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看詩詞大會時，剛好看到一個專家做點評。談到諧音，說古人含蓄委婉，是啊，想要別人留下不說，折根柳枝，來得文雅許多，確實是一種藝術。但這樣的藝術一變形，一扭曲，又常常變成不能直面現實、不說實話的毒瘤。每到困難時這個毒瘤就格外顯眼，所有人都想要除之而后快。五四時試過，建國后也試過，都沒有成功。

同一個事情，盛世時是藝術，禍亂時則為毒瘤，是深深嵌入我文化基因的兩面，要趨利避害，絕非一日之功。這次冠狀病毒又引發了激烈的言論批評。太陽底下并無新鮮事，在我看來，做批評的佼佼者，非胡適魯迅等人莫屬。借此機會，想談談那一代公共言論家的軼事。

民國風在網絡上熱度很高，很多人喜歡將一些民國名人冠以國學大師的美名 。其實，民國風流人物眾多，并非人人都可稱國學大師，我覺得胡適等新文化運動主將還是不稱為好。國學并非廣義上的中國文化，特指和封建王朝一道日薄西山的傳統文化，即為舊文化。胡適等人一生致力于打倒舊文化，推廣新文化，在此角度上看，再稱他為國學大師，是否反而是對他真正的事業不認可呢？

按今天的說法，胡適大多數時候是一個公共批評者，是公知。但他是一個有理想的公知，他的理想就是推廣他的新文化，可謂終身不渝。我們今天看胡適，魯迅等人，總覺得他們是高高在上的言論家，簇擁眾多，寫的東西影響很大，是投槍是匕首，無所不能。其實，這可能是個誤會。如果他們自己當時也這么想的話，那就是傻到家了。

文字的力量畢竟有限，遠遠不如物質的影響直接。不說那時的讀書人少，且未必是讀書人就會受他影響。他說要反對舊文化，那些村里的鄉紳會信他的么，別說當年，就是現在村里會吟詩作對、寫大字的人還能賺到煙酒錢，你讓他們別干了，他們肯定是不會聽的。至于那些世俗中信奉實力說話的政治家，也許會說幾句客套話，真信的基本沒有。你用文字去討伐他，可謂話不投機半句多，很可能像方舟子那樣會被打。

例如，胡適反舊文化，反封建迷信，提出要拆廟毀佛。 有次，他應邀去廣州的中山大學講學，但主政的陳濟棠是個佛教徒，認為他說的那套是歪理邪說，等他到了廣州才找了借口把活動給攪黃了，還把他趕了出去。這確實很沒面子，好在廣西的李白集團可能真信了他的邪，把他接了過去。也不知真假，胡適在文章中說，李宗仁把廣西省里的廟全拆了，只給自己信佛的母親留了一座。胡適在文中大大表揚了李、白一番，對陳也沒法大加鞭撻，因為用處不大。

這樣的日子叫做仰人鼻息，真不好過，因為胡適和他們思維方式壓根就不同。他需要的是一個知己，一個和他一樣具有邏輯思維，喜歡表達的人， 那兩人在一起就可以聊上三天三夜。現在看來，新文化運動主將用的招數和現在的公知的招數大致差不多，一是把國外本來已經流行的概念拿過來，對大眾進行啟蒙。這一招大部分人都會用，用久了就不靈了。第二招就是對熱點問題進行批評，這就需要點邏輯思維能力了，但如果沒有對立面，只是痛打落水狗的話，也是不能長久的。最好對方也是一個和他一樣“常有理”的辯論大師，大家你來我往，很精彩，才會有人看。良將易尋，一個勢均力敵的敵人卻不容易找。

現在看來，胡適等人的第一個“敵人”是辜鴻銘。辜鴻銘給人的印象是個老頑固，實際上是個不甘寂寞的家伙。他精通多國語言，對西方的了解不比胡博士少。可偏偏做了傳統文化的代言人，他很喜歡賣弄，又會包裝，在國內外名氣都很大。這樣一來，胡博士頑固的堅持新文化，辜先生頑固的堅持舊文化，你來我往，自是精彩紛呈，最后新文化傳播的很成功，大家都知道了胡適，陳獨秀，辜鴻銘提的人反倒少了。客觀的說，新文化運動辜老先生有沒有貢獻呢，我認為有。至少，胡博士是知道的，有一次胡適在報上罵老辜，話說重了，老辜很生氣，讓胡適道歉，胡適還真做了。

無奈老辜年紀大了，沒幾年就掛了。一看大家都要事跟著失業，不知道是有意還是巧合，胡適魯迅兩個本來志同道合的人，居然分道揚鑣了。兩個人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各打一套工夫，看上去是在打架，其實大家心里都明白，對方都不是自己的私敵，主要還是自己太寂寞，老是有話要說。魯迅先生罵人很有一套，一個人把魯迅小弟徐志摩和梁實秋都罵過，后來連胡適本人都抓過來痛罵，場面十分熱鬧，大家都還有點興趣。

誰料天妒英才，沒過幾年，魯大師也去世了，胡適這下真的感到寂寞了。自己資歷越來越老，新文化信的人也還是那幾個人。他一時沒把持住，開始批評鄭智，媚日言論頻出，差點晚節不保。幸而蔣給他委任了個駐美大使，把他從泥潭拉了出來，總算得了善終。

如此一看，胡先生這些人仿佛也沒那么傳奇，但為何我們感覺受他影響很大呢？他影響的人未必很多，但至少影響了一個姓毛的青年。在后來，他幾乎把新文化運動中提的那套全盤做了實踐，連漢字拼音化都提上了日程。可以說，基本上完全肯定了胡適等人當年的事業。

胡適等人身上確實有值得人敬佩的地方。那就是至死不渝地投身于一件公共事業，不去湊那些熱鬧，不去碰自己也弄不明白的某些事。這看似簡單，但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幾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