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北京寒冷的冬天可以營造一種凄涼的氣氛，沖去一切可以自我原諒的借口。我并不是太愛虛榮的人，知道這次失敗是我的毛病積累到一定水準忍不住噴發出來的結果。我絕不能以年紀尚輕不太懂市場與管理為理由輕率地敷衍過去。

　　 從北大方正“勞改”了兩個月回來，我心服口服地承認失敗了。我把察覺到的數十個毛病列出來，日后一個一個克服掉。現在我能比較清醒地分析我和投資方所犯的主要錯誤，以祭我那幼年夭折的軟件公司。

　　 我的主要錯誤：

　　 （1）年青氣盛，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想一下子做成石破天驚的事。我的設計方案技術難度很大（有一些是熱門的研究課題），只有30萬元資金的小公司根本沒有財力與技術力量去做這種事。

　　 （2）我以技術為中心而沒有以市場為中心去做產品，以為自己喜歡的軟件別人也一定喜歡。我涉足的是在國內尚不成氣候的市場，我無法估計這市場有多大，人們到底要什么。伙伴們跟著我瞎忙乎一整年，結果做出一個洋洋灑灑沒人要的軟件。

　　 （3）我做到了“真實、正直”，但并沒有達到優秀的程度。我曾得到很多炫目的榮譽，但學生時代的榮譽只是一種鼓勵，并不是對我才能和事業的確認。正因為我不夠優秀，學識淺薄，加上沒有更高水平的人指點我，才會把事情搞砸了。

　　 投資方的主要錯誤：

　　 （1）投資方是個精明的商人，他把我的設計方案交給美國的一個軟件公司分析，結論是否定的。但他覺得我這個人很有利用價值，希望可以做成功其它事情，即使Soft3D軟件做不成功，只要掙到錢就行。這種心態使得正確的可行性分析變得毫無價值。

　　（2）由于我不懂商業，又象所有單純的學生那樣容易相信別人。他讓我寫下了不公正的合同，我竟然向他借錢買下本來就屬于我的30%技術股份。他名為投資方，實質上雙方各出了一半的資金（他出51%，我出49%）。他在明知Soft3D軟件不能成功的情況下，卻為了占我的便宜而喪失了應有的精明，最終導致雙方都損失。關閉公司時，他搬走了所有東西。我明明投入了技術，又虧了15萬元，卻一無所得。幾個月后當我意識到不公平而找他協商時，他說：“只能怨你自己愚蠢，讀到博士，連張合同都看不懂。”此事充分地顯示了我的無知與愚蠢。自己的奮斗沒有必要后悔太多，

　　 學到的遠比失去的多，我相信下一次會做得更好。

　　公司關閉后，我就面壁反省，補習基礎，準備為幾年之后“東山再起”養精蓄銳。1999年1月，有一個民營企業家G先生向我請教一個問題：“我給一個年輕人投資了100萬元，建立一家從事環保信息應用開發的軟件公司。他曾許諾一年內創利潤上千萬元，可是才過去5個月，他就把100萬元用完了，什么也沒掙到。我實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請你幫我分析分析。”這位G先生年齡有我的2.5倍，曾在西北當過幾十年的技術兵，性格豪爽。他投資的那個年輕人叫Y（以下稱Y 經理），自稱有英國的管理學文憑，能對公司的市場、技術、管理一把抓。G先生喜歡說“錢我沒問題”，于是想也不想就投了100萬元，并且給Y經理40%的股份。

　　 G先生請Y經理到家里座談。我那時突然狡猾起來，自稱是G先生的遠房親戚，在浙大讀半導體物理，特羨慕那些做軟件的同齡人，渴望聽聽Y經理的高見。Y經理果然信口開河，滔滔不絕，連綿不斷，如黃河泛濫，一發而不可收拾。我激動地想去參觀他的公司和產品，并表示要拋棄物理專業，立馬轉向軟件專業。

　　 Y經理得意而笑：“對于IT行業你就不懂了，我們經營的是一種理念而不是產品，這是國外最先進的思想。你可以來參觀我的公司，但你看不到具體的東西，只能用心去領會。”

　　這屁話比曹元朗的詩還臭（《圍城》）。我搞軟件只有8年功夫，說我不懂IT行業并不過分。可我讀了10年大學都沒聽到過如此“先進”的思想。如果這是英國管理學教育的成果，我認為自己已經發現了這個曾經是“日不落帝國”的衰敗的真正原因，有必要找英國首相切磋一番。

　　 我對G先生說：“Y經理根本不懂技術，為人極其浮夸。應馬上關閉公司，以絕后患。那100萬元你也虧得起，就買個教訓吧。”

　　 G先生說：“錢我沒問題，那100萬元就算我在澳門賭博輸掉了。”

　　 1999年5月，G先生又來找我請教另一個問題。他說：“小林啊，你上次說得很有道理，我接受了教訓。”

　　 我說：“那是好事，不論年齡大小，知錯就改總是好孩子嘛。”

　　 他嘆了一口氣：“最近幾個月，Y經理又花了我100萬元。”

　　 我當時差點給噎死，氣兇兇地訓G先生：“我早跟你講過，Y經理不是好東西，叫你關閉公司你不聽，你老說錢沒問題，虧你200萬元活該。”

　　 老先生象犯了錯誤的小孩子：“Y經理每一次向我要錢時，都拍拍胸脯保證下個月就有利潤，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掏錢給他，希望能救活軟件公司。現在該怎么辦？”

? ? ? ? 一個有20名職員的軟件公司，程序員只有三四個，連“十羊九牧”都不如。200萬元的財務報表中，有100多萬元用于吃喝玩樂和行賄。這種公司完全無藥可救。臺灣作家李敖曾說過：“當你沒法扶一個人上馬時，也許應該拉他下馬”。從5月份到8月份，我行俠仗義，替G先生清理軟件公司，根除Y經理這些敗類。

　　 可是難哪，因為G先生投資的公司根本不把G先生放在眼里，又豈能讓我插手。就在我想方設法卡住Y經理的脖子時，Y經理總能從G先生那里挖出錢。G先生就象被吸血鬼附身，卻仍存幻想：“如果吸血鬼能治好我的病，就讓它再吸些血吧。”

　　 Y經理又和一個來自深圳的騙子H想了注意，教唆G先生再投資100萬元新建一個“指紋”公司，說利潤將比開發環保信息更加可觀（估計要用億來度量）。就在他們準備簽合同之際，我偶爾路過，發現異常，便強行阻止。

　　 G先生是個好人，但太頑固。好幾次我氣極想撒手不管，但又不忍心好人被壞人欺負。我曾請求G先生：“我求您別再說錢沒有問題，您的私人財產會被人騙光。請讓我把這漏洞堵住吧，好讓我安心地回學校做完博士學位論文。”

　　 到8月份，我和G先生的兩個兒子，伙同“黑社會”的朋友，強行把那個軟件公司搬回G先生的工廠中，辭退所有員工。現在那個軟件公司被別人接管，仍然半死不活，好在每月虧損不過幾萬元，G先生承受得起，我就不再去碰G先生的傷疤。

　　我以前從未玩過與人勾心斗角的游戲，此三個月的經歷讓我疲憊不堪。那個軟件公司的員工曾透露，Y經理的英國文憑大約是在上海或杭州某個大專培訓班里混來的。方鴻漸買美國克萊頓大學博士文憑尚知羞恥（《圍城》），而Y經理卻趾高氣揚。害得我平白無故為英國教育界擔心，回想起英國鬼子曾打劫過中國，倍感恥辱。

　　 G先生是正人君子，不防小人，實在不是現代的商人。我和他成了忘年交。G先生第一次見到我時問我工資幾何，我答曰：“300元，夠買幾本書。”G先生甚為著急：“這樣的條件怎么能生活？你就搬到我家來住吧，我家條件好，你可以安心地學習，將來可為國家多作貢獻。”后來他幾次相邀，我就看在國家的份上住入他家，一直住到博士畢業。

　　 自從讀中學以來，我第一次享受食來張口，不用洗衣服的奢侈。唯一的麻煩是我得向很多朋友解釋：“我不是被別人養起來了，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不得已才這么做的。G先生是男的不是女的，并且沒有待出嫁的女兒。”

　　 我在讀博士學位的三年半里，經歷有點奇特。我遺憾的是“真才實學”沒有長進多少，并且沒有了在西電那樣的純真友情。略為欣慰的是我做了幾件有意義的事情。

　　 我很想講一講自己參加希望工程的經歷與感受。

　　 1998年暑假，浙江省云和縣梅源中學的老師們帶著希望班幾名優秀學生來到浙江大學，其中有受我資助的何曉麗同學。我才知道初中學生一個學期的學雜費就要 600元。何曉麗哭訴下學期不能再上學，其它的學生處境相似。我以前資助的2000元是5個人3年平均分派的，根本不起作用。

　　那時侯，公司倒閉使我債務累累，并且自信心遭受十年來最大的打擊。我在入不敷出、心事重重的情況下，沒有推卸義務，而是“變本加厲”的去盡這個義務。我在西電的好朋友史江一替我“接管”了一個中學生。有一個小姐追求我，我乘機給她一個活生生的“見面禮”。1999年7月份，我把飯卡送給了一個大學生，自己成了無產階級。從1997年11月起到我博士畢業期間，我直接或間接地為7個貧困學生捐助了約1萬元。我有了幾點感受：

　　 （1）對人的幫助莫過于給予希望。

　　 （2）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幫助比自己更困難的人，哪怕自己處于困境。

　　 （3）幫助是要負責任的，一定要設法做成有意義的結果。不負責任的幫助就是“施舍”。“施舍”缺乏誠意，不配稱為“幫助”。不少人曾對我說：“你是做大事的人，不要在小事上浪費精力，更不要為了別人而害了自己。”

　　很多人總以為自己將來是偉大人物而不愿做小事，從而到死也沒做成什么有價值的事。也有很多人希望自己成功后再去幫助別人，無論他最終成功還是失敗，一輩子也沒有幫助過人。還有很多人略有權勢或略有名氣后，便覺得自己吃喝玩樂、放屁、上廁所都是重要的事，在他們最能夠幫助人的時候卻以“太忙”“沒空”為理由不去做好事。

　　 我也在忙碌、在奮斗，也渴望成為偉大人物，但我希望讓有意義的小事充實一生。

　　 我還要講另一件我常干的小事。

　　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保留了隨地扔垃圾的“風俗習慣”，這惡習就象腳氣那樣雖然不致人于死地，但能遺臭萬年。即便象浙江大學這等典雅的地方，你都經常可以看見草坪、校門口的廢紙、果皮和塑料袋等，垃圾就如同天使臉上的一砣狗屎那樣鮮艷，人們竟然無動于衷。我記不請自己多少次當眾、當道撿垃圾，可是幾年來我都沒有在大學里發現第二個做這種事的人。我很想對所有的教授、博士、碩士、學士們講句話：“救人并不只是醫生干的事，保護環境也不只是清潔工干的事。只要你多花幾秒鐘，彎幾次腰，就能讓環境更加清潔，讓心靈更加清潔。我們不必個個道貌岸然，但至少應該做到‘讀書明理’。”那些正在追我和將要追我的小姐們，你多撿一次垃圾就多一份希望，你丟一次垃圾就不再有希望。

　　 我這樣喋喋不休地講“希望工程”和“撿垃圾”，并不是在沽名釣譽，也不是在布道，只是希望我這些“金玉良言”能觸動更多的自以為自己是高素質的人們。

　　在浙大的三年半里，我沒有對感情“播種”，所以也沒有收獲，但有一次“艷遇”。在關閉公司的那天晚上，人去樓空，我象嚴監生斷氣前那樣盯著尚未熄滅的燈。這時某大學的一位四年級女生來找我。一年前她曾作為實習記者采訪過我，談得很投機。我知道她是聰明好學的學生，曾大言不慚地教導過她幾次。我開公司的一年里幾乎沒與她來往過，想不到當我成了光桿司令時她還能“兔死狐悲”地來看望我，著實讓我感動。

　　 我不無自嘲地對她說：“你不用安慰我了，這次失敗我還能挺得住。”

　　 她說：“我不是來安慰你的。我一直盼望你的公司倒閉，等了整整一年。在你去北京之前，我有話跟你說。”

　　 我心下一涼，搞不清什么地方得罪她了，讓她如此記恨我。大概是我得意之日教導她時言語過重，傷了她的自尊心。好在我是知錯就改的人，當下慚愧地向她道歉。

　　她不理會我，說：“你開公司時光環重重，我根本無法靠近你。即便那時我成了你的好朋友，你也不會把我放在眼里。我暗戀你一年了，一直都沒跟你講。我早知道你會失敗的，失敗時你就剩下一個人，你才會知道我是真心愛你的，而不是沖著其它來的。你是個優秀的理科學生，我是個優秀的文科學生，門當戶對，珠簾壁合。請你不要覺得女的追男的很荒唐，我是認真的，請你給我一次機會。”

　　 我雖然評不上情場高手，好歹也在愛河里游過泳，嗆過水。想不到倉促之下，被一女子說得臉紅耳赤，無法掩蓋窘相。

　　 我一直認為男人應該勤勞一輩子，好讓柔弱的女子舒舒服服地在大樹下乘涼。而學習、工作出色的女子只能做朋友，不能做夫人。

　　她從小習詩弄文，讀大學時蜚聲校園。我見到她第一面時就把她歸類為事業上的朋友，所以才會正兒八經地與她交談并教導她。我在西電的兩個女朋友就屬于讀書不太好但比較有魅力的女生，我從來也沒有指導過她們學習。如果我喜歡一個女孩子并希望她成為我的女朋友，我早就去追求她了，豈能輪到她追我。

　　她見我彷徨不安，便滔滔不絕地例舉愛我的“證據”。我開公司一年來發生的事她了如指掌，就象在我的房間里放了竊聽器，在我的朋友中安插了間諜。她甚至趁著實習機會跑到團中央去查閱我的老底，有些“光輝記錄”我過去的伙伴都未必知道。她思念我時，寫了很多詩，留了很多淚……

　　 我早知道有些人不編程序、不做實驗就能寫出論文，難道男女之間不接觸也能滋生感情？

　　 第一回合我就被她挑翻在地，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負心郎”，無地自容地把她送走。我以為這是文科女生的風格，就當作一個趣事不放在心上。

　　我從北大方正“勞改”回來不久后，她提著一籃鮮花來找我，并對我說了她的夢想：在寒冷的冬天，大地鋪滿積雪，四野人鳥絕跡。我孤獨求敗地深居在冷冰冰的小木屋里。在一個狂風呼嘯的黃昏，她一手拎著親手做的飯菜（我想應該有土豆和辣椒），一手拎著一捆木柴，敲開了那扇緊閉的門和心房。終于木屋四壁生輝……

　　 我曾對第一個朋友最好的贊美是：“黃蓉很象你。”

　　 我曾對第二個朋友最深情的話是：“將來咱們老了，我回黃巖當物理老師，你當語文老師。”

　　 相比之下，我的確不及她浪漫。此后她再找過我幾次，當我意識到她動真格的時候，她已不能自拔。愛情是很怪的東西，并不是兩個好人在一起就能碰出火花。與其讓她長痛，還不如讓她狠痛一次。

　　 我對她說：“我們真的不能在一起。”

　　 她問為什么？

　　 我說：“不為什么，我沒有心跳的感覺。”

　　 她說十年之后再找我。

　　 我知道她會奮發圖強，因為她會一直想著“為什么”，期望讓自己有個滿意的答案。 這條路8年前我已經走過了。后來她讀碩士時我曾再見過她，她在文學上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

　　 她說將會送給我她的第一本著作，書中開頭的幾個故事是關于我和她。

　　 我說看了她的書后一定會寫一篇讀后感給她。

　　 她仍然提醒我不要忘記十年后的相約。

　　我在浙大有一個值得懷念的人，她是管宿舍樓的大媽。在1999年1月至5月，我在博士生宿舍靜心修煉內功，大媽就象我的“”。晚上九點鐘時，她就會燒些東西給我吃。我和大媽非親非故，同學們都不明白大媽為什么待我好。我想那是因為我沒把自己當成“博士”來看，而是當成“人”來看。

　　 5月份后，我看在國家的份上搬到一個千萬富翁家里去住，大媽也調到“熊貓館”當掌門人。我一般隔幾個月去看望大媽一次，中秋節我就和她在一起。朋友們知道我和大媽有這層關系，就紛紛托大媽物色女朋友。

　　 大媽果然稱職，她就象特務那樣審視大樓里的女生。可大媽畢竟是大媽，她采用的“標準”是幾十年前的版本，無法與現今的兼容。她盯住了不該盯的，卻漏掉了不該漏的，至今都未“推銷”成功一個。

　　 這件事讓我又明白了關于軟件的一個道理：光有完善的數據庫還不夠，還應該提供很好的搜索引擎。

　　 我相信生活、科學、藝術中的很多道理是相通的，于是就不嫌人笑，寫下了十年來的故事，交最后一次作業。

　　 大學十年給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憶，現在可以打上漂亮的句號了。盡管我即將告別大學，但我會終生學習。也許我成不了天才，但還有機會成為天才的爸爸。

　　 我想大聲呼喊出那種可以用雙手把握未來的自豪。

　　 我要對年輕的朋友們說兩句肺腑之言：

　　 一、主動去創造環境，否則你無法設計人生。

　　 二、生活和工作要充滿激情，否則你無法體會到淋漓盡致的歡樂與痛苦。

　　 如果我碰到上帝，只會對他說一句話：“你看廁所去吧。”

2000年7月份，我從浙江大學博士畢業后到上海貝爾有限公司工作。從2000年8月至2001年底，大約一年半時間，我在網絡應用事業部從事軟件工程與 CMM的研究與推廣工作。從2002年初至今，我調到公司總部從事企業研發管理的研究。我在上海貝爾沒有發財，沒有當官，那么工作近兩年來我都在做些什么呢？

　　 我在心平氣和、踏踏實實地做學問。

　　 我讀本科的專業是半導體物理，碩士專業是集成電路，博士專業是計算機圖形學。十年之內我換了三個專業，哪一個專業都沒有學精通。我覺得自己在軟件工程方面有些悟性，可是沒有當成專業來系統地學習。所以博士畢業時，除了有點虛名外，我的確沒有什么過人的才能。

　　 如今大學里的博士、教授中“水貨很多”，我不幸是其中之一。象我這樣的好苗子淪落為“水貨”，是中國大學學術腐敗、墮落的惡果。

　　 在公司里，很多員工恭謹地叫我“林博士”，甚至還有年輕人特意來看看我這個“好榜樣”。雖然我也愛慕虛榮，可是良心未泯，彼時我那有博士的真才實學，多么羞恥啊。

　　 剛到公司時，我有兩類工作可選擇：一是開發產品，二是研究并解決企業存在的軟件工程問題。

　　我在開發產品方面比絕大部分應屆畢業生和員工們有經驗，當項目經理可謂熟能生巧。軟件工程則是我的研究興趣。前者可能會有更高的經濟收入，后者能提高自己的學問。當時我的想法很簡單：趁著自己還年輕，趕緊好好做學問，彌補讀博士期間浪費的三年青春，讓自己有真才實學。

　　 在企業里做學問與高校里很不一樣。如今學校里的學者們越來越浮躁，聰明才智大多建立在“紙上談兵”之上，做學問變成了造文章。而企業特別講究“務實”，所有的工作圍繞一個目標：努力讓企業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

　　我在公司里沒有象在學校里那么“興風作浪”，日子過得很簡單，不停地調研、寫規范和培訓。就象少林寺藏經閣里的修練者。上海貝爾提供了一流的軟件工程研究與實踐環境（不是現成的，是爭取來的，這就是我信奉的“創造環境”）。在這種環境下，只要人不笨，認真工作，誰都能成為軟件工程專家。

　　 在博士畢業前，我寫了一本薄薄的書叫《軟件工程思想》。這本書與《大學十年》一樣在網上流傳，我曾經自鳴得意。最近我要出版一些研究成果，便重新閱讀了那本《軟件工程思想》。發現此書真的是徹底地“紙上談兵”，不僅對企業毫無用處，并且會誤導讀者。

　　 我真是悲喜交加，悲的是和我同類的一大批“假博士”長期干些“自欺欺人”的研究工作，浪費生命并且浪費國家財產。喜的是我終于跳出了虛假學術的火炕。我不敢說現在自己的水平有多高，但至少能夠拿出一些對企業有價值的東西來。

　　我在公司是一名自由自在的軟件工程專家，公司待我不薄。如果不給自己一些事業上的壓力，人很容易在安逸中墮落。我的目標是創作出可以與Rational公司RUP相媲美的軟件過程規范，并且開發出物美價廉的適合于中國IT企業的項目管理軟件。基于大量實踐的基礎上，我和合作者研制了一套“軟件過程改進解決方案”（Software Process Improvement Solution, SPIS）。SPIS的主要組成部分：有基于CMMI 3級的軟件過程改進方法與規范，稱之為精簡并行過程（Simplified Parallel Process, SPP）。一系列培訓教材，包括軟件工程、項目管理、高質量編程等。基于Web的項目管理工具，包括項目計劃、項目監控、質量管理、配置管理、需求管理等功能，命名為Future。

　　以我們研究小組的實力本來是可以順利完成SPIS的。但遺憾的是，SPIS不是公司產品發展戰略范疇之內的東西，不能作為正式項目開發，我的組員們都被分配了其它的任務。我只能在公司之外組織一些朋友共同開發SPIS。雖然困難很大，但是工作很有意義，很鼓舞人。

　　我依然相信“創造性的事業要靠激情來推動”。最近我又重新修訂了以前寫的《高質量C++/C編程指南》一書，增加了不少精彩章節，更名為《高質量程序設計指南——C++/C語言》，2002年5月底會在電子工業出版社出版。希望在今后的一年內，我能結識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把事業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