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說去年也不是什么特殊的紀念之年，卻接連有兩部講述二戰初段歷史的電影搬上熒幕。年中的《敦刻爾克》摒棄了宏大的歷史敘事，以普通士兵和平民的視角，刻畫了戰爭中人性的脆弱與堅強；而年底的《至暗時刻》，則幾乎沒有任何底層社會描寫，把光芒聚焦到了廟堂之上的最高峰，偉大的溫斯頓·丘吉爾，在他人生中最偉大的1940年，所經歷的抉擇與堅守。
丘吉爾究竟是何許人也？他是無數媒體與民調選出的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然而不幸的是，他恰恰身處于自己那個偉大帝國最后的暮色之中，進行著壯麗而決然的抗爭。關于他的身份，他是個政治家、演說家、作家，甚至是個畫家，但在我眼中，他首先是一個歷史學家。他的思維與視角，都是基于歷史層面的，這個歷史，沉淀于大英帝國數百年來浩瀚的煙海之中，他是這套歷史規則最堅強的捍衛者，卻也是最可悲的殉道者。
想要理解丘吉爾，當然首先要去讀他自己的著作。他是史上唯一一個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政治家，總計達十卷本（中譯本通常是十七卷本）的兩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卷帙浩繁，同時也充滿著濃重的丘吉爾風格。盡管他的主要人生經歷在20世紀，但他更像是一個19世紀的老派貴族，那種貴族的氣質，骨子里的自尊，也浸潤在他筆下的字里行間。現實世界中的丘吉爾言辭犀利，不愧“毒舌”之名，但是在他的回憶錄里，你幾乎看不到他對同事或是政治對手的嘲諷和奚落。以內維爾·張伯倫為例，盡管丘吉爾對其主導的綏靖政策大為不滿，但在德國入侵波蘭，張伯倫內閣對德宣戰之后，丘吉爾依然稱贊他的勇氣和果斷，并且愿意加入戰時內閣輔佐他。丘吉爾深知，貶低對手無益于拔高自己，他的尊嚴正是建立在同樣為國盡忠的同僚之上，沒有這些杰出之人映襯，自己所爭又為何呢？就任首相后，他堅持讓張伯倫加入自己的內閣，并讓他出席所有的會議，這點連尼克松都深感敬佩。很有意思的是20世紀另一位政治強人基辛格的回憶錄，基辛格評價他人的句式，永遠是先寫這個人如何優秀，然后筆鋒一轉寫他性格中的某一弱點使他犯下了致命的錯誤，導致了一系列不堪的后果，這種欲抑先揚的手法唯一反映的就是作者本人的極端自負，這是典型的底層平民通過不懈努力登上權力巔峰后自我意識的流露，丘吉爾在骨子里是不屑于這種形式的。
體會丘吉爾的性格，以及這種性格造就他在1940年的崛起，有一篇最佳的讀物就是以賽亞·伯林的《溫斯頓·丘吉爾在1940年》（收錄于伯林的文集《個人印象》中），在這篇文章里，伯林寫到了丘吉爾的雄辯、性格，以及他與羅斯福的鮮明對比。羅斯福可能是一個來自未來的領袖，如果沒有他對新事物的創造與接受，美國不可能有新政，不可能走出孤立主義的桎梏，更不可能組建聯合國，并以此獲得了戰后世界的主導權。而丘吉爾顯然沉迷于過去，他對世界的見解依然離不開19世紀的大國均勢、自由與民主的普世原則。因此哪怕是在盟國關系最密切的歲月里，他也沒有放松對蘇聯的警惕，因為英國在歷史上就一直緊盯著俄國的擴張主義，同時斯大林的獨裁制度在任何層面都是無法讓丘吉爾接受的。
如此一個老派的政治家，在現實生活中自然有其獨特的表達方式。首先就是他始終堅守自己的政治原則。在丘吉爾的政治生涯中，他曾有一次“叛變”的經歷，1905年他因為拒絕執行保守黨的政策被取消黨員資格，隨即加入自由黨陣營，并以新的身份擔任內閣職務。到1923年他參選失利后又重新投入保守黨，這段經歷在保守黨的袞袞諸公們看來自然是一個污點，而丘吉爾始終認為改變的不是自己而是黨派，比起忠誠于黨派，顯然忠誠于原則更符合自己的行事風格。其次就是他內心教化民眾的天然責任。丘吉爾認為政治精英應該幫助民眾作出正確的選擇，是以他無論在位還是在野，始終沒有放棄大聲疾呼，而語言，也成為丘吉爾最強大的力量。二戰爆發前的幾年里，他一直在警告德國已經武裝起來，呼吁英國加強軍備，整個國家卻置若罔聞，事實證明了他的正確，在這種時候，無論對手也好，人民也好，都只能拜服在他的腳下，聆聽他的教誨，推選他成為領袖。
然而這種事情，做多了也會搞出反效果。到1945年，眼見即將贏下戰爭，英國人或許又對丘吉爾那喋喋不休的說教感到厭倦了。在這一年的大選中，丘吉爾和他的保守黨居然敗選，整個國家似乎都做好了準備，讓工黨帶領他們走向戰后時代了。這種事情放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一個帶領國家贏得戰爭的領袖，怎么可能在勝利日之前輸掉選舉呢？要知道蔣委員長個人聲望的巔峰就是在1945年啊！此情此景，丘吉爾也只能自我安慰，引用古希臘哲學家普魯塔克的名言：“對自己的英雄人物忘恩負義，是一個強大民族的標志。”當年帶領希臘在馬拉松戰役中擊敗波斯的米泰亞德，因為隨后率軍沒有攻下帕洛斯島，被希臘法院判了死刑。
羅斯福是跨越時代的領袖，他的遺產至今仍然影響著世界，人們在當時就認同了這一點，因此無論是身前還是身后，他始終都備受贊譽。而丘吉爾基于歷史總結的經驗會讓新一代的人們感到過時，認為這是一個垂垂老矣的人拋不開過往的象征。然而歷史總是一再重演，人們總是在事過境遷之后才能真正感知丘吉爾的偉大。
算起來，丘吉爾和羅斯福是遠房表親（他們母親的曾祖母是親姐妹），他們之間偉大的合作，他們在大西洋“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上的那次握手，以及他們在整個戰爭期間的那些通信，點亮了自由世界最后的曙光。但丘吉爾和羅斯福的關系是否真的如人們想象的那樣親密無間？在電影《至暗時刻》里，丘吉爾在最困難的時候向羅斯福電話求助，而羅斯福的回答令他失望。丘吉爾一直覺得美國在戰時對英國的援助實實在在地剝掉了英帝國的最后一層皮，有趣的是，丘吉爾并沒有出席羅斯福的葬禮，而1965年，時任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同樣沒有出席丘吉爾的葬禮。
所幸丘吉爾所熱愛的歷史，最終會還他以公正。以賽亞·伯林如此苛刻的評價標準，都承認丘吉爾是“他的國家的救星，一個屬于現實同樣也屬于傳說的神話英雄，我們時代最大寫的人”。尼克松也算非常自負了，但他視丘吉爾為“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偉人”，為了能夠和丘吉爾會面而倍感激動，他在《領袖們》一書里寫丘吉爾：“1940年，當他的祖國最終需要唯獨他能提供的經驗和領導能力時，他有幸還活著。”1940年是英國的至暗時刻，卻是丘吉爾至尊的巔峰，他只手挽救了這個曾經強盛的帝國，在不可逆轉的歷史洪流之中找到了屬于國家、屬于自己最后的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