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汪先生好久了。
大約在14年前,高三的一次模擬考試上,我做了一道《多年父子成兄弟》的閱讀理解,從此成為汪曾祺的鐵粉,后陸續讀了他的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晚飯花集》;散文集《人間草木》、《人間滋味》、《人間有戲》等。
他曾很具象地描述過“清香”的味道——即食時如坐在河邊聞到新漲春水的氣味。那也是他文字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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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于文字上是天分極高的那一類,屬于老天爺賞飯吃的典型。
年輕的時候也寫過意象流動、辭藻華美的文章,例如《復仇》,開頭就很震人——“一支素燭,半罐野蜂蜜。他的眼睛現在看不見蜜。蜜在罐里,他坐在榻上。但他充滿了蜜的感覺,濃,稠”。
中間更是各種紛繁意象交錯,長短句交疊,語言明亮、密集、詭譎多變,“大殿上的銅缽里有花,開得真好,冉冉的,像是從缽里升起一蓬霧”,好像是一種的文字實驗,走的是奇絕精怪、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險路子。
但說實話,這種文字不難寫,堆砌出來的華美,多看幾篇就會膩、累,真正的功夫是大巧無工,“于無聲處聽驚雷”。
汪先生顯然也不是愛玩文字游戲的人,身邊有又諸多大家如聞一多、朱自清、沈從文、金岳霖等師長的“加持”,很快就回歸了文字的“正道”上來。這個“正道”是我的觀點,說白了,就平白、樸素、講人話。汪先生在《歲朝清供》里也寫到:
“好的語言,都不是起里古怪的語言,不是魯迅所說的「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都只是平常普通的語言,只是在平常語中注入新意,寫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筆下所無」的「未經人道語」。”
可以說,汪先生后來的寫作都是在踐行這“平常語”、“未經人道語”。
就像《受戒》里大家都很喜歡的那一段,實際上并沒有什么華麗、復雜的語言,也沒有過多的修飾,就是簡單的白描,卻那么美、那么動人:
“她挎著一籃子荸薺回去了,在柔軟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腳印。明海看著她的腳印,傻了。五個小小的趾頭,腳掌平平的,腳跟細細的,腳弓部分缺了一塊。明海身上有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感覺,他覺得心里癢癢的。這一串美麗的腳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亂了。”
我尤其喜歡看他寫的《葡萄月令》,一個月一個月寫過來,就像一位老農在和你聊天,聊完你就會愛上葡萄:
“下過大雨,你來看看葡萄園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瑪瑙,紅的像紅寶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飽滿、磁棒、挺括,璀璨琳瑯。你就把《說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來吧,那也不夠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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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回想一下,汪先生的很多書,我是在火車或飛機上看完的,都是篇幅不長但平實有趣的生活小事,讀起來既輕松過癮,又回味久久。
他寫某一天,“四月二日。月光極清,夜氣大涼”;他寫歲朝清供,“隆冬風厲,百卉凋殘,晴窗坐對,眼目增明,是歲朝樂事”;寫昆明的雨,“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長。昆明的雨季,是濃綠的。草木的枝葉里的水分都到了飽和狀態,顯示出過分的、近于夸張的旺盛。”
這種短句白描、文間行有古意的寫法,大概只有汪先生能寫出來。
汪先生的游記寫的也極好,不拘泥形式,也不一味的尋舊訪古,是那種充滿“人”氣兒、煙火氣的寫法。
他去眉州三蘇祠,看到院里種的荔枝樹,就想在貶謫的蘇東坡寫下“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時心里的酸苦;在楊升庵祠,又直說,“不贊成給古代文人立像,都差不多,屈原、李白、杜甫一個樣”;當然他的筆也不會落下峨眉山的猴子、洪椿坪的大鳥。
所以我和朋友說,汪先生的書很適合一個人出去晃蕩時,裝在包里,隨時有空隨時翻,忍不住會心一笑,獨孤和落寞都拋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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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其他作家,汪先生的可貴之處在于,他把對生活的熱愛,他體味到的每一點美妙,隨意地撒在每一篇文字里;讀者通過閱讀他的文字,很容易感受到一種平常生活細細碎碎的美好,毫無距離感。
他寫我們身邊隨處可見的花花草草:“山丹丹記得自己的歲數,長一年,多開一朵花”,“玉淵潭洋槐花盛開,像下了一場大雪,白得耀眼”;“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于是為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可,你們他媽的管得著嗎!’”。
他在《人間草木》中夏天的西瓜:
“西瓜以繩絡懸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聲,涼氣四溢,連眼睛都是涼的””
寫在昆明時吃的一種炒雞蛋,有滋有味:
“映時春有雪花蛋,乃以雞蛋清、溫熟豬油于小火上,不住地攪拌,豬油與蛋清相入,油蛋交融。嫩如魚腦,潔白而有亮光。入口即已到喉,齒舌都來不及辨別是何滋味,真是一絕。”
寫我最愛吃的香椿拌豆腐:
“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嫩香椿頭,芽葉未舒,顏色紫赤,嗅之香氣撲鼻,入開水稍燙,梗葉轉為碧綠,撈出,揉以細鹽,候冷,切為碎末,與豆腐同拌(以南豆腐為佳),下香油數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
他寫平常的感情也是高手,如“父親一醒來,一股香氣透進帳子,知道桂花開了,他常是坐起來,抽支煙,看著花,很深遠的想著甚么。(《人間草木》) ”,讀起來很有生氣,余味很足。
這與蘇軾的文學主張精神上類同——“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態橫生。”
其實在我看來,汪曾祺和蘇東坡,即使隔著千年的時光,也明白,他們是一類人,活波有趣,對生命充滿熱情,即使現世有波折,但仍能以最大的樂觀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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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汪曾祺不得不提沈從文。
汪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到這個對他影響巨大的大學老師,后來還專門寫過一篇《我的老師沈從文》。
汪先生回憶,沈從文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沈先生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后面寫很長的讀后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沈先生教他,寫小說的人物對話,不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要貼到人物來寫。
他還談到,有次和沈從文看一個青年作家的小說,沈說,愛用成語寫景,不行。汪曾祺說,就是描寫人物,也不宜多用成語。后來汪先生自己在談小說寫作時也講到,“滿篇都是成語,容易有市井氣,有傷文體的莊重。”
其實,我特別喜歡他寫的在西南聯大求學、在昆明的7年的文字,改天單開一篇小文寫吧。
最后的最后,要放上汪先生談讀書:
“我讀書很雜,毫無系統,也沒有目的。隨手抓起一本書來就看。覺得沒意思,就丟開。”
私以為,這也是適用于大多數人的讀書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