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覺得怎樣才算黃金時代?
他說:“你所處的時代,
有什么特別看不順眼的,
你去盡力把它改變,
那也就接近黃金時代了。”
然而,他身邊的人卻不理解他的行為,
看著他一意孤行的決意,
母親總是激動的勸解:
“你這不是普度眾生,是自毀前程。”
他叫杜聰,
29歲以前,
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學士,
哈佛大學碩士,
華爾街投行銀行副總裁,
瑞士銀行駐香港聯席董事,
法國銀行副總裁。
他的事業曾得到過李兆基和克林頓的支持,
他的照片至今還掛在法國國家巴黎銀行總部大堂。
在當時的90年代,
他就已經年薪百萬,
還曾對母親許愿,
要成為華爾街最出色銀行家,
在最接近夢想的時候,
他卻變得身無分文,
生活在偏遠的鄉村。
那是2002年,
因為工作關系,
杜聰來到河南,
偶然間,
發現這里有一個特殊的群體。
這個群體貧窮又沒受過教育,
缺錢導致他們賣血貼補家用,
而那些非法的采血機構,
并不會注意衛生安全,
共用針頭、疾病血液,
使很多村民染上了艾滋。
為了了解更多,
杜聰曾一天,
跑遍周圍所有的村落,
他發現每10個成年人中,
就有4-6個感染了艾滋。
杜聰說,
他們住在陰暗破陋的房屋里,
因為藥物十分缺乏,
病人普遍發燒、咳嗽、腹瀉,長滿了皰疹。
有的就那樣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
甚至身體已經潰爛,
隨時都可能毫無尊嚴地死去。
而他們的孩子更為可憐,
有的一出生就攜帶艾滋病毒,
不久后便會痛苦的死去;
即便健康的孩子,
也因為親人的逝去,
被視為不詳而被孤立。
在這一天中,
杜聰感受到太多的悲痛,
他看到一位老奶奶抱著兩個孫子,
孩子的父母因艾滋已經去世,
而孩子們在不久后,
也會因艾滋逝世,
這位奶奶無奈的說:
“等我兩個孩子都走了,我也該走了。”
他看到一個瘦小的小孩,
癡癡地站在路口等待著,
他的父親因艾滋去世母親改嫁,
為了見到母親他每天這樣等著。
他看到一位母親淚眼婆娑的乞求他,
她瘦的看得到肋骨,
一邊心疼患病的兒子,
一邊發愁沒錢讀書的女兒,
她對他說:
“我完了,我兒子也有艾滋,
也許你救不了我的兒子,
但一定要幫幫我的女兒,
我想讓她有一個讀書的機會。”
他看到一個小小年紀就很懂事的女孩,
在她的畫上畫滿了自己的心愿,
但她也知道現實的無奈,
于是,在畫中她對媽媽說:
“媽媽,不如你賣了我吧,
賣了我,就有錢買藥來治你的病了。”
在另一幅畫中,她又補充道:
“媽媽,不要緊的,
等我長大以后我會回來找你的…”
他還看到一個才七八歲的男孩,
為了能繼續活下去,
自己跑了十幾里路找他詢問,
抗病毒藥物該怎么服用。
這一幕幕情景,刺痛著杜聰的心,
他說:“我從未遇到過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
竟能有這樣大的苦難,
一戶人家的老中青三代都處于,
‘貧困’、‘疾病’、‘歧視’的三重打擊。”
無助的家庭,痛苦的患者,可憐的孩子,
這些畫面一直出現在杜聰的腦海中,
他因此噩夢連連,
常常半夜痛哭流涕。
于是,
他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辭去眾人羨慕的工作,
到農村救助艾滋孤兒。
得知消息的朋友們一個個勸他,
這世上苦難的人那么多,
救得過來么?
而家人更是強烈反對:
“我供你讀哈佛,
不是讓你出來做義工的。”
然而,面對反對和責難,
他卻異常堅定的說:
“雖然我可以一邊做金融一邊做慈善,
可是我等不及了。
這世界少了一個銀行家照樣運轉,
但眼看這幫孩子不救,就晚了。”
邊工作邊救助,
是能救一些孩子,
但如果全職去做,
能救助的人可以翻幾倍。
他毅然辭掉了自己的工作,
投身到救助事業中,
全年無休,一文不掙,
卻更加忙碌。
然而,在剛開始的時候,
他就遭到了磨難。
有次,他提前聯系到一位當地的醫師,
但對方在電話中只說了三個字:“別過來。”
原來這位醫師的電話被監聽,
因為當地的官員并不歡迎他來,
不但跟蹤,還特別警告。
后來,悲憤交加的他與官員交涉,
他說:“艾滋病這把火還在燒,
我不是來調查起火原因、追究責任,
而是來救火、救人的。”
這時,當地官員才肯接受他,
對他說:我們歡迎,愿意讓你進來。
待他真正開始的時候,
就發現唯有教育,
才能解救這些貧困的家庭,
而且這也是每一位,
艾滋病人最大的遺愿。
1998年,杜聰成立了智行基金會,
他用自己的積蓄,
深入各地的艾滋村救助艾滋孤兒,
已累計向河南、安徽、云南等10省捐助2億元,
救助了2萬名艾滋遺孤。
在資助的過程中,
杜聰又發現,
僅僅只接受教育,
還根本不夠。
因為這些孩子,
背負著太多陰影,
他們沉默寡言,不敢抬頭,
有的孩子甚至充滿仇恨,
在手臂上刻著“仇”與“忍”字。
于是,
杜聰開始花更多的時間去疏導孩子們的內心,
他組織各種藝術活動,
畫畫、唱歌、跳舞等等,
幫他們發現美好的事物,
另外,他也常常與孩子們聊天,
輔導他們功課,介紹工作,
甚至分享戀愛心得。
面對這些孩子,杜聰感嘆著:
現如今,醫療水平獲得了長足的進步,
如果人們感染了艾滋病,
用藥物治療實現生命延長,
已經能達到很好的療效了,
現代科技已經給了希望,
然而當下社會卻給不了,
這些孩子打開鐐銬的鑰匙。
慈善絕不是施舍,
更不是直接資助錢財,
不要因此,
剝奪了他們的尊嚴。
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杜聰竟然堅持了20年,
但是他發現還是杯水車薪,
錢越用越不夠。
這種狀態,讓他憂慮不已,
“有這么多人需要幫助,
我的力量卻這么小,該怎么辦?
為什么這個世界這么不公平?”
看著他如此焦慮,
朋友安慰道:
“盡管杯水車薪,
但只要幫助了一個人,
就已經是功德無量了。”
雖然救不了所有的孩子,
但是對于被救助的孩子來說,
意義非凡。
想通了這件事后,
杜聰更加努力的去籌款,
一次法國雅高酒店集團聯系他,
希望為基金會捐款2萬歐元。
杜聰想了一下,
授之于魚不如授之于漁。
一家酒店每個房間,
都需要一個環保袋,
每天至少需要幾千個。
那不如,
用這筆資金建立一個環保袋加工廠,
不但可以讓艾滋病人自食其力,
還能資助更多的兒童。
就這樣2萬歐元的投入,
產生了300萬元的效益。
杜聰說:“如果我當初收下那2萬歐,
那現在早就用光了。
做慈善,要像種了一棵蘋果樹,
不斷會有蘋果長出來,有蘋果吃。”
如今在他的努力下,
很多孩子考上了大學,
有不少是名牌大學,
還有的甚至留學美國。
他們都有了更好的人生。
曾經快救不活的孩子,
如今當了醫生,
還成天囑咐杜聰喝藥,注意身體,
杜聰笑著說:
“誰能料到以前我醫他,
現在他醫我。”
曾經為吃飯發愁的孩子,
如今成為世界級面包師,
還有更多的孩子,
也走上杜聰的道路,
回鄉創業,
幫助更多艾滋家屬。
但是現在的杜聰呢?
還是沒有工作,沒有伴侶,沒有孩子
因為勞累還患上嚴重的高血糖高血壓,
當有人問他:值得么?
他笑著說:
“我擁有20000個孩子,
他們都叫我爸爸,
而且我得到了,
做一輩子銀行家都體會不到的東西!”
你活在你的黃金時代嗎?
對于杜聰來說,
放棄優渥的生活,
投身貧困的農村,
就是為了創造一個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