chen Chen，她便對小男孩說：“菲利普，帶Chen Chen去玩吧！”那個叫菲利普的小男孩就高興地拉著宸哥去玩了。

這是一幢兩層小樓，面積并不大，中間很大的區域都是舒適的軟墊，周圍放著書架，側面有兩個小房間，分別是玩具室和餐廳。小孩并不多，只有六七個跑來跑去，最大的就是跟宸哥一起玩的菲利普，最小的還含著奶嘴、穿著紙尿褲。

出了門后院全是沙地，放著秋千、滑梯、木馬等兒童游樂設施，孩子們可以直接光著腳跑出去在那里玩，里里外外一共有兩三個當地女人看護著孩子，保障他們的安全。

進門左手邊有一片休閑區域，靠墻擺著一條綠色的軟皮長沙發，周圍堆著幾只大大小小的圓形軟墊，我們就在這里坐下來談事。

了解到這家國際學校是不久前才申請設立的，出門迎接我們的那位歐洲女士喬安娜就是園長，德國人，白襯衫配牛仔褲，頭發松松地挽在腦后，年紀應該在四十上下了，嫁給了本地人，菲利普就是她的兒子。

另外還有一名年輕點的姑娘，也是德國人，二十來歲的樣子，滿臉的膠原蛋白，很像《哈利·波特》中的赫敏。

孩子們在幼兒園里的學習和生活就是她們倆負責的，另外根據國際學校的創辦要求，每5個孩子需要配備1名保育員，而且必須是坦桑人。

一切硬件條件都具備了，她們其實還想和孔院合作，希望我們能在她們學校開設漢語課，借此增加學校的吸引力。

國際學校辦學成本高，學費當然也高，這家幼兒園一學期的學費合人民幣大約在3萬左右，本地人收入不高，招生壓力非常大，她們不得不考慮采用一些營銷手段，漢語課是她們能想到的最佳“賣點”。

我們談了一會兒就離開了，宸哥和菲利普卻已經難舍難分，菲利普拉著宸哥的手不停地晃，一個勁兒地讓他一定再來，宸哥這時還不會說英語，居然也不停地點著頭說OK。

路上他就跟我們說他喜歡那所學校。但我們還是慎重地表示需要再考察幾家，涉及到孔院的對外合作，我們要考慮的因素很多，教學成本、教師安全，等等。當然還有我們對學校的印象，怎么這么小呢？

后來我們還是放棄了跟喬安娜她們的合作，雖然喬安娜打了好幾次電話，發了幾條很長的信息告訴我們她的誠意，并且說菲利普有多么喜歡Chen Chen，多么期待他們能一直在一起玩，如果我們能在他們學校開漢語課，她們可以免掉宸哥的學費！

但是，對于孔院來說，在那里開點的確成本比較高，而且也沒必要。

Braeburn就有了我想象中的國際學校的樣子，有幼兒園，也有小學，看上去要正規很多，校園面積比Lexis要大許多，有一個露天游泳池，教學樓有三層，每個班也就十一二個孩子，幼兒園和小學的活動區域分開，幼兒園這邊更注重孩子的安全防護，有沙地，有游樂設施。從幼兒園到小學都有課外班可供選擇，種類很豐富，有各種小教室。

我們從教學樓出來，走向教務主任辦公室的時候，剛好有幾個身穿制服的小學生走過，好奇又不失禮貌地沖我們打招呼。

從中規中矩的學校走出來的我們，看到這樣的環境當然是心安的，因為它更像學校的樣子，但是宸哥從一進去就抗拒，說不喜歡這里，就喜歡第一家。

我們最后放棄它是因為高昂的學費。中小學和幼兒園一般是三個學期，第一個學期8月開學，到圣誕節結束，然后是3個星期的圣誕節和新年假期，1月中旬開始第二個學期，3月份又放一次10天左右的春假，然后開始第三個學期，直到7月放暑假。一年下來得十好幾萬人民幣，這還只是學費，不含餐費和校車費，豐富的課外班，費用也很“豐富”。

最后選定的是半島上的一家名叫My World的國際學校，格局類似Lexis，但面積要大一些。

我們幾乎是一眼就喜歡上了這家學校。

進門右手邊有一排樹，其中一棵我叫不上名兒的大樹長著很大的樹冠，遮住一大片陽光，旁邊是幾株緊湊的雞蛋花，樹下的空地上可以并排停七八輛車。

教學樓就在停車場（如果我們一定要把這塊地當作停車場的話）對面，門前有幾珠很大的盆栽綠植，墻上擠滿了紫色粉色的小花，像熱情的笑臉。從停車場右手邊走進去是孩子們游樂的沙地，繞著教學樓大半圈，一直到大門旁教學樓的另一側。

走進教學樓，是小小的門庭，前臺的伊芙琳小姐是一位苗條又優雅的黑人姑娘，禮貌但不殷勤，讓人可以隨意在這塊小天地里活動而不感到尷尬和局促。

靠窗的一側是長沙發，能坐三四個人，供早到的家長休息，旁邊是園長辦公室；另一側的隔板上放著一些圖書和古樸的小玩意兒。

再走進去，依次是用來接待家長的小隔間、餐廳和教室，家長和老師談事情可以在小隔間里，學生活動、吃飯都在教室，出門就是三面環繞的沙地，游樂設施簡易但是很豐富，沙地一角靠近停車場的地方還開辟了一小塊菜地，種了一些蔬菜和植物，宸哥他們后來認識植物、烤蛋糕什么的就在這個角落。

校園一周都圍著樹，給孩子們送去陰涼的同時，也招來了蚊子，所以孩子們每天除了餐盒，還必須帶防蚊噴霧和防曬霜。

我們就在小隔間里見了弗吉尼亞老師，她是坦桑人，但出生以后去了蘇格蘭，后來又回到坦桑生活。她身材高挑，不算胖，但仍有一副翹臀，渾身透著健康和機智，說一口標準的英式英語，語速飛快，總有個口頭禪“Yeah! Yeah! Ha!”每當你跟她確認什么事，她就會說“Yeah! Yeah! Ha!”習慣性用升調，尾音上揚。

全校一共三個年級，也就是三個班，一個班最多10個孩子，但平時一般就7、8個孩子，仍然是每5個孩子配一個保育員。

對年齡的限制并不是很嚴格，最小的是Toddler班（1-2歲），Toddler在漢語中指的是剛學步的幼兒，類似我們的托班，所以孩子們除了防蚊噴霧和防曬霜，還必須帶奶粉、奶瓶和紙尿褲；大一些的孩子就可以上幼兒園（Kindergarten）了，幼兒園兩個班，KG 1一般是3-4歲的孩子，KG 2一般是4-5歲，但也有3歲多上KG 2的。像宸哥5歲半，在KG 2也算大孩子了，因為我們之前并沒有學過英語，所以還是需要學一年語言，為小學做準備。

弗吉尼亞老師又帶著我們去了教室和外面的沙地，宸哥看見那片沙地和活動場所，頓時兩眼放光，興奮地躍躍欲試，弗吉尼亞老師跟他說可以去玩，他立馬就竄了進去。

我們則一方面看中了弗吉尼亞老師英語不錯，而且已經有了15年的教學經驗，另一方面覺得，學費雖然比Lexis高出不少，卻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圍。一拍即合，就這么決定了。

自此以后，我們結交的外國朋友中，宸哥同學的家長占了很大一部分。

我先生因為天天要接送孩子，所以很快就認識了KG 2的家長，而且因為他喜歡跟孩子們玩，所以孩子們跟他也很熟悉。

宸哥一直拒絕取一個英文名字，他喜歡人們用英語的發音方式叫他“Chen Chen”，斯語中爸爸是“baba”，媽媽是“mama”，我們因此得名“Baba Chen Chen”和“Mama Chen Chen”。

第一學期，KG 2一共有8個孩子，德國和印度各有2個，其他四個分別來自美國、法國、韓國和中國。

KG 1也就五六個孩子，老師維多利亞是一個高挑的德國姑娘。兩個班隔壁，活動經常合在一起組織，KG 1的教室拿來做家長休息室，放一些茶點水果供我們自取，每次我們到了都是煞有介事地讓我們等候一下，老師們則帶著孩子們在KG 2的教室準備表演，等準備就緒就邀請我們過去。

沒有舞臺，我們坐下來，就讓孩子們站的地方有了舞臺的感覺，說是表演，其實非常非常隨意，孩子們不用化妝，不用統一服裝，就是唱一下近段時間學的歌什么的，有些小一點的孩子自始至終吮著手指，事不關己地看著坐在小凳子上的爸爸媽媽們。

后來韓國男孩敏浩的爸爸跟我聊天時說，他第一次見到這種“表演”非常意外和吃驚，在韓國，孩子們要表演就得買衣服、化妝，一遍遍彩排，最后在非常正式華麗的舞臺上比賽、領獎。他一直以為那才能叫做表演，可是慢慢地，他發現這種表演也很好，父母孩子都沒有壓力。他還說到韓國孩子五花八門的課外班，跟中國很像，亞洲模式。

孩子們顯然并沒有洲際概念。

宸哥的第一個好朋友是路易斯，路易斯是個混血兒，爸爸是德國人，媽媽是肯尼亞人，當時肚子里又懷著一個男孩，當時已經七個月了——就是路易斯媽媽告訴我蚊子與瘧疾的直接關系，才引起我對蚊子的重視。

因為兩個孩子玩得好，兩家大人自然也走得比較近，老王和路易斯爸爸相約帶著兩個孩子出去玩過幾次。

第一學期末，路易斯的爸爸要去南非，路易斯也要跟著走了，走之前他媽媽帶著他來我們家又玩了一次，說讓兩個孩子道道別。男孩子們傻乎乎的，只顧著玩，完全不想第二天就不會再見。

路易斯走了以后，宸哥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好朋友，法國小男孩雨果（Hugo）。

雨果也是個混血兒，爸爸是法國人，媽媽是黑人，但不知道具體是非洲哪國人。

起初我想，雨果的爸爸媽媽一定是得體的紳士家庭，因為他們給孩子取了大作家維克多·雨果的名字。但是我們和雨果家卻從來沒有走近過。我不常去學校，聽老王說雨果媽媽不太友好，很多家長也都不喜歡她，也很少見到雨果的爸爸。

我偶爾參加過幾次學校的活動，還是跟亞洲人比較合得來，印度雙胞胎瑪妮婭（Manya）和馬納夫（Manav）的爸爸媽媽和我們就很投緣。

有次瑪妮婭媽媽告訴我，雨果媽媽從來不好好停車，有次竟然直接把一輛SUV橫在教學樓的小門口，就走進去接孩子去了，她倒車的時候就不可避免地撞在了雨果媽媽的車上，但是她毫不客氣地開走了。

我只見過一次雨果媽媽，身材很小巧，打扮很前衛，穿著緊身的露臍裝，掛著兩只鼻環，背朝我們倚在門庭的柱子上刷手機，不參與媽媽們的八卦會。

我們逐漸地跟瑪妮婭家頻繁地約起來，大人們在一起聊天，孩子們就在一起玩。宸哥也和瑪妮婭姐弟倆漸漸熟悉起來了，那段時間弗吉尼亞老師發來的教學和活動照片，宸哥都是和馬納夫在一起。

瑪妮婭和馬納夫姐弟倆雖然是雙胞胎，但性格迥異，姐姐瑪妮婭像個小公主，長得很漂亮，性格也很強勢，就連宸哥跟他們一起玩，她都要強調Chen Chen是她的好朋友，馬納夫是個小男孩，性格卻很文靜，有得玩似乎就很滿足。但是一到了學校，瑪妮婭就喜歡去找美國小公主凱瑟琳玩，她倆是一個范兒的，宸哥就可以歸馬納夫一個人了。

幼兒園的第二個學期結束后，瑪妮婭一家也走了，他們一家去了烏干達。

宸哥在幼兒園期間最后一個要好的朋友是韓國小男孩敏浩。

敏浩的媽媽在韓國使館工作，有著韓國女人特有的精致和職業女性的干練，爸爸是做IT的，瘦瘦的，中等身材，大光頭，說英語時總是把嘴巴張得很夸張，然后再雷聲大雨點小地收回來。

敏浩還有一個姐姐毓秀，已經上小學了。我們倒是沒有和敏浩一家在學校以外的時間約過，兩個孩子只在學校里玩，形影不離。

敏浩的媽媽已經接到了調去韓國駐美國大使館的調令，所以他們上完第三個學期也要走了。

放假第一天，敏浩家組織了一個道別儀式，邀請他們韓國的朋友和敏浩姐弟倆所有的同學參加。

我們讓宸哥給敏浩選了一個禮物，到了以后發現，敏浩居然給宸哥選了一個一模一樣的玩具！他們又是沒心沒肺地玩了一個下午，然后各奔東西。

幼兒園階段就在這樣不斷的送別中過完了。

每次的送別，孩子都那么歡樂，并不覺得這一次的相聚和以往有任何不同，但大人們知道這樣的離開也許就真的意味著再也見不到。

我們很真誠地互相留下聯系方式，互相道著“再見”“保重”“常聯系”，互相邀約著“有空來我們國家看看”，心里也許不約而同地都有一個疑問：“再見面的幾率有多大？”

疑問有多大，邀約就有多真誠。

國際學校，就像一個驛站，讓旅居異國他鄉的孩子和家長們在這里匆匆相聚，又匆匆分離。

幼兒園結束后，我們最后選擇去Feza國際學校讀小學，跟前一年一樣，大人孩子各取所需，孩子喜歡校園，大人權衡性價比。

這是一家包含1到12年級的大學校，因為有校車接送，我們除了運動會、家長會和宸哥的生日會，很少去學校，也幾乎不認識別的家長。

宸哥分在1A班，一共14個孩子，主課老師Nina是菲律賓人，類似國內的班主任，但是英語、數學、科學都歸她教，上下課時間也可以在大范圍內自主規劃，另有專門的老師負責斯語、美術、音樂、體育等科目的教學。

宸哥又和另一個名叫路易斯的坦桑男孩成了好朋友。他最快樂的時光是每天放學坐校車回家時，從車流中的賣貨小哥手里花1000先令買一個冰淇淋，再花1000先令買一包薯片之類的零食跟Louis分著吃。

小學有了作業，但是并不多，孩子寫得比較從容，字卻是寫得越來越好的。

期末照例要開家長會，但是并不是把家長聚在一起，再按孩子的表現論資排輩，而是一家一家單獨約談，每家大概15分鐘，老師事先排好了時間，分別通知家長按時間點到校，成績單也只是給孩子本人的，就事論事，鼓勵為主。

所以宸哥在學校一直過得很快樂，覺得學校是個好去處。

第一學年結束，我們回國休假前夕的某一天，老王和同事黃丹在莫羅戈羅（Morogoro）出差，宸哥去了小朋友家玩，我一個人在家打掃衛生的時候，接到了一個陌生電話。

對方是個女性，一口歐洲口音的英語：

“嗨，我是喬安娜，你還記得我嗎？”

我一下子想到了那個綠漆鐵門，還有那個給了我“國際學校”第一印象的小院子，后來聽說那所學校沒有再辦下去，我們孔院五周年慶典的時候，喬安娜還帶著菲利普露過面。我不知道她的難以為繼是不是多多少少跟我們的拒絕有點關系，但我一直記得她當時發給我的信息里字里行間的誠懇和殷切，所以心里總隱隱約約有點愧疚。

我于是高興地說：

“嗨，喬安娜，我當然記得，你好嗎？”

她說：

“謝謝，我很好。我有個事需要你幫忙，我現在在機場，但是入境需要交100萬先令（約3000元人民幣），你能送過來給我嗎？”

我一下子愣住了，這太像我們熟知的一些詐騙套路了，我于是確認了一下：

“你真的是喬安娜？”

我還想問她是不是“Lexis的喬安娜”，但是我及時忍住了，我覺得這個時候不應該主動提供太多信息。

她說是的，然后又把她的“處境”跟我說了一遍，電話上聽起來的確不是非洲人。

我一邊聽她說話拖延時間，一邊迅速地在腦子里回想和喬安娜的全部交往史，的確簡單得短短的幾秒鐘就梳理完了，除了那兩次會面和幾條長長的短信，我跟她再沒有過交集，她在這里多年，有老公，有朋友，我相信她要在這個城市求助，我應該是她最不可能想到的人之一了。

于是我說：

“哦，喬安娜，我很想幫助你，可是，我現在不在達市，在莫羅戈羅出差呢……”

她一頓，說：

“錢不多啊，只有100萬先令而已，又不是美元！”

我心想，你還真是敢說啊，100萬美元，我可能就直接把電話掛了。

嘴上卻臨時編了個謊言，讓我的拒絕顯得不那么生硬：

“我知道，錢是不多，只是我人不在達市，在莫羅戈羅出差，兩天后回來，你等得了嗎？”

她說：

“哦，那算了吧。”

我本來想說聲“抱歉”的，但她匆匆掛了電話。

我愣在那里，開始瞎想：

會不會真的是喬安娜呢？

如果是真的，我肯定不是她的第一個求助對象，應該是她求助名單上排在最后的人了，能找到我，估計已經被拒絕了很多次了吧？

只是，為什么她入境要交那么多錢？我們入境從來沒有遇到過這么個數字，一般落地簽只要50美元！

等等！她不是已經結婚，嫁給坦桑人了嗎？作為公民，她應該是不用繳入境費的。

但我終究還是沒有再打電話去確認，我沒有那個勇氣，僅憑一股仗義的俠氣，把孩子放在家里，帶著一沓現金，開車走上最擁堵的機場路，一來一回不知道要耗費多長時間，也不知道會不會碰上交警......

好吧，我承認，我就是不愿相信那真的會是喬安娜，雖然那個聲音十有八九就是她。

從此以后，我再也沒有接到過令我如此“驚喜”的、跟國際學校有關的電話。

歡迎歡迎我的公號：講故事的簡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