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樂》是現代女作家蕭紅后期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相較于《生死場》和《呼蘭河傳》， 《馬伯樂》有被冷落的感覺。但事實上，《馬伯樂》是一部值得我們重視的作品，就蕭紅已經完成的部分來看，作品中的人物已然成型。馬伯樂，應該說是中國現代文學中還從來沒有被描述過的性格，并不僅僅是一般人認為的是一個崇洋、自私、卑瑣的知識分子形象。通過細讀文本，我認為馬伯樂身上存在著一種典型的悖論性格，即精神勝利法與逃避主義集于一身，這種“一體兩面”的性格特征相輔相成，水乳交融，是蕭紅國民性寫作的獨特發現，有力地豐富了知識分子的形象內涵。

一． 精神勝利法

馬伯樂出生在青島一個信奉洋教且家境殷實的封建家庭，作為“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青年，他和所有年輕人一樣，渴望自由戀愛，試圖反抗封建家庭的束縛。于是，在父親的再三阻撓下，他終于下定決心“逃往”上海的一所大學旁聽。但是馬伯樂沒有絲毫謀生的能力，離開了家庭的經濟支持，他在上海寸步難行，在生活難以維持的窘境之下，他只能放棄學業，灰溜溜的回到家里。但是家人給予馬伯樂的只有無盡的嘲笑和白眼，馬伯樂忍受不了一毛不拔的父親、冷漠強悍的太太以及窩囊的家庭地位，于是他找了一個很好的方法來消解自己心頭的郁悶——在窮朋友面前擺闊，“我的父親有七八萬的財產。”不要用說第二句話，窮人的眼睛就亮了，這樣馬伯樂的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他在精神上勝利了。這讓我想到了魯迅筆下的阿Q,他沒有固定的職業和穩定的收入，甚至連最基本的家庭關系都沒有，卻能堂而皇之的在眾人面前吹噓“我們先前——比你闊多了！你算什么東西！”

“盧溝橋”事件發生了，這給了馬伯樂再一次由青島逃到上海的理由。他租住在一所沒有光線，基礎設施不完善的狹窄房屋里，整天吃蛋炒飯，從不洗漱和打掃衛生，在太太沒有來到上海的三個月里，他甚至沒有理過發、刮過胡須。這個時候的馬伯樂在生活上可以說與乞丐無任何差別，但他卻自我安慰說吃不飽的目的是為了訓練，他在精神上欣賞著就叫花子受過訓練的饑餓“美”，欣賞著叫花子吃不飽也不哭，也不想法子再吃的“優美”，典型的應驗了魯迅先生的那句話，“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撫摸，陶醉，那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就像啊Q頭上的癩瘡疤，別人取笑他，可他卻覺得這癩瘡疤非同尋常，是一種高尚的光榮的癩瘡疤。因此，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即用純粹想象中的勝利作為對實際失敗的一種補償，在馬伯樂身上也有同樣的體現。在這種自欺欺人假象下，馬伯樂感到幸福至極。恩格斯說過，“他們既對物質上的解放感到絕望，就去追尋精神上的替代解放，就去追尋思想上的安慰，以擺脫完全的絕望處境。”但事實上，精神勝利法絲毫沒有改變一個人因失敗而產生的屈辱狀態，反而使人有了虛幻的勝利而感到心滿意足。用這一點來詮釋馬伯樂的處境恰如其分，國難當頭，他既不奔赴前線抗日救國，也不在后方做援助工作，甚至不像社會上最平凡的百姓一樣雖做不出利國利民的大事卻過著簡單的生活，他在張大耳朵面前吹噓，“日本的大炮還沒響，我就聽見了。你小子好大勇氣，跑這里來唬人。三天不見，你可就成了英雄！好像打日本這件事是由你領導著的樣子。”其言下之意這打日本的事是他馬伯樂所領導的，因為日本人要沒有他的預言能打來嗎？因此聽到張大耳朵的溢美之詞時，馬伯樂的精神上又感到了勝利，“他越想越覺得自己是個將軍了。” 這是一種典型的以理想化自居，靠著想象力的幫助，個人賦予自己種種崇高品質，從而使人擺脫痛苦和難以忍受的感情，并使他們“最終神秘地實現自我及自己的生活” 。理想化是一種幻覺，是不現實的，而馬伯樂正是用這種不現實的幻覺來遮掩自己逃難的窘境，以此彰顯自己所謂的“先見之明”。

當然，馬伯樂的這種精神勝利法還表現在其他諸多方面，如他的口頭禪“他媽的中國人”，每當受了父親、妻子或是別人的氣，一句“他媽的中國人”滿腔怒火馬上就會煙消云散，同時馬伯樂也如同阿Q一樣為轉嫁屈辱而向弱小者泄憤，如踢翻買荸薺的小男孩，揍倒毫無還手能力的老頭等。

在這里，蕭紅為我們描寫的是在當時的作品中備受排斥的，幾乎被遺忘的國民性病態，她認為：中國人的靈魂在全世界中說起來就是病態的靈魂，因此，魯迅未完成的事業我們接受下來了。所以其作品的鋒芒直指愚昧無知， 自私自利，口是心非的國民劣根性。但同時，馬伯樂 作為“五四”以后成長起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再加上蕭紅的重“體驗性”的寫作，其形象又有別于阿Q。

二． 逃避主義

很顯然，現實生活中的馬伯樂是卑瑣無能的：大學考不上，生意做不成，生活上沒有謀生的能力，愛情上沒有追求的勇氣，在這種處境下，除了有時用阿 Q式的精神勝利法來自欺欺人外，更多的時候不得不面對殘酷的現實，于是逃避主義就成為了他的行為準則和處世態度。遇到什么困境，馬伯樂的辦法就是逃跑。他總的原則是：萬事總要留個退步，而他對萬事的思考都只有一種：未發生的事情，他能夠預測到它要發生，壞的他能夠越想越壞。悲觀的事情讓他一想，能夠想到不可收拾。于是他的退步就變成了逃避，“逃”成了他處理事情的唯一方法，他的一部生活史其實就是一部“逃”的歷史。

在家里，父親發怒了，他逃；太太生氣了，他逃；盧溝橋事件的發生，又給了他冠冕堂皇的逃跑機會。可當他來到上海卻發現了一片歌舞升平的繁榮景象，他頓時感到悲觀失望，惶惶不可終日，他在大街小巷挨家挨戶傳播上海即將淪陷的謠言，希望得到民眾的信任從而營造一種逃難氣氛，這樣太太也能趕來上海解決他貧窮困頓的局面，甚至夜晚躺在床上的時候他都在企盼日本人能趕緊打到青島去，從而樹立自己未卜先知的形象。

“八一三”后太太從青島帶著錢趕來解了馬伯樂的燃眉之急，也為馬伯樂的再逃提供了資本，于是他積極熱情地籌劃著逃往南京，再逃到漢口。逃到漢口后，馬伯樂最初的志得意滿并未持續多久，當下生活的平淡、無所事事，對前途、未來的不可知又使他憂心忡忡，生活的無意義、空虛再一次占滿了他的心靈。他神情默然，焦慮不安，又開始陷入悲哀、無聊的沉思之中。“到那時候可怎么辦” 的擔憂再一次襲上他的心頭，他的處境就像地洞中的老鼠，需要不斷地為自己蓄積糧食才能讓自己有安全感一樣，馬伯樂只有在不斷的“逃” 的過程中才覺得自己是安全、開心的，仿佛逃的結束，就是生活意義的結束。所以，武漢又要撤退的消息無疑成為注入馬伯樂生命的一支強心針，他馬上聚精會神起來，想到即將到來的逃亡，馬伯樂精神飽滿，具有“任何人也阻擋不了的氣勢”，他是以一種充滿激情的姿態在迎接逃亡，然而到了另一個地方，依然有著他一眼就能看到的未來的悲哀，他依然惶惶不可終日。

對于馬伯樂來說，人生除了自欺欺人就是逃避，他所有的“生”的樂趣只能在“逃”的過程中還能體現一些，不逃即死。在他身上，我們明顯感覺到：他作為人的精神、價值早已失落，活著沒有任何意義，不僅在家庭中沒有位置，在社會坐標中也沒有任何一個屬于他自己的點， 一事一物無不是為了逃而打算，甚至無難也要逃，因此，他的逃是其面對現實生活的全方位的撤退，它隱喻著知識分子精神的萎靡與退縮。他們口頭上、筆頭上所宣揚的民族大義在他們的實際退卻中被消解殆盡，留下的僅是當時作品中幾乎被遺忘的國民劣根性：自私，茍安，逃避。

三． 馬伯樂的形象意義

魯迅的《阿Q正傳》是由一個覺悟的知識分子寫一個不覺悟的農民，是在普遍的啟蒙思潮支持下產生的啟蒙作品；而蕭紅的《馬伯樂》是由一個游離于抗戰主流陣營之外的知識分子寫另一個知識分子，是抗戰大背景下產生的另類作品，但在今天看來，《馬伯樂》完全可以歸于《阿Q正傳》式的“改造國民性” 主題，只不過與阿Q相比，這種國民劣根性的載體轉 移到了知識分子身上。

我想這也是蕭紅寫作生涯中的一種開拓和延伸，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是“沉睡在鐵屋子里”的落后農民，這是民眾所能接受和理解的愚昧形象，但是蕭紅告訴我們，在那個年代，這種自私、落后和茍安的國民劣根性同樣存在在我們眼中受過“五四‘新思潮影響的先進知識分子身上。在文學史上，有人認為《馬伯樂》這篇小說“主題開拓不深，政治意義不大” ，但我更認同它“在現代文學史上有其他作品無可替代的價值。”這種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