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中國近現(xiàn)代女作家，“民國四大才女”之一，被譽為“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洛神”。乳名榮華，學名張秀環(huán)，后由外祖父改名為張廼瑩。筆名蕭紅、悄吟、玲玲、田娣等。
“她從呼蘭逃出來，到死都沒有找到自己的屋子，一直住在不同的旅館里。中國少了一個家庭婦女或姨太太，多了一個流浪者，一個對自由的追逐者，一個在文學上做出獨創(chuàng)性的作家。”
一身才華，卻一生飄零。
呼蘭河小城的生存環(huán)境封閉窒悶，死氣沉沉，除了老胡家的大孫子媳婦“跟人跑了”和有二伯提及的“俄國毛子”這一出一進外，基本上是與外界處于完全隔離的狀態(tài)。小城物質生活原始落后, 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而精神麻木又反過來加劇了小城生存空間的封閉落后。二者互為因果，惡性循環(huán)。
呼蘭小鎮(zhèn)民眾生存的方方面面都是簡簡單單的，他們物質生活是簡單的，“煮一點鹽豆下飯，就是一年”，這就是農耕時期自然原始的生存狀態(tài)。“不過了，買一塊豆腐吃去。”這橫下一心的壯舉和并不幽默的自嘲中蘊含著貧窮落后給予他們怎樣沉重的辛酸。他們的生存方式是簡單的，“冬天來了就穿棉衣裳，夏天來了就穿單衣裳”，寒來暑往一年又一年，生老病死一輩又一輩；他們的生活目的是簡單的，“人活著是為了吃飯穿衣”；他們的人生理想是簡單的，五歲的孩子都說長大了“開豆腐房”；他們的人生要求是簡單的“只希望吃飽了，穿暖了。”當然，他們也勤勞、純樸、忍耐、善良，但如果這些品格一旦與愚昧、麻木、野蠻、迷信、保守等精神頑癥聯(lián)手，那么這些品格尤其是善良就會變得相當殘酷相當可怕。這種變形的善良，使他們寬容一切丑惡而拒斥一切新生事物，胡家婆婆“為了她好”竟用愚昧的三步曲：毒打、跳大神、洗熱水澡將健康的小團圓媳婦這個少年女子虐殺了；王大姑娘自己作主嫁給了馮歪嘴子，違背了“媒妁之言”的封建傳統(tǒng)，于是鄉(xiāng)鄰們冒著嚴寒去“探訪”、“作論”、“作傳”、大興輿論撻伐，結果王大姑娘在冷清的秋夜死了，善良的人們又用舌頭將這個青年女子虐殺了。
該故事發(fā)生人間悲劇的深刻性在于屠戮她們的不是地主階級，而是那些和她們處于同一階級的“善心”的婆婆、楊老太太、周三奶奶等人們，而這些“吃人”的奴隸卻“善心”洋溢，振振有詞。封建落后思想摧殘了他們的精神，扭曲了他們的靈魂。這再次證明了魯迅先生精辟的判斷：“中國人歷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席，有的吃，有的被吃，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曾被吃。”他們的性格，使他們成為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也在無意識中成了害人者，成了“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是他們毀滅了小團圓媳婦的“美”，是他們毀滅了王大姑娘的“愛” 。
蕭紅大書特書了晴雨時節(jié)“大泥坑”各種樣態(tài)及其帶給人們的種種“快樂”，它既能滿足人們看熱鬧的眼福和吃些死豬死雞的口福，又能滿足人們茶余飯后的消遣、愉樂和談資。試想如果沒有它，小城的人們會失去多少樂趣而更顯“寂寞” 。其實，它是小城人生原始狀態(tài)的寫真，“大泥坑實際上成了呼蘭縣城的標志和象征。”成了小城生活的一部分，它“象征著削弱國民進取、向上的精神魔障。”“跳大神”是東北早期普遍流行的一種文化習俗。
12歲的小團圓媳婦由于活潑開朗，婆家將她視為怪物，遵從“打到的媳婦，揉到的面”的古訓，進行殘酷的規(guī)訓。先是毒打，接著是“跳大神”，最后是一天連續(xù)洗三次“熱水澡”。那些東家的嬸子、西家的大娘等“善心”的“看客”給她撕下了衣服，澆水的澆水、按頭的按頭，樂此不疲地狂喊著參與并欣賞這一壯舉，小團圓媳婦真的被折磨得死去活來。那些“看客”們 “于是人心大為振奮，困的也不困了，要回家睡覺的也精神了。這來看熱鬧的，不下三十人，個個眼睛發(fā)亮，人人精神百倍。看吧，洗一次就昏過去了，洗上三次，那可就不堪想象了。所以看熱鬧的人的心里，都滿懷奧秘。”結果小團圓媳婦被活活燙死了。“看客們”津津樂道地欣賞“呼蘭河”的各種景致。“大泥坑”的種種悲喜他們繞有興致地看；婦女追打自己的孩子他們繞有興致地看；跳井的、上吊的他們繞有興致地看；賣麻花、賣豆腐的他們繞有興致地看；馮歪嘴子的女人和小孩他們繞有興致地看。
總之，“看”成了這些鄉(xiāng)民重要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娛樂方式以及傳播流言緋聞的特有方式。他們不僅麻木地看著他人的命運，而且也麻木地看著自己的人生。“看客”的書寫，標志著作家對封建文化的批判不僅僅停留在表層的野蠻陋習上，而且挺進了國民文化心理和人格深層，提示了這些人內在生命力的枯萎。“蕭紅通過‘看客’的眾生相、社會相，畫出了沉睡的國民的靈魂，揭示了東北世世代代國民經歷著什么樣的人生——對待生命、生活、命運的態(tài)度和采取這種態(tài)度的心理基礎及思維形態(tài)，在歷史文化的批判中，蘊含著改造國民靈魂的愿望。”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呼蘭河傳》是國民靈魂的一曲挽唱。該小說旨在批判封建主義思想對民眾精神的戕害，改造國民麻木的靈魂，因為蕭紅早就意識到“中國人有一種民族的病態(tài)”，那就是“病態(tài)的靈魂”，于是“想改正它”，正面揭露“封建的剝削和壓迫”是反對封建主義的一條有效途徑。
蕭紅的《呼蘭河傳》將批判的鋒芒指向了北方土地上蕓蕓眾生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這一深隱的文化層面。該小說中作為文化載體的主要有“大泥坑”、“跳大神”和“洗熱水澡” 。這樣的文化載體孕生了更具文化意味的主體——“看客”群體。尤其將主體與載體結合起來，更具有文化批判的歷史厚度和哲學力度。
蕭紅曾對駱賓基說過一句話：“也許，每個人都是隱姓埋名的人，他們的真面目都不知道。我想，我寫的那些東西，以后還會不會有人看，但是我知道，我的緋聞，將會永遠流傳。”
果然！在她離世幾十年后，人們對她“緋聞”的咀嚼多于對她才華的關注；對她軼事的評判多于對她成就的崇仰。
“父親打了我的時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著窗子，從黃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象白棉花一樣飄著；而暖爐上水壺的蓋子，則象伴奏的樂器似的振動著。”
后來祖父也病故，那個唯一給了她愛與溫暖的人也離她而去了。
童年時代的蕭紅
14歲時，蕭紅由父親做主，許配給省防軍第一路幫統(tǒng)汪廷蘭的次子汪恩甲。王恩甲屬于紈绔子弟，是個喜歡抽鴉片的癮君子。
1930年秋，蕭紅初中畢業(yè)，不顧父親反對，毅然背叛家庭，逃婚來到北平，并進入女師大附中讀書。
她想象不到自己出走的后果，求學之路舉步維艱。1931年，困窘中的蕭紅回到老家，怒不可遏的父親隨即將其軟禁。與之年齡相仿的姑姑和七嬸非常同情蕭紅的遭遇，于深夜時幫她出逃。
隨著天氣日漸轉冷，在哈爾濱流浪月余的蕭紅，為了不至凍斃街頭，只得投靠在哈爾濱上大學的汪恩甲。
1932年春節(jié)，汪恩甲母親知道兒子與蕭紅在一起，就斷絕了經濟資助，汪不得已向家庭妥協(xié)。當時蕭紅已經懷孕，還是遭到了遺棄。
挺著大肚子的蕭紅，交不起租費，被汪恩甲留在東興順旅館充當人質，為免于生產后被賣到妓院里的厄運，她向哈爾濱《國際協(xié)報》的副刊編輯裴馨園求救，蕭軍、舒群等文學青年先后到旅館看望蕭紅。
蕭軍曾在東北陸軍講武堂學習，日后以作家身份成名。
21歲的蕭紅打動26歲蕭軍的，是她充滿苦楚與悲酸的一首小詩：“那邊清溪唱著，這邊樹葉綠了，姑娘呵，春天來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著青杏的時候，今年我的命運比青杏還酸！”
同年8月，松花江決堤。由于蕭紅欠錢太多，旅館不讓蕭紅離開。蕭軍趁夜租了一條小船，用繩子把蕭紅救出水困。
蕭紅后被送醫(yī)院待產，因無錢交住院費，蕭軍用刀子逼著醫(yī)生救人。孩子生下之后因無力撫養(yǎng)而送人。
出院后，兩個志同道合的青年共同生活在一起。在蕭軍的影響下，蕭紅開始在《國際協(xié)報》副刊發(fā)表文章。1933年，她以“悄吟”為筆名，寫出第一篇小說《棄兒》。
這篇小說發(fā)表以后，她陸續(xù)發(fā)表了很多小說和散文，從此踏上文學征程。
從蕭紅情竇初開，到最后客死異鄉(xiāng)，在蕭紅生命中最刻骨銘心的，莫過于與蕭軍同甘共苦的那幾年。
最艱難的時候，他們交付了房租，便囊空如洗，再沒有多余的錢租被褥；在哈爾濱滴水成冰的冬天，他們用臉盆喝過水，整天就一起啃一塊干糧。
食不果腹，三餐不繼，“活著”成了最大的問題。饑寒交迫的兩個人，互相取暖，他們性格上的，三觀中的諸多矛盾，也都被暫時掩蓋起來。
直到蕭軍找到家教的工作，兩個人的手頭寬裕了一些，就一起去下館子喝羊湯吃豬頭肉。
這段被蕭紅稱為“沒有青春只有貧困”的生活，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1934年11月初，兩個人前往上海，結識魯迅。不久，她第一次以“蕭紅”為筆名的長篇小說《生死場》在上海出版，在文學界引起巨大轟動。
魯迅在為《生死場》所作的序言中，稱贊蕭紅所描寫的“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品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
蕭紅也因此成為當時中國文壇知名的女作家，被譽為“30年代的文學洛神”。
那時，蕭軍也已成為一名實力派作家。按理，當生活的境況改善后，他們更應該舉案齊眉，惺惺相惜。
但廣闊新天地卻讓他們的裂痕不斷加劇。
曾經，他是她的桃花源，也是她的避難所。她熾熱的身體與靈魂，全部給予了他。他就像她在沙漠中跋涉的孤旅者，在瀕死的邊緣，遇到的一方綠洲。她啜飲，她吸附，就像一個渴愛的孩子，窮盡所有的貪戀。
但一個小女人，一個大男人的結合，弄得好，是我的光熱溫暖你的冰寒，以我的皎月一輪照徹你的無邊黑暗；嚙合得不好，就是南轅北轍，就是大相徑庭。
更何況她不會若即若離，不懂適可而止。她生來就是一只飛蛾，遇到他，她傾其所有，全力以赴。
但是，當他需要的只是一條小溪的時候，你給他的浩瀚海洋會淹死他；當他要的是溫良恭順，你的桀驁不馴便成了他的心頭刺。
最致命的是，那時他的曖昧之事不斷傳到她的耳朵里，導致他們的沖突不斷，性格暴躁的蕭軍最后對她拳腳相加。
蕭軍晚年時坦承，當初并未拿蕭紅當成自己最后的歸宿：“她單純、淳厚、倔犟，有才能，我愛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1936年7月，為了求得解脫，緩解矛盾，蕭紅只身東渡日本。
蕭紅把自己在日本留學的那段時間稱為“黃金時代”，在很多人看來未免匪夷所思。畢竟，那么多痛苦加諸一身，無論是蕭軍對她感情的背叛，還是她愛戴的人生導師魯迅的逝去。
那段時光，也許是她生命中最寧靜的時光了吧，沒有顛沛流離，沒有爭吵打罵，人生的一切凄苦，都因為隔山隔水，因為暫時被阻擋在千里之外，也不那么令她感覺悲愴了。
在此期間，她晝夜不息，寫出了《紅的果園》《孤獨的生活》《家族以外的人》等諸多作品。
但隨著兩人的裂痕變成溝塹，各走各路便成必然。
兩人在1938年4月初公開分手，但在分手時她已懷上了蕭軍的孩子。
可是，享受過溫暖的人，就不能在極寒中多捱一天。
蕭紅和蕭軍分手后，將自己的另一次婚姻給了同樣來自東北的作家端木蕻良。
醫(y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
端木身材瘦高，說話和聲細語，文質彬彬，與蕭軍的粗獷、豪放、野氣形成鮮明對比。此前，在很多作家爭論問題時，端木一般都站在蕭紅一邊。
尤其讓蕭紅感到欣慰的是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膽地贊美她的作品超過了蕭軍的成就”。這是其他朋友沒有做過的。
不能比翼齊飛，哪怕過上踏實溫暖，有人知疼知熱的小日子也是好的；在沒有拳腳相加，沒有絕望的淚水相伴的小確幸里，和那個人在煙火氣十足的生活中，白頭到老也是好的。
1938年4月，主持婚禮的胡風提議新人談戀愛經過，蕭紅坦言：“掏肝剖肺地說，我和端木蕻良沒有什么羅曼蒂克的戀愛史。是我在決定同三郎永遠分開的時候，我才發(fā)現(xiàn)了端木蕻良。我對端木蕻良沒有什么過高的要求，我只想過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沒有爭吵、沒有打鬧、沒有不忠、沒有譏笑，有的只是互相諒解、愛護、體貼。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這種狀況的人，還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卻做了犧牲，就這一點我就感到十分滿足了。”
蕭紅、端木蕻良合影
但她沒有想到的是，她并沒有因此獲得愛的救贖。
兩人婚后不久，日軍轟炸武漢，端木蕻良為當戰(zhàn)地記者，留下懷孕的蕭紅，一人前往重慶。她曾這樣描述自己的心情：“我好像命定要一個人走路似的......”
其后蕭紅歷經磨難到達重慶。1938年年底，蕭紅在白朗家生下一子，產后第四天，孩子即夭亡。
1940年，蕭紅隨端木蕻良離開重慶飛抵香港。香港淪陷，蕭紅同意他先撤離，他便拋下蕭紅，獨自逃亡。
從1940年1月到1941年6月，在逼仄破舊的陋屋中，在貧病交迫里，她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了一生中最為成熟的作品：《馬伯樂》《呼蘭河傳》《小城三月》。“她仿佛早已預知時日無多，要拼盡全力，發(fā)出最后又是最燦爛的光芒。”
1942年1月12日，久被宿疾困擾的蕭紅，漸感不支，求醫(yī)心切的她被庸醫(yī)誤診為喉癌而動了手術，術后的蕭紅不能飲食，無法說話，痛苦不堪。
1月18日，病情急遽惡化的蕭紅被端木蕻良和駱賓基轉入香港瑪麗醫(yī)院。
次日深夜，自感時日不多的她在一張紙片上寫下：“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月22日，蕭紅帶著無盡的悵恨離開人世。
蕭紅死后，她的一半骨灰埋在淺水灣，而另一半，則被端木蕻良買了一個花瓶，偷偷埋在西環(huán)半山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學里。
1957年，蕭紅的骨灰被遷葬于廣州的銀河公墓。一生飄零，至死都未再回故鄉(xiāng)。
在《呼蘭河傳》里，她寫道：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來回循環(huán)地走，那時自古也是這樣的了。風霜雨雪，受得住的就過去了，受不住的，就尋求著自然的結果。那自然的結果不大好，把一個人默默地一聲不響地拉著離開了這人間的世界。”
這對那些掙扎于時代和命運最底層，最終又被悄無聲息地毀滅的人們的喟嘆，仿佛也是她短促而坎坷一生的寫照。
人生的悲劇莫過兩種，一種是命運悲劇，一種是性格悲劇。
前者，覆巢之下無完卵，被時代的洪流、社會的泥沙、家庭的陰霾所裹挾，所傾軋，直至被損害，被犧牲。
面對數(shù)次被拋棄的結局，就如蕭紅所說：“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
她曾無數(shù)次以孱弱之軀去抗爭，但大多時候都是從一個虎穴跳入另一個泥潭。
一生多病，沒錢看醫(yī)生，沒有固定地址、家庭和工作，輾轉于出逃中，戰(zhàn)亂里和不斷的背棄里。
蕭紅曾和作家舒群在北京路過一家商店，她在童裝櫥窗前停留了下來，喃喃說起自己第一個孩子要是能活著，該多大了、多高了。
至于性格悲劇。有人說，“人纏不過自己的性格，常常在萬籟俱寂時，在走投無路時，以刀鋌與自己短兵相接。”
能戰(zhàn)勝的，兵不血刃；戰(zhàn)勝不了的，則受困于自己的“死穴”。自小就沒有被愛眷顧過的孩子，一直讓她汲汲于去尋求一份溫暖，一束光亮，她不知疲倦地趨奔，朝著所有希望的方向，努力地去修補與療愈生命中的那些缺失與暗疾，意圖在亂世里和苦難中暫得棲身，容她不肯沉淪的倔強，賜她與常人一樣的幸福。
她曾說過：“人和動物一樣，忙著生，忙著死。我不能決定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決定怎么愛，怎么活。”
但最后，她一次次鎩羽而歸，就像那個逐日的夸父，直至絕倒于途中。
她死于時代，死于際遇，死于庸醫(yī)，也死于自己對生命，對自由，對愛的渴望。
“她從呼蘭逃出來，到死都沒有找到自己的屋子，一直住在不同的旅館里。中國少了一個家庭婦女或姨太太，多了一個流浪者，一個對自由的追逐者，一個在文學上做出獨創(chuàng)性的作家。”
1942年1月22日，76年前，她帶著無盡的悵恨離開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