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周末，空閑無事，特意選擇去5公里外的“趙師傅”用早餐。早餐過后，行至江邊，本著放松娛樂、打發時間的心態就坐上了駛往武漢關碼頭的輪渡。我依稀地記得上一次坐輪渡還是在初中的時候，具體是哪一年，說實話已經記不清了。可我卻清晰地記得自己為什么坐上那艘破破爛爛的客船，而網絡為我提供了這一便利，百度一下我便知道那已是十年前的故事了。
2010年5月，正在上初中的我，聽美術老師講畢加索的真跡正在“美術館”展出。但我卻忽略了究竟是哪一家美術館，我只記得老師說他從學校騎個摩托車十分鐘就到了。以這句話為依托，我和父親開始在這個范圍內進行排查，第一站去了湖北美術學院美術館。我記得當時，整個場館展出的都是學生的畢業作品，與“畢加索”三個字毫無瓜葛。最后，坐在的士上，聽到司機的建議才知道原來漢口有一個“很大的美術館”。
這是我第一次和武漢美術館（新館）相遇，被歲月涂上淺黃的歐式花崗巖建筑佇立在中山大道的中央，把漫長的中山大道分成了兩半，另一半叫做“保華街”。美術館的最上方，用浮雕刻成四個大字——“金城銀行”，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它曾經的名字。果然，我苦苦搜尋了一整天的“畢加索”就在這里。而從這一天起，這個地方就和我的生活交匯在了一起。
也是帶著這心滿意足的喜悅，我們沒有直接打車回家，而是在武漢關搭上了駛往江南的輪渡。這是我第一次踏上江船的甲板，沒想到我再一次踏上時已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一、畢加索與徐唯辛
我因畢加索而走進“金城銀行”，卻在這里結下了新的緣分。我也早就想到畢加索的畫作不會很多，畢竟在整個亞洲地區也只有中國美術館收藏了四幅畢加索的真跡。而武漢美術館中的這兩幅：《帶鳥的步兵》和《花瓶邊的男人和女人，半身像》恰恰就是來自和中國美術館的聯合展出。當然，范迪安館長攜中國美術館一同帶來的除了畢加索的兩幅真跡以外，還有另外42件西方名家作品，這些作品全部來自于德國著名藝術品收藏家路德維希夫婦的捐贈。但顯而易見的是，這兩幅畢加索畫作的光芒早已蓋過了其他藝術家的作品，在外行人眼里“中國美術館藏路德維希夫婦捐贈國際藝術作品展”（2010.4.27-2010.6.30，武漢美術館）儼然已經變成了“畢加索真跡展”。
當我走出二樓的1號、2號兩個展廳，我遇見了他（準確地說是他的作品）——一位讓我看一次就記住了十年的藝術家，他就是徐唯辛。關注現實、關注人生、關注歷史一直是徐唯辛藝術創作的主旋律（樊楓，2014）。他用巨幅的半身像把那些灰頭土臉，被歲月和艱辛打磨過的工人形象展現在我的眼前，而在這些“黑乎乎”的工人的臉上我看到的是希望的笑容。徐唯辛像很多藝術家一樣畫歷史人物的肖像，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但他同時也畫平凡的勞動人民，礦工劉永貴、礦工劉志祥……
在那一刻，這些曾經叱咤風云的領袖們就和工人兄弟們和諧地存在于一個展廳中。這個展覽被命名為《眾生》，他們都是天地之間蕓蕓眾生的一部分。無論是誰，無論是萬人敬仰的英模還是默默工作的勞動者，他們代表著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段記憶、一顆靈魂。就像徐唯辛教授自己所說，“作品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對自己內心的救贖”，他的繪畫，他所刻畫的人物，讓我在那一刻看到了整個中國的歷史，讓我在13歲不到的年紀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人民和生命的雙重力量。
十年過去了，我并沒有再在現場親眼看過徐唯辛教授的展覽，但我知道他在這十年里帶著自己四十余年的藝術積淀走到了世界各地，也同時走進了我的心里，在我的記憶里一待就是十年，我相信他還會繼續留在我的心里，一直向我輸送著無窮的精神力量。
二、記憶深處的“紅沙發”
什么才是藝術？
其實沒有人能準確地回答這個問題，即便是世界一流的藝術大師也不能。畢加索、杜尚、達利……這些站在時代藝術之巔的大師們，他們每一個人都是藝術的天才，是那些技巧性選手奮斗一生都難以望其項背的，他們每一個人都在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刷新著人類對藝術有限的認知。
武漢美術館就讓我認識了一位來自攝影藝術界的“天才”——霍斯特·瓦克巴特（Horst Wackerbath）和他的“紅沙發”。霍斯特的紅沙發伴隨他走過了數十年的歲月、幾萬里的土地，走上瓦特納冰原、走上大陸板塊的裂谷、走進布魯塞爾的聯合國大樓、走上不知名的公路，也走到我熟悉的武漢，在長江邊、在中山公園、在老漢口的屋頂……武漢是霍斯特在中國的第一站，也是唯一一站，他在武漢留下了他的20多幅“紅沙發”并將其中幾幅贈送給了武漢美術館，其中包括《陳波（Bo Chen），彝族人，中國藝術家及老師 武漢美術館》、《漢口江灘》等。
霍斯特和他的“紅沙發”讓我對攝影產生了強烈的好感，讓我感受到了那種與“照相”完全不同的視覺沖擊和藝術魅力。攝影藝術不再拘泥于對真實景觀的客觀反映，而是將那種來源于真實環境的精神又從真實環境中抽離出來。藝術非常強調觀念，甚至觀念性的表達成為了藝術創作與意義的一個起點（王春辰，2009），“紅沙發”作為一種“社會雕塑”傳達著超出攝影藝術本身美感的社會價值和哲學思考。借助一個共同的意象，把來自51個國家的近七百個普通人（截止至2012年）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整體。把來自不同自然環境、不同社會環境、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對待生活的態度反映在觀眾面前。拉近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距離。
“紅沙發”教會了我什么是“現成品藝術”，教會了我如何站在藝術巨人的肩膀上去創造屬于自己的藝術作品。如果說霍斯特是杜尚的《泉》的學習者，那我覺得自己也能算是半個霍斯特的“學生”，學習他用一張“紅沙發”把屬于自己的哲思反映在對視覺的沖擊上。
三、“逃課”美術館
“沒逃過課的大（zhong）學是不完整的”，不管這句話有沒有道理，總之我逃了，我相信很多人逃了，但是我也相信沒幾個人會和我一樣逃課去美術館。
其實這只是一次偶然，第一我沒有經常這么做，這是唯一一次；第二我也不是為了去看展而逃學。只是碰巧趕上周末休息前的最后一節課，碰巧不想聽地理老師老生常談式的考卷解析，碰巧沒有人到學校來接我回家（家住武昌，在漢口上學），碰巧美術館就在我乘地鐵回家的必經之路上。
列車已經發動了我還在猶豫，最終還是在江漢路站下了車。
我記得是國畫和書法展覽，創作者就是武漢本土的藝術家魯永歡和萬軍。魯永歡被譽為“中國長江畫家”，在他五十余年的藝術生涯中，鐘情于長江山水，把一個土生土長的江城伢對長江的熱愛融入到了每幅作品之中。魯永歡之于長江三峽，就好像吳作人之于黃河三門峽一樣，在我看來就此處而言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他自己卻說我對長江的認識還遠遠不夠，他被中央電視臺稱作“長江的兒子”，他對長江的熱愛、探索，數十年如一日，直至辭世也從未改變。魯永歡先生于2020年9月25日在武漢逝世，我有幸在多年前在武漢美術館欣賞過他的作品。武漢作協副主席王新民（2017）在文章中提到“魯永歡在傳統中國畫基礎上的開拓精神”是不可磨滅的。魯永歡運用版畫藝術風格賦予傳統國畫以現代感，又極富審美價值。這種融合創新，在整個中國美術發展史上都是獨樹一幟的。
萬軍作為湖北地區的書法大家，其作品也是相當出彩的。萬軍本人工行草，但他的一幅篆書變體作品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書“明月松間照”，下有“清泉石上流”。字與字之間錯落有致、相映成趣，看似排版雜亂無章，實則巧妙地構成了一個完美的整體，給人一種強烈的先鋒感。
“楚天墨妙——武漢市文史研究館館員魯永歡、萬軍書畫展”，二人一書一畫，好不有趣。“楚天墨妙”作為武漢美術館為武漢市文史研究館開辟的一個專題系列，參與到這個專題的藝術家還有張軍、魏金修（2015），楊坤炳、聞立圣（2017），唐翼明、謝申（2018）等等。武漢美術館為這些盤踞在文史研究館里的藝術大師們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展示舞臺，讓他們的佳作可以不斷地呈現在觀眾眼前。
四、“墨與物”第二屆武漢水墨雙年展
這是我從澳大利亞回來以后，在武漢美術館看的第一個展覽，也是武漢美術館自2017年首屆起創設的一個長期學術品牌展。
說起“水墨”，中國人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國畫、書法，可在這里恰恰相反，你根本看不到一幅傳統國畫或書法作品。整棟“金城銀行”在這三個月里（2019年11月-2020年2月）充斥著滿滿的“現代感”。參展的四十位水墨藝術家，把水墨在當代社會下可以呈現的各種可能展現出來。現代的水墨作品，不再拘泥于去表達或是描繪一個具體的意象，而是創作中所遇到的一切都將可以作為一個作品的“本初”。就像這場展覽分出的六個單元：墨與筆、墨與心、墨與墨、墨與物、物與物，這些正是中國文化與現代社會碰撞的產物，“固有的中國空間”就在這種碰撞與融合的過程中“被改造”了（王春辰，2009）。
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副館長王春辰教授，作為本次展覽的主策展人，他在“墨與心”的前言中提到“墨是世界的一種物質，要領悟墨的存在方式并非孤立的現象，人的主體價值才是墨的根本”（王春辰，2019）。水墨和人心的結合，才是藝術的源泉。比如說來自日本的藝術家原田久，他為這場“雙年展”帶來了自己系列作品《天、地、人》。水墨在白紙上自由地揮灑，沒有規律和約束，墨和筆和心在他的紙上合而為一。逐漸地，藝術家在探討水墨與心靈的關系時，筆開始變得多余（這大概也就是把“墨與筆”放在第一單元的原因）。丟掉了畫筆的梁銓，把宣紙的形狀和顏色發揮到恰到好處，讓色塊藝術不再僅僅是西洋畫的專利，宣紙和水墨一樣可以碰撞出這樣現代主義的藝術。
“我們今天對水墨的知識和理解已經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候”（王春辰，2019），那么對其運用的自由程度也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墨作為物質的本質被藝術家在不同的空間內探討，墨的變化就是人心和人性的變化，是社會、歷史的具化，是人類與世界關系的具體表現。
五、我與“金城銀行”
金城銀行大樓已經在中山大道和保華街之間佇立了90年。在這漫長的歲月里，它從金融港灣變成了戰時的日軍特務部，抗戰勝利后重新恢復銀行職能，解放后成立武漢市圖書館，1957年設立武漢少年兒童圖書館（陳勇勁，2020），最后在2008年變成了我記憶中的模樣——武漢美術館。不像樊楓、魯虹這些藝壇大佬們，在他們的記敘中，從童年時代起“金城銀行”就伴隨他們走過了漫長的歲月。樊楓小學時在少年兒童圖書館參加文藝演出（樊楓，2020），魯虹在兒時就聽爺爺講起過在“金城銀行”里辦業務的故事（魯虹，2020）。而生長在長江南岸的我，直至初中才第一次聽說并看見這棟充滿傳奇的大樓。
我在這里的十年，遇見了畢加索、莫奈、馬克·呂布、霍斯特·瓦克巴特、徐唯辛、傅中望、冷軍等數十位中外藝術名家的作品，在這里與他們邂逅、交流。十年里，“金城銀行”成為了我和藝術家們交流的首要平臺，但我卻從來沒有真正地了解過這棟大樓自己的故事。武漢美術館講述自己故事的時間并不多，這是正巧趕上金城銀行大樓建成90周年的契機，“藝術之城——金城銀行前世今生”項目應運而生。在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武漢美術館是對坐落在交通島上的“金城里”建筑群的一次徹底改造。金城銀行背后的“金城里”最早是提供給銀行員工的宿舍，在90年的歲月打磨之后已經變得破爛不堪。經過3年（2005-2008）的改造，曾經的“金城里”被整個連結到了一起，形成了一個大型的建筑體——保華街2號，也就是我熟悉的武漢美術館。
這次徹底的改造，讓本來破舊的里弄重煥青春，卻也同時讓耄耋之年的金城銀行大樓不至于被破壞。這是優秀歷史建筑利用式保護的一次成功試驗。2017年11月，武漢以“老城新生”為申報主題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網絡“設計之都”（宋文翔，2020），“金城銀行”絕對是功不可沒的。“世界工程設計之都”對獲得加盟資格的城市而言，不僅僅是肯定其在設計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是以設計為發展主題和發展定位的創意城市（唐良智，2011）。武漢美術館作為“少有的依然屹立在市中心而且將老建筑與新建筑融為一體的美術館”（吳洪亮，2020），其發揮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作為一家國內首屈一指的優秀美術館，武漢美術館在武漢，乃至華中地區的藝術建設、培養和推廣上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為漢口“租界區”優秀歷史建筑，武漢美術館的外觀保留了金城銀行的總體風格，又將“金城里”建筑群納入到美術館的覆蓋范圍之內，對武漢歷史建筑的保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對我個人而言，武漢美術館于我是一個釋放心靈的地方，我在這里可以和來自全國乃至全世界、跨越時代的藝術家們近距離接觸，在這里感受藝術帶給一座城市的多層次魅力，甚至只是在這里打發一個無所事事的下午……
毫無疑問，武漢美術館是我在這十年里重復造訪次數最多的文化藝術場所。我在這里享受到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享受不到的樂趣和滿足感。記得2017年12月31日，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美術館門口排了近兩個小時的長隊，只為進去欣賞來自地球另一端的《睡蓮》真跡。這也是武漢美術館開館以來從未有過的場面，單日高峰達4000人次（宋文翔，2020）。這絕對是，武漢身處中西方藝術交流前沿的一次成功嘗試，也為武漢向藝術之城邁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武漢美術館的發展伴隨著我的成長，我也親眼看著“金城銀行”在現當代藝術的浸潤下綻放出與眾不同的光彩。植根江城，放眼全球，我相信武漢美術館今后的路將會走得越來越遠，而我也會用自己的熱忱去永遠擁抱這一片天堂。
參考文獻
陳勇勁，《藝術之城：金城銀行前世今生（1930-2020）前言》，武漢美術館展出中，2020.
樊楓，《武漢美術館年鑒：2008-2013》，武漢出版社，2014.
樊楓，《藝術美麗一座城市》，武漢美術館展出中，2020.
魯虹，《我與金城銀行大樓的緣分》，武漢美術館展出中，2020.
宋文翔，《從“金城銀行”到“武漢美術館”的歷史敘事——漫談城市發展中的視覺文化變遷》，武漢美術館展出中，2020.
唐良智，《打造世界工程設計之都》，《財經》2011夏季達沃斯論壇會刊，收錄于《武漢美術館年鑒：2008-2013》，武漢出版社，2014: 194-196.
王春辰，《不確定的時間與現實變形——關于當代中國的藝術》，2009. 收錄于《武漢美術館年鑒：2008-2013》，武漢出版社，2014: 172-175.
王春辰，《我眼中的“墨與物”》，“墨與物”第二屆武漢水墨雙年展前言，武漢美術館，2019.
王新民，《“特立獨行的山水之歌”魯永歡老師作品欣賞》，2017.
吳洪亮，《濃縮的美感——談談我與武漢美術館的攜手之情》，武漢美術館展出中，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