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米爾·涂爾干,是法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與卡爾·馬克思及馬克斯·韋伯并列為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雖然孔德在1842年首次提出“社會學”的名稱,但實際上是經過涂爾干的不懈努力,社會學于1887年才首次成為法國大學專業課程,因此涂爾干對于社會學獨立學科地位的確立功不可沒。除此之外,涂爾干一方面致力于實證主義研究方式的創立,以此為基礎出版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和《自殺論》兩本方法論經典著作;另一方面以社會有機體運行為研究主題開展了一系列研究,范圍涉及教育、道德、宗教、自殺、法律和犯罪等等,為后世提供了典范。
今年11月15日是涂爾干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日,此時重讀他的著作應該是很有意義的懷念方式。不過涂爾干著作等身,挑哪本書才合適呢?出版于1893年的《社會分工論》,作為他社會學研究的起點,是個不錯的選擇。盡管當時涂爾干才三十出頭,但已經在書中展露出社會學研究才華,科學嚴謹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處處可見,思想層面也能看到他的核心思想,如社會實在論和道德科學,從專業學術角度來看,至今仍然不過時。
同時重讀《社會分工論》還具有現實意義。如今社會分工日益細分化和專業化,使得社會自由化與多元化趨勢愈發明顯,傳統的人際關系逐漸淡化,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紐帶似乎松弛了,讓人不由發出疑問:社會專業化分工必然導致社會聯結弱化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給出了肯定的回答:雖然分工可以促進生產力的提高,但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由于生產資料和勞動的分離導致勞動產品分配不平等,此分工成為社會內部矛盾產生的根源。換言之,資本家占據了資本和工廠等生產資料,工人只是出賣自身的勞動,如此下去分工必然導致報酬不平等,工人累死累活下來只夠維持溫飽,資本家坐在辦公室里喝酒聊天就能賺大把的錢,不公平分配的結局是貧富分化及相應的社會暴動。
可是涂爾干的觀點卻恰恰相反。他認為,社會分工確實會弱化以同質性為基礎的機械團結,但也會促使新的社會聯結形式——以異質性為基礎的有機團結誕生,而后者能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
涂爾干的結論與我們的常識相悖,那么他是如何得出上述結論呢?就讓我們跟隨他的腳步分三個步驟來了解吧。
第一, 分工產生的原因和條件是什么?
第二, 分工對社會聯結造成了哪些影響?
第三, 為什么分工帶來了社會問題?
一,分工產生的原因和條件
很多人下意識地認為,社會分工產生的原因是人類為了提高生產力以追求幸福。但正如太過耀眼的光明反而令人睜不開眼,人類自身所能承受的幸福有一個限度,過多的幸福并不一定是好事,再好吃的滿漢全席天天讓你吃,你也是無福消受的。況且社會分工所帶來的也不一定都是幸福,例如卓別林在電影《摩登時代》里被分配的任務是擰螺絲,單調而重復的工作最終讓他進了瘋人院。因此,追求幸福并非社會分工產生的原因。
最早重視“社會分工”的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如此寫到:
分工是一個人類發展的自然過程和結果,因為人類不能像動物一樣,只要成年就可以獨立,人類無時無刻都在依賴著他人的存在,另一方面人是理性的,因此不可能無償獲得物品和幫助,就必須通過交換。
簡單說來,人類因為不能獨立生存,必須依靠他人,但又不可能無償依靠,必須有資源的相互交換,有了交換后就會產生分工。
涂爾干對斯密的觀點批判吸收后,重新演繹了分工產生的原因。當人口規模持續增長,人口越來越密集,即社會容量的普遍擴大和社會密度的恒定增加,必然導致生存競爭愈發殘酷。正如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中所論述,線性增長的食物資源無法充分供給指數增長的人口規模,當突破食物資源供給臨界點時會產生戰爭與瘟疫等災害,以此抑制人口規模。不過反復出現的人為或自然災害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持續增長的人口數量與日益稀缺的生存資源之間的矛盾。
既然難以抑制人口規模的自然增長,那么解決矛盾的關鍵就在于如何更加有效利用資源上。在涂爾干看來,“對同一資源的爭奪可能導致戰爭,那么對不同資源的爭奪可能就相安無事”,例如鐵匠不會覺得瓦匠會搶自己生意。尤其是當職業分化越細致時,社會沖突發生的可能性也就越低。所以,人口規模與密度的持續增長是分工產生和發展的直接原因,而且社會分工可以在容納更多人口的同時避免社會沖突。
另外提請各位注意的是,涂爾干反對斯密關于理性個人的假設,即分工協作是一系列充滿自私自利的經濟關系和私下安排。他認為,分工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共同社會生活的存在,也就是說,人們在競爭之前已經結合成社會并感覺到同屬于一個社會。如果沒有源于共同信仰和感情的社會凝聚力,生存競爭只會逼迫個人離開群體。這一點也是他認為社會先于個人存在的一個論據。
當社會容量的普遍擴大和社會密度的恒定增加迫使分工逐步發展時,分工對社會聯結產生了哪些影響呢?
?二、分工對社會聯結造成了哪些影響?
1. 機械團結與壓制性制裁
弱小的人類個體是無法獨自生存的,必須依靠群體的相互協助才能存活下去。最初維系人類群體的基礎是血緣關系,而隨著人口規模的增長和繼續生存斗爭的需要,各個氏族逐漸聯合形成部落,部落聯盟乃至國家,此時僅限于家族范圍內的血緣關系不適合繼續作為凝聚群體的基礎。只有能聯結個人與社會的集體意識,如部落圖騰或宗教,才可防止社會分散解體。
涂爾干如此定義集體意識,“社會成員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總和,構成了他們自身明確的生活體系,我們可以稱之為集體意識或共同意識”。集體意識要求所有群體成員意識具有一致性,所有人的意志歸于一處。如果發生違背集體意識的事件,例如不敬神或者不參加宗教儀式,群體成員會認為集體意識受到侵犯,必須采取建立在痛苦之上的壓制性制裁方式,如公開刑罰,徹底清除危險因素以保證集體意識的完整。舉例來說,《摩西五經》所描述和禁止的宗教犯罪類型不勝枚舉,相應的處罰基本上都是死刑,《申命記》第13章有如此記載:
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兒女,或是你懷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誘你,說,我們不如去事奉你和你列祖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是你四圍列國的神。無論是離你近,離你遠,從地這邊到地那邊的神,你不可依從他,也不可聽從他,眼不可顧惜他。你不可憐恤他,也不可遮庇他,總要殺他。你先下手,然后眾民也下手,將他治死。要用石頭打死他,因為他想要勾引你離開那領你出埃及地為奴之家的耶和華你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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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會基于共同情感和共同信仰的集體意識而團結在一起時,這種團結方式被涂爾干定義為機械團結。此時所有個人意識具有某種一致性,不帶任何中介地直接系屬于社會,彼此之間并沒有形成相互依賴關系,只是如分子般機械地集合在一起。
2. 有機團結與恢復性制裁
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群體共享的集體意識逐漸衰落,職業內部的意識崛起,例如農民祭拜的是龍王,漁民祭拜的是媽祖。同時因為集體意識的式微,給個人獨立思考帶來了空間,讓“異端思想”有機可趁,例如以前被認為是罪惡的同性戀現在往往認為是無罪的。建立在集體意識基礎上的機械團結不可避免地發生動搖,需要新的團結類型以維系社會。
社會分工后的個人之間不僅性質不同,職能不同,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行動范圍,擁有自己的人格。但社會分工也使得人與人之間產生了新的依賴關系,就像大腦無法脫離心臟等其他器官而存在,功能彼此緊密的依賴從而形成牢固的結合關系。與涂爾干同時代的經濟學家馬歇爾在1890年《經濟學原理》書中也表達了類似想法:
分工一方面使它各部分之間的機能的再分部分增加,另一方面使各部分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在工業有機體上)表現為商業信用保障的增大, 如海上和陸路、鐵道和電報、郵政和印刷機等交通工具和習慣的增加等形式。
此時社會由一些特別而又不同的職能通過相互間的確定關系結合而成,涂爾干將這種團結類型定義為有機團結。在有機團結下,個人因其依賴于構成社會的各個部分而依賴社會,并且整體的個性與部分的個性同步發展。
既然有機團結的基礎是個人異質性和功能相互依賴,那么要求群體成員保持一致性的集體意識必然進一步衰落,會逐步放寬對社會個體成員的行為規定,以往被認定為違背社會規范的行為不再被定性為犯罪,例如違背父親意愿不再會被判忤逆。同時有機團結追求的是相互依賴的功能可以有效運轉,制裁犯罪的目的不再是報復性而是恢復功能原貌,因此涂爾干將其定義為恢復性制裁。
3. 從機械團結到有機團結
按照涂爾干的論述邏輯,在低級社會里人們因為集體意識而以機械團結形式結成社會,在高級社會里人們因為功能依賴而以有機團結形式結成社會,那么是否有證據證明社會團結類型正在從機械團結走向有機團結呢?
證據就在于兩種社會團結類型對應的制裁方式的變化,即壓制性制裁的減少和恢復性制裁的增加。通過回顧法律史,涂爾干發現隨著社會的進步,對家庭生活犯罪的規定在不斷減少,《摩西五經》中把孝道認作是一種社會義務,任何毆打雙親、咒罵雙親和違抗父權的行為都要被處以死刑。雅典法的處理方式類似,“凡是有人虐待和侮辱他的父母或世系成員的父母,凡是有人不為他們提供生活必需品,凡是有人不為他們舉行家族身份的葬禮······都要遭到全面的懲戒”,但實際上這些行為所受到的懲罰并不十分嚴厲。而在羅馬刑法中所規定的家庭義務只限于貴族與具有平民身份的奴隸之間的關系,對于其他家庭過失,只是由家長按照家法施以懲罰。
但壓制性制裁的減少并不意味著法律機制在家庭關系方面的活動范圍在減少,反而在不斷增加,不斷復雜,以功能有效運轉為目標的恢復法逐步發展壯大。以婚姻關系為例,它早先是原始人之間實實在在的買賣,到了后來成了名義上的,只要當事人雙方同意,并正式宣誓,就是有效的。到了基督教時代,婚姻就不能隨意締結了,只能以一種公共權力機構,即教會為中介。再往后,具有此項職能的宗教權力機構被公民政府替代了,同時社會的干預和結婚的必要程序也大大增加了。
因此,涂爾干推論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集體意識的衰落導致壓制性制裁的減少,以集體意識為基礎的機械團結正在弱化,但社會關系并沒有因此而變得脆弱反而更加緊密,因為以功能依賴為基礎的有機團結正取而代之。
三,為什么分工帶來了社會問題
既然社會分工能避免殘酷的生存競爭,但為何人類歷史上總是不缺乏內部斗爭,如階級斗爭?同時按理說,社會分工帶來的有機團結應該能緊密各部分之間的關系,但為何分工后雇主與勞工之間關系出現鴻溝,專業化后的學科呈現封閉狀態?
上述分工帶來的兩個社會問題原因不在于分工本身,而是因為分工形式沒有達到理想狀態。按照涂爾干的解釋,理想狀態下決定分工形式的唯一因素是人們的能力差異,按照能力去行使自己的職能。同時因為職能的相互依賴而逐漸產生聯系,意識到他人和社會的存在,成為一個有活力的社會有機體。
涂爾干將階級斗爭社會問題的原因歸結為強制分工的反常形式。歷史上的某些社會分工,如階級分工,沒有實現能力與分工的正確對應,但獲益集團依靠外部強制力量來維持不公平的狀態。不過涂爾干對此保持樂觀態度,以公共職務逐漸自由開化為例,隨著社會進步,分工必然越來越接近理想的自發狀態,先天不平等會被逐漸夷平,公平社會終究建立。
涂爾干對部分之間隔離封閉問題的回答是失范分工,即分工沒有使部分之間產生有機關系,沒有將各部分有效組織成一個整體。雇主與勞工之間產生的鴻溝是因為當工人集中起來住進工廠后與雇主所居住的地方相距甚遠,學科封閉是因為缺乏和諧性和統一性的理論。因此,解決隔離問題的關鍵在于建立起各部分間的有機聯系。
四,總結
讓我們總結《社會分工論》的主要內容。關于社會分工產生的原因,涂爾干認為,隨著社會容量的擴大和社會密度的增加,人口與資源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殘酷的生存競爭迫使人們選擇勞動分工,以避免對相同資源的爭搶從而促進社會容納更多人口。
伴隨著勞動分工的專業化和細分化,人類社會團結類型也在悄然發生變化。早期人類社會以集體意識為基礎而建立起機械團結聯系,要求所有人的意志歸于一處,對于違背社會規范的事件實行壓制性制裁,以確保集體意識不被侵犯。但勞動分工逐步發展后,因職業分化而導致集體意識衰落,同時個人意識覺醒,機械團結的聯結形式不再適應社會的發展,被以個人相互差別為基礎的有機團結形式所取代。有機團結下的社會能讓整體的個性與部分的個性同步發展,同時因為追求的是功能有效運轉,對于犯罪采取的恢復性制裁形式。通過回顧法律史,可以發現壓制性制裁在減少而恢復性制裁在增加,證明了社會團結類型正在從機械團結走向有機團結。
至于分工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其錯誤不在于分工本身,而是因為分工形式沒有達到理想狀態。沒有按照能力來決定分工形式的強制分工,雖然依靠外部強制力量能暫時維持,但隨著公正社會的建立,先天的不平等會被逐漸夷平。沒有在各部分間建立有機聯系的示范分工,產生了部分之間的隔離與封閉問題,不過當它們被有效組織起來后,其問題能夠得到解決。
五、對現實的思考
受篇幅所限,《社會分工論》所論述的內容并不是一篇讀書筆記所能容納的,不過我還是想講一講涂爾干通篇都在討論的道德問題。書末如此寫到:
轉眼之間,我們的社會結構竟然發生了如此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超出了環節類型以外,其速度之快,比例之大在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與這種社會類型相適應的道德逐漸喪失了自己的影響力,而新的道德還沒有迅速成長起來,我們的意識最終留下了一片空白,我們的信仰也陷入了混亂狀態。
傳統社會下歐洲社會群體依靠教會和莊園經濟維持社會聯結,但十九世紀末歐洲正在轉型為現代社會,宗教權威遭到削弱,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工廠,個體與社會之間的聯系弱化,呈現社會原子化狀態。這種狀態下的社會有解體的可能,而個人情況也不好過,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說,當曾經被鎖鏈捆綁的個人突然獲得自由時,他并不一定感到興奮,反而會產生無所依靠的焦慮和恐懼。
涂爾干意識到這一點,舊式的社會聯結方式不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希望通過社會分工與職業道德來重新構建個體與社會之間的有機聯系,避免社會走向解體。只不過他的聲音被各種意識形態的政治運動所掩蓋,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民族主義等思想派別都試圖說服大眾接受自己給出的解決方法。二十世紀初,民族主義在競爭中逐漸取得上風,直至將歐洲帶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這次大戰直接帶走了涂爾干精心培養的學生和心愛的獨子,最終也帶走了他自己和舊歐洲。
因此,鑒于歐洲在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慘痛教訓,當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一方面必須正視不可避免的信仰和道德陣痛,但也必須意識到回到過去是不可行的,建立符合現代社會的新道德和信仰體系才是可選之路。同時重要的是在選擇新道德和信仰體系時,要慎之又慎,既要維持社會的整體統一也要保證個體的多元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