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常以漢朝喻代本朝,白居易的《長恨歌》起篇就是一句“漢皇重色思傾國”,令人方將目光落在詩篇上,便甫被盛世的氣象撲了滿臉。盡管長恨歌并非歌功頌德之作,所記的帝妃之愛更使旁觀者不勝唏噓嘆惋,它卻依然帶了一份獨屬于大唐的氣質。
獨屬唐的氣質,自然是才子輩出、多元文化并起,文人們在統治者的包容下盡情抒寫各自心中之言,如此一種相對自由的文化氛圍。盛世當得華章配,強大的漢朝比之唐朝,始終少了些姿彩。
縱觀唐代的文學圖卷,有人年少成名春風得意,也有人困于時運一生抑抑,有人甘做一閑云野鶴游蕩江湖,也有人高居廟堂求展濟世之念……而無論如何,他們都在詩文中盡彰自己的個性,更有韓退之“不平則鳴”的文學主張,獲得不少文人的推崇踐行。
可就在這樣百花齊放的時代里,有一個人是極特殊的。他系名門之后,相貌資儀均為一流,而且才華橫溢,獲后代的蘇東坡“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之贊譽。按理說,天才都是倨傲的,可他為人卻敦厚溫柔,寫的詩也入了一種“無我”的化境,寫山便是山,寫水便是水,絲毫見不到他個人的影子。
他以心為目,隨逝水長流,縱覽山海,也伴清風扶搖而上,感受天地奧妙。他將自己與自然融為一體,像極了明月的化身,也似一盞被誤傾入凡塵的瑤池圣水。
而細細究來,他卻遍嘗了世間百種滋味。他是詩佛王維。
曾經與友人笑言:杜甫太苦,李白也是個失意人,既然沒有二人的胸襟和格局,就不要選擇他們的生命歷程。如果能穿越到唐朝,不要當杜甫,也不要當李白,一定要當王維。
太原王氏是唐代的“五姓七族”高門之一,素來有很好的詩書教養,王維便是這一支的長子。其母崔氏也是名門之后,知書達理,虔心事佛。王維被父母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不但親自教他讀書,還找名師培養他的畫技樂理。入仕為官自然是家族傳人的必走之路,而在尋求功名之外,雙親更希望他能修養出不凡的品格心性。
王維字摩詰,維摩詰是一位有很高佛學造詣的居士,以潔凈無垢著稱。
王維沒有辜負這個沾滿性靈的名字,年方九歲的他已經能寫詩作文了。
六年后,他開始外出游學。輾轉數年之后,受岐王之助,在玉真公主的壽宴上以一曲《郁輪袍》驚艷四座,因此為公主賞識,在二十一歲榮登狀元位。
王維的青年時代,無疑是對“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最好的詮釋。常言道月盈則虧,盛極必衰。但上天對他的偏愛遠不止于此,即使在旁人看來已經盛到了極點,發生在王維身上的好事也絲毫沒有“滿”的意思。
狀元及第不久之后,他就娶了與自己性情契合的崔氏女,成就一樁好姻緣。再往后,他雖然被政治斗爭波及遭受貶官,但很快得到大赦天下的詔令。又認識了好友孟浩然、裴迪,也得到良臣裴耀卿、宰相張九齡的賞識。
所以綜說王維的一生,大抵可以這么講:少年得志,狀元及第。有佳妻在側,更有良友交游。每逢兇必化險,又官至尚書右丞,還建輞川別業以寄閑趣。這樣平順富足又充滿詩情畫意的一生,很難不讓人心生向往。
然而思量起來,卻總覺得不太對——王維可是與杜甫同一期的人。
杜甫兩個字幾乎已經成為一種歷史符號,每每提及,便令人不由想到安史之亂,想到亂世之中萬民流冗的場景。即使撇開百姓來談,以杜甫個人來關照整個官場,也不難得知人品端直的官員們飽受著怎樣的煎熬。
彼時官位微末的杜甫被叛軍抓起來,不惜冒險穿越兩軍對峙之地去投靠肅宗。在看管較松懈的情況下杜甫尚且花了兩年時間才成功,遑論那些在朝中身居要職,被嚴加看守的高官?
他們不愿仕偽朝,也不甘心死去,時時刻刻都在盼望唐政府勝利。而王維就是其中一員。
安史之亂爆發時,王維的官階已算不得低,屬于被重點監管的對象,而且他的詩名早就譽滿京華,安祿山素來又欣賞他的音樂才能,想借助王維的名聲讓更多的人歸服,自然不會放松對他的看管。所以王維始終找不到逃走的機會。
王維雖自幼便深受母親的熏陶,精通佛理,但他畢竟行的的是儒家的入世之道,自然分得清黑白是非,也明白什么是忠君愛國,更清楚何謂一臣不侍二主。他相信唐政府一定會贏,只要活下去便一定能看到那日……可有什么辦法能讓自己性命無虞,又不侍奉安祿山?
據《新唐書》記載,王維不愿意為安祿山做事,索性吃藥弄啞了自己的嗓子。
千人百態,萬種性情各有各的好。性烈如火之人倘受折辱,勢必會以死捍衛自己的尊嚴,留下慷慨壯烈的挽歌。敦厚如月之人則鮮少會走那樣決絕的道路,即使委曲求全,也無時無刻沒有懷揣著對未來的希望。
或許可以說后者欠了一股快意恩仇的血性,但兩類人的品格絕無高下之分。服藥自殘就是溫柔敦厚的王維做出的最有力的反抗。
也有說法是,王維在重重的監視下無法輕易弄到那些藥物,便刻意不吃飯,等飯菜都餿了,發出腥臭再吃下,使自己落下痢疾。
但無論怎樣,王維的嗓子的確被他出于“不配合”的動機弄壞了。然而安祿山并沒有放過他,而是將王維接去洛陽囚禁起來,要醫官將他治好。
而后安祿山在凝碧宮宴請王維等一干不仕偽朝的人,想勸服他們。樂工們心中哀戚,感念到玄宗的好,不免哭聲四起。其中一個叫雷海清的人更堪稱忠烈,朝玄宗離去的西而行過跪禮之后,轉頭就對安祿山破口大罵,被當場割舌、凌遲處死。
王維原本就被眾人的哭聲牽動了這些日子以來深埋于心的悲痛,見得雷海清英勇赴死,哀痛更甚,又覺怒氣燒心。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暗自垂淚,擬出一首《凝碧詩》:
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弦。
此刻看見在秋風中零落的槐花,他當真懷念起百官同朝拜見天子的場景。即使在過去的年月里,他在官場上并不是如魚得水,始終沒有足夠的政治嗅覺去規避風險,導致自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沉浮不定。
當年他任太樂丞之時,岐王想看伶人舞黃獅,但王維覺得黃色是天子的專用色,不可輕用。而共事者認為岐王為玄宗之弟,為他舞一回黃獅不過是微末小事。后來玄宗知道此事,果然給予相關人等處罰,王維也被貶為濟州司倉參軍。
再后來,恩師張九齡與奸相李林甫因為給牛仙客授官之事發生爭執,張九齡受逐,朝中眾人皆懾于李林甫的權力,不敢為張九齡說一句話。只有王維毫不遮掩對恩師的思念和惋惜,公然寫詩給張九齡。
此舉無疑將自己推上風口浪尖,很可能會成為有心人彈劾他的由頭。王維本來也有了接受一切后果的準備,只是沒有想到玄宗非但沒有降罪于他,反而調他任監察御史。
帝王之心實在深不可測。可即使過去受到過挫折,有過失意,也不過是個人的榮辱,他在低沉過后總能很快尋找到疏泄口,將負面的情緒盡數排解,或是轉化為使自己更加穩重深厚的經驗。
然而此刻面臨的境況牽涉到一國的興衰,王維的心與這個面臨亂離的朝代牢牢捆在一起,墜入了浸滿遺民血淚的低空,再也無法輕松起來。
安祿山強迫王維接受偽官。王維的好友裴迪在得知王維做了偽朝的官后難以置信:以王維的風骨,怎會做出如此不忠不義之事?他歷盡周折,終于與王維見上了一面。
大概兩人上一次見面的時候,還在別業吟詩賞畫。一轉眼,所有的一切就變了。一個風塵仆仆,瘦得形銷骨立,另一個則形容憔悴,只有低眉撫琴間還能窺見當年那個風儀美絕的少年人的影子。
世路艱難,裴迪這一趟走得很累。但他的眼神卻異常堅定,好似藏了一團烈火,一直盯著王維,無聲地索要自己想要的答案。王維在好友的注視下,心頭涌起萬般滋味涌,一時間竟然失了語。兩人相視了半晌,他才輕而又輕地念出自己做的那首《凝碧詩》。裴迪瞬間便明白他的心意。
但向好友自證清白容易,對君王自證就很難。
唐軍終于還是收復了長安,而后朝廷對所有出仕偽朝的官員都進行了處罰,王維也下了獄。肅宗原本想將偽官全部處死,但在眾人的勸說下還是決定采用等級制處罰,以具體行跡分五種方式論處:處死,賜自盡,杖責一百,流放,貶官。
王維彼時所處的境地自然很危險,但好在他的親弟王縉平叛有功,愿意削官為兄贖罪,加上裴迪手中的《凝碧詩》恰可證明王維的心一直向著唐廷,再有朝中與王維有交情的官員為他求情,在種種因素的推動下,王維最終只被降了一級。
然而遭遇了這一系列的變故,王維的歸隱之愿愈發強烈了。
觀其詩文可知,他心態的轉變并非因覺世道險惡,功名利祿是黃粱一夢,而是因為始終對自己當初沒能以死殉國這件事耿耿于懷。盡管杜甫都有“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之言來說明王維并無過錯,甚至對他大加安撫,但王維還是過不去那個坎,多次在與友人的書信中懺悔。
后來他官職尚書右丞,弟弟王縉卻還在蜀州不能還朝。王維經過思量,認為王縉更適合在朝廷做官,于是上表辭官,讓弟弟回到京師。
而他自己則褪去朝衫,乘輕舟短楫遨游于天地,歸隱山林。
安史之亂是王維一生中遭遇的最大的變故,而這重大變故的走向還是通往好的一端。
所有的驚濤駭浪終會歸于平靜,以平整的姿態,時時被掠過湖面的和風推上海岸,和順得仿佛什么都沒發生過。
杜甫是迎濤而上,奮力抗爭的斗士,以血為墨勾勒出赤膽忠心,光照天地。王維則是被風波卷入高空的清浪,倔強地守護本心,正應了他名字的含義:清凈無垢。
只待一切平息后回到自己應處的位置。縱容眉染風霜,也是一派清雅。
再以王維應對此事的態度反觀他再往前的生命歷程,發現他并不是命運的寵兒——只說人生的三大悲:少年喪父、中年喪妻、晚年喪子,王維就幾乎占完了這三大悲。
父親并未陪伴他度過少年時光,而是在某一日墜馬而亡。彼時身為家中長子的王維也還年幼,但必須接過部分壓在母親身上的責任,照顧弟妹。待到他狀元及第,得娶嬌妻,相守不過數年,愛妻就因難產,與腹中孩兒一并辭世。王維之后再未娶妻,孤居一室三十年。
人到中年,慈母也猝然與他永別,生性至孝的王維數度昏厥,被錐心的哀痛榨得病骨支離。
這樣一看,即使他一生大多數時間里都過著富足的生活,所承受的生命之痛也萬非常人可體。可他在后人的印象里,為何總是個輕松富足的公子哥?
或許是因為他的出身、受過的教導、生來的稟賦,使他習慣以和順的態度來面對生活,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悲而不戚,成了一個對世間有情,卻又能超脫凡情的高士。
“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還有那句——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的確是一種出塵的、自然的生活態度,對人有著一種本源的吸引力。每讀到那首詩,便覺得自己是千年前那個在林間與王摩詰談笑的老叟。
與對面那人閑聊不過數句,就不由被他淡泊寧靜的氣質感染:原來縱無錢物千百,生活也可以安穩而富足。
王摩詰誠然是在鬧市里為眾人提供清凈居處的高士,亦或者,他就是凈土本身,清芬無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