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米爾·涂爾干，是法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與卡爾·馬克思及馬克斯·韋伯并列為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涂爾干之所以能被稱作社會學創始人之一，是因為在他的努力下，社會學才正式成為法國大學的專業課程。除此以外，涂爾干還是實證主義研究的先行者，出版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和《自殺論》兩本方法論經典著作。并且他的研究范圍非常廣泛，包括教育、道德、宗教、自殺、法律等等，為社會學后輩提供了典范。
今年11月15日是涂爾干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日，此時重讀他的著作是很有意義的懷念方式。不過涂爾干寫了十幾本書，挑哪本才合適呢？《社會分工論》是個不錯的選擇，這本書出版于1893年，是涂爾干的博士畢業論文。盡管當時才三十出頭，但涂爾干已經在書中展露出社會學研究才華，在書中完美地將實證主義研究范式和道德科學的深度思想結合在一起，并且行文簡練，普通讀者也能輕松理解。
拋開專業角度來看，重讀《社會分工論》也能幫助我們思考當下人際關系的變化。現如今社會分工越來越專業化，大型超市里設有專門的收銀員和理貨員崗位，以提高運營效率，但也產生了“隔行如隔山”的問題，收銀員不知道某個商品擺放在哪里，理貨員不會操作柜臺收銀機。下班后出了超市，收銀員與理貨員之間就再也沒有任何交集，更不可能像朋友那樣聊天聚餐。這不由地讓我們產生疑問，分工是否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疏離？
讓我們把視角從個人層次上升到社會層次。馬克思認為分工帶來了社會問題，他在《資本論》中提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資本家占據資本和工廠等生產資料，工人出賣自身的勞動，這樣分工的結果是工人在廠房里累死累活地工作也只夠維持溫飽，資本家坐在辦公室里悠哉游哉地就能賺大把的錢。所以，在馬克思看來，分工造成了貧富分化，也成了社會不安的根源。
那么，分工真的會讓人際關系變得疏離嗎？會是社會問題的溫床嗎？涂爾干堅決否定這一觀點。他認為，社會分工弱化的只是傳統人際關系，實際上會催生新型且更緊密的人際關系，至于分工帶來的問題，錯不在分工本身，而是分工在形式上出了問題。
這與我們的日常感受和馬克思的觀點相悖，那涂爾干是如何得出上述結論呢？就讓我們跟隨他的腳步分三個步驟來討論吧。
1.分工產生的原因和條件是什么？
2.分工對人類社會造成了哪些影響？
3.為什么分工帶來社會問題？
一，分工產生的原因和條件
首先讓我們來談談分工產生的原因。很多人以為，既然分工能提高生產效率，提升我們的生活水平，那么追求幸福應該就是分工產生的原因吧。這種想法其實不對，首先，人類所能承受的幸福是有限度的，太多的幸福并不一定是好事，就以吃飯為例，滿漢全席夠好吃吧，但如果讓你頓頓都吃，想必也受不了吧。況且社會分工帶來的也不都是幸福，電影《摩登時代》里卓別林被分配的任務是在工廠流水線上擰螺絲，單調而重復的工作最終讓他進了瘋人院。所以，追求幸福不是社會分工產生的原因。
那到底是什么催生了分工呢？最早重視“社會分工”的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過：
分工是一個人類發展的自然過程和結果，因為人類不能像動物一樣，只要成年就可以獨立，人類無時無刻都在依賴著他人的存在，另一方面人是理性的，因此不可能無償獲得物品和幫助，就必須通過交換。
舉例來說，居住在洞穴里的原始人要想維持生存，就必須保證火種不滅和持續的食物，但一個人不可能在外出尋找食物的同時還能讓火種不滅，因此不得不需要別人的協助。不過這種協助不可能是無償的，尤其是在大家都吃不飽穿不暖的時候，所以外出尋找食物的人必須分一些食物給看火的人，看火的人必須允許外出尋找食物的人使用火，這樣就有了資源的交換。久而久之他們之間形成了分工，能找到更多食物的人就專門負責食物，能保持火勢旺盛的人就專門負責看火。
斯密認為交換產生分工的觀點給了涂爾干啟發，在批判吸收后涂爾干重新解釋了分工產生的原因。他認為，隨著時間的推進，人口規模持續增長，但資源總量是固定的，結果就是人均資源越來越少，生存競爭越來越殘酷，甚至會發生爭奪資源的戰爭。那怎樣解決人口與資源之間的矛盾呢？我們知道，人類早期沒有有效的避孕措施，很難主動控制人口規模的自然增長，所以只能從有效利用資源上想辦法。在涂爾干看來，“對同一資源的爭奪可能導致戰爭，那么對不同資源的爭奪可能就相安無事”，尤其是當職業分化越細致時，社會沖突發生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為了方便理解，我來打個比方。100人的村子里有100畝田，一畝田產的糧食能養活一個人，此時每個人都能吃飽肚子。三十年后，村子里的年輕人結婚生子，人口規模達到了200，但是一畝田產的糧食還是只能養活一個人。這個時候糧食就不夠分了，怎么辦？在生死關頭，就只有靠拳頭來說話了。爭斗的結果就是100個人吃飽，剩下的100個人餓死。看似解決了糧食不夠吃的問題，但這只是暫時的，再過三十年，100個人又會變成200個人，又得來新一輪的糧食爭奪戰。打來打去，村子里的人終于意識到打架不是長久之計。突然有人發現村外的那片海里有魚，足夠100個人吃，那還打什么架，讓100個人繼續種地，100個人捕魚，所有人都能吃飽肚子，于是就有了農民和漁民的分工。
所以，分工是人類吃不飽肚子的時候想出來的辦法，為的是既能讓更多的人吃飽肚子，又能避免人與人之間的沖突。不過涂爾干提醒我們，分工的產生還需要滿足一個條件，那就是共同生活的存在。他認為，分工的前提是人們在分工之前已經結成社會并且有了歸屬感，否則生存競爭只會迫使個人離開群體。還是以200人的村子為例，如果那200個人對村子沒有歸屬感，那么在殘酷的生存環境之下，多出來的100個人很可能選擇遠走他鄉去尋找田地，而不會試著在當地尋找新的食物來源，分工也就不可能實現。
當人類吃不飽肚子而促使分工逐步發展，分工反過來對人類社會又會產生哪些影響呢？
二、分工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1.機械團結與壓制性制裁
前面已經說過弱小的人類個體是無法獨自生存的，必須依靠群體的相互協助。最早維系人類的基礎是血緣關系，群體就是一個家族或者氏族。隨著人口規模的增長和生存競爭的需要，各個氏族逐漸聯合，形成部落，部落聯盟乃至國家，這時候局限于家族范圍內的血緣關系不適合繼續作為凝聚群體的基礎，只有超越了家族范圍的集體意識，例如圖騰或宗教，才能防止群體分散解體。
那么集體意識是如何維持群體的團結呢？涂爾干認為，集體意識要求所有群體成員的意識具有一致性，也就是所有人的意志歸于一處。如果發生違背集體意識的事件，群體成員感受到集體意識受到侵犯，所有成員會聯合起來進行反擊，對破壞分子采取公開刑罰，徹底清除危險因素以保證集體意識的完整和神圣，這種制裁方式被涂爾干定義為壓制性制裁。
聽起來有點玄乎吧，不要緊。讓我們先來看《摩西五經》中的一段經文。
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兒女，或是你懷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誘你，說，我們不如去事奉你和你列祖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是你四圍列國的神。無論是離你近，離你遠，從地這邊到地那邊的神，你不可依從他，也不可聽從他，眼不可顧惜他。你不可憐恤他，也不可遮庇他，總要殺他。你先下手，然后眾民也下手，將他治死。要用石頭打死他，因為他想要勾引你離開那領你出埃及地為奴之家的耶和華你的神。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命記》13:6-10
聽聽，多可怕，如果你背叛了上帝，那就意味著你觸犯了集體的敏感神經，惹怒了整個族群，下場將是被眾人亂石砸死。所以，你能做的就是嚴格遵守集體意識，不要妄想越雷池一步，當人人都如此時，也就保證了集體的團結。
而這種群體團結方式，就被涂爾干定義為機械團結。此時所有個人意識都在集體意識的掌控之下，具有絕對的一致性，個人不帶任何中介地直接與社會發生聯系，彼此之間沒有形成相互依賴關系，只是像分子一樣機械地集合在一起。
2.有機團結與恢復性制裁
不過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人類社會也悄然發生變化。首先是群體共享的集體意識逐漸衰落，大家不再尊奉同一個神。而且因為集體意識的衰落，放松了對個人思想的控制，有些人甚至會懷疑以前尊奉的神是否真實存在。此時建立在集體意識基礎上的機械團結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動搖。
還是以那100人的村子為例，因為種地靠天吃飯，所以村里人都供奉能讓田地風調雨順的龍王，任何對龍王不敬的行為都會受到處罰，這時候村民是圍繞著龍王而機械地團結在一起。等到村子的人口增加到200，產生了農民和漁民的分工后，100個農民會繼續供奉龍王，而只能管陸地的龍王對于那100個漁民就沒什么吸引力，漁民們會供奉能讓海面風平浪靜的媽祖。于是曾經作為群體集體意識的龍王，再也不能維系村子的團結。
龍王不能維持村子的團結，這可是個大問題，如果放任不管，一個村子就會分裂成分別信仰龍王和信仰媽祖的兩個村子。但不用擔心，雖然龍王失效了，但農民和漁民之間的聯系并沒有斷裂，農民可以向漁民買魚以補充蛋白質，漁民可以向農民買米以維持營養均衡，他們之間因為資源的交換而產生了功能相互依賴，形成了有機聯系，關系互動相比以前更加緊密。
這樣的社會團結方式，被涂爾干定義為有機團結。既然有機團結的基礎是個體的差異性，就不會再強求所有人保持一致，同時個人之間關系的建立依賴功能的相互補充，那么對于違反社會規范的行為，目的就不再是壓制性而是恢復功能原貌，這種制裁方式被涂爾干定義為恢復性制裁。
這時候又得勞煩那200人的村子出場做案例。在農民和漁民分工前，村子會定期舉辦祭拜龍王的儀式，所有村民都必須參加，祭拜期間禁止燒火做飯以表示對龍王的虔誠，如果表現出對龍王的任何不敬，全村人就會召開集體大會來公審。可是自從農民和漁民分工后，漁民有了對媽祖的信仰，不再參加祭拜龍王的儀式，甚至他們會在祭拜期間違反規定生火做飯。如果按照以前的嚴格規定，農民很可能就跟漁民撕破臉皮斷絕關系，但因為農民必須依靠漁民提供的魚來補充蛋白質，漁民也必須依靠農民提供的米以維持營養均衡，大家不得不坐下來商量如何解決龍王和媽祖信仰沖突的辦法，可能的建議就是漁民在農民祭拜龍王期間出海捕魚，相互妥協以保證正常的魚和米資源交換。
3.從機械團結到有機團結
以上就是涂爾干關于分工對社會團結形式影響的論述邏輯，簡言之，在低級分工社會里人們因為集體意識而以機械團結形式結成社會，在高級分工社會里人們因為功能依賴而以有機團結形式結成社會。但有人會問，這只是涂爾干假想的推理演繹，是否有事實證據來證明社會團結形式從機械團結走向有機團結呢？
事實證據是有的。前面已經提到，機械團結社會對應著壓制性制裁，有機團結社會對應著恢復性制裁，如果社會團結形式從機械團結走向有機團結，那就意味著壓制性制裁減少而恢復性制裁增加。
于是涂爾干嘗試在法律史尋找證據，結果還真找著了。他發現隨著社會的進步，對家庭生活犯罪的規定在不斷減少。出現在人類社會早期的《摩西五經》把孝道當作是一種社會義務，任何毆打父母、咒罵父母和違抗父權的行為都要被處以死刑。稍后出現的雅典法處理方式類似，它規定“凡是有人虐待和侮辱他的父母或世系成員的父母，凡是有人不為他們提供生活必需品，凡是有人不為他們舉行家族身份的葬禮······都要遭到全面的懲戒”，但實際上這些行為所受到的懲罰并不十分嚴厲。再之后就到了羅馬時代，羅馬法的源頭《十二銅表法》中所規定的家庭義務只限于貴族與奴隸之間的關系，對于其他家庭過失，只是由家長按照家法施以懲罰，不再拿到公共大會上來進行審判。因此，隨著時代發展，法律對于家庭生活犯罪的規定越來越寬松，限定家庭關系的壓制性制裁在減少。
但壓制性制裁的減少并不意味著法律在家庭關系方面的活動范圍在減少，反而在不斷增加，不斷復雜，以功能有效運轉為目標的恢復法逐步發展壯大。涂爾干舉了婚姻關系的例子，為了便于理解，我改用中國的例子。早年間辦完一場喜酒后夫妻關系就能得到認可，而且法律對婚姻關系沒有多少干涉。后來，確立婚姻關系必須到民政局辦理，登記手續也復雜了起來，要求檢查戶口。再后來，法律對于婚姻關系的干涉越來越多，涉及到婚內財產繼承，家庭暴力的處罰，離婚后孩子撫養權的處置等等，相應的法律條文越來越規范。
所以，依靠法律史提供的證據，涂爾干證明了人類社會從機械團結走向有機團結。
三，為什么分工帶來社會問題
在分析完分工產生的原因以及分工對社會團結形式產生的影響后，涂爾干更需要回答的是為什么分工帶來了社會問題。
如果按照涂爾干的理論，社會分工能避免殘酷的生存競爭，但為什么人類歷史上總是不缺乏階級斗爭？還有，社會分工促使有機團結的產生，能讓人際關系變得更加緊密，可為什么我們感受到的卻是越來越疏離的人際關系呢？
對此，涂爾干并不認為分工本身有什么錯，出現問題是因為分工沒有達到理想狀態。理想狀態下，每個人按照能力去行使自己的職能，同時因為功能的相互依賴而逐漸產生聯系，從而使得社會既團結統一又不失活力。
關于階級斗爭的問題，涂爾干認為原因在于強制分工。歷史上的階級分工，沒有實現能力與分工的正確對應，但那些能力不足卻占據社會上層的人依靠暴力來維持不公平的狀態，從而導致階級斗爭。不過涂爾干對此保持樂觀態度，相信隨著社會進步，分工會越來越接近理想的自發狀態，先天不平等會被逐漸抹平。就像政府公共職位，它曾經將出身貧寒但有才華的平民拒之門外，現在只需憑借個人能力通過公務員考試就能獲得。
至于人際關系疏離的問題，涂爾干的回答是失范分工，也就是說分工沒有讓各個部分之間產生有機聯系。前面提到超市收銀員和理貨員之間關系冷淡的問題，并不是因為分工才讓他們無話可說，而是因為超市沒有積極主動地在收銀員和理貨員之間建立起聯系，他們被局限在各自的工作崗位，沒有機會與他人接觸。解決的辦法也很簡單，多組織員工內部集體活動，創造相互了解和認識的機會，這樣就可以融洽員工間的關系。
四，總結
以上就是《社會分工論》的主要內容，讓我們再來回顧一二。
涂爾干認為，人類社會一直存在著人口和資源之間的矛盾，導致人們經常吃不飽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人類選擇了社會分工，因為社會分工可以在讓人們吃飽飯的同時，避免發生社會沖突。
就這樣，社會分工逐步發展，越來越專業化，并且促使人類社會形式從機械團結走向有機團結。在分工產生之前，人們因為信仰同一個神而機械地團結在一起，而自從有了分工，個人之間因為功能的相互依賴而產生了更緊密的有機聯系。此時雖然人們逐漸脫離了神的控制，但并不意味著社會道德敗壞，因為法律取代了神來規范社會關系。
當然，分工也會帶來社會問題，但錯的不是分工本身，而是因為分工形式沒有達到理想狀態。當個人能力與所處的社會位置不匹配時會發生階級斗爭，當個人之間沒有建立有機聯系時會導致人際關系的疏離。不過，涂爾干相信隨著社會進步和社會關系的調整，這兩個問題都可以得到妥善解決。
五、思考
受篇幅所限，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一書中所論述的內容不是一篇讀書筆記所能容納的，不過我還是想講一講他所重視的道德問題。涂爾干以這段話來做結尾。
轉眼之間，我們的社會結構竟然發生了如此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超出了環節類型以外，其速度之快，比例之大在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與這種社會類型相適應的道德逐漸喪失了自己的影響力，而新的道德還沒有迅速成長起來，我們的意識最終留下了一片空白，我們的信仰也陷入了混亂狀態。
寫這段話的時候，歐洲正在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在轉變過程中宗教權威遭到削弱，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工廠，傳統的社會聯系被削弱，呈現出個體間相互隔離的社會原子化狀態。同時代的勒龐在《烏合之眾》一書中也表達了類似觀點，“形成一個民族，聯盟，集團的群體，最終變成一群沒有凝聚力的個人，僅僅在某些時刻，因為傳統和制度而人為地維系在一起”。如果放任不管，社會就有解體的可能，而個人情況也不會好過，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說，當曾經被鎖鏈捆綁的個人突然獲得自由時，他并不一定感到興奮，反而會產生無所依靠的焦慮和恐懼。
涂爾干意識到這一點，傳統的社會聯結方式不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希望通過社會分工和道德來重建個體與社會之間的有機聯系，避免社會走向解體。只不過他的聲音被各種意識形態的政治運動所掩蓋，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民族主義等思想派別都試圖說服大眾接受自己給出的解決方法。二十世紀初，民族主義在競爭中逐漸取得上風，結果將歐洲帶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毀滅邊緣。一戰直接帶走了涂爾干精心培養的學生和心愛的獨子，最終也帶走了他自己和舊歐洲。
因此，鑒于歐洲在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慘痛教訓，當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必須認識到信仰和道德陣痛是不可避免的，但也必須意識到回到過去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只有建立符合現代社會的新道德和信仰體系才是可選之路，更重要的是，在建立新道德和信仰體系時要慎之又慎，既要維持社會的整體統一也要保證個體的多元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