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常以漢朝喻代本朝，白居易的《長恨歌》起篇就是一句“漢皇重色思傾國”，令人方將目光落在詩篇上，便甫被盛世的氣象撲了滿臉。盡管長恨歌并非歌功頌德之作，所記的帝妃之愛更使旁觀者不勝唏噓嘆惋，它卻依然帶了一份獨屬于大唐的氣質。
獨屬唐的氣質，自然是才子輩出、多元文化并起，文人們在統治者的包容下盡情抒寫各自心中之言，如此一種相對自由的文化氛圍。盛世當得華章配，強大的漢朝比之唐朝，始終少了些姿彩。
縱觀唐代的文學圖卷，有人年少成名春風得意，也有人困于時運一生抑抑，有人甘做一閑云野鶴游蕩江湖，也有人高居廟堂求展濟世之念……而無論如何，他們都在詩文中盡彰自己的個性，更有韓退之“不平則鳴”的文學主張，獲得不少文人的推崇踐行。
可就在這樣百花齊放的時代里，有一個人是極特殊的。他系名門之后，相貌資儀均為一流，而且才華橫溢，獲后代的蘇東坡“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之贊譽。按理說，天才都是倨傲的，可他為人卻敦厚溫柔，寫的詩也入了一種“無我”的化境，寫山便是山，寫水便是水，絲毫見不到他個人的影子。
他以心為目，隨逝水長流，縱覽山海，也伴清風扶搖而上，感受天地奧妙。他將自己與自然融為一體，像極了明月的化身，也似一盞被誤傾入凡塵的瑤池圣水。
而細細究來，他卻遍嘗了世間百種滋味。他是詩佛王維。
曾經與友人笑言：杜甫太苦，李白也是個失意人，既然沒有二人的胸襟和格局，就不要選擇他們的生命歷程。如果能穿越到唐朝，不要當杜甫，也不要當李白，一定要當王維。
太原王氏是唐代的“五姓七族”高門之一，素來有很好的詩書教養，王維便是這一支的長子。其母崔氏也是名門之后，知書達理，虔心事佛。王維被父母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不但親自教他讀書，還找名師培養他的畫技樂理。入仕為官自然是家族傳人的必走之路，而在尋求功名之外，雙親更希望他能修養出不凡的品格心性。
王維字摩詰，維摩詰是一位有很高佛學造詣的居士，以潔凈無垢著稱。
王維沒有辜負這個沾滿性靈的名字，年方九歲的他已經能寫詩作文了。
六年后，他開始外出游學。輾轉數年之后，受岐王之助，在玉真公主的壽宴上以一曲《郁輪袍》驚艷四座，因此為公主賞識，在二十一歲榮登狀元位。
王維的青年時代，無疑是對“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最好的詮釋。常言道月盈則虧，盛極必衰。但上天對他的偏愛遠不止于此，即使在旁人看來已經盛到了極點，發生在王維身上的好事也絲毫沒有“滿”的意思。
狀元及第不久之后，他就娶了與自己性情契合的崔氏女，成就一樁好姻緣。再往后，他雖然被政治斗爭波及遭受貶官，但很快得到大赦天下的詔令。又認識了好友孟浩然、裴迪，也得到良臣裴耀卿、宰相張九齡的賞識。
所以綜說王維的一生，大抵可以這么講：少年得志，狀元及第。有佳妻在側，更有良友交游。每逢兇必化險，又官至尚書右丞，還建輞川別業以寄閑趣。這樣平順富足又充滿詩情畫意的一生，很難不讓人心生向往。
然而思量起來，卻總覺得不太對——王維可是與杜甫同一期的人。
杜甫兩個字幾乎已經成為一種歷史符號，每每提及，便令人不由想到安史之亂，想到亂世之中萬民流冗的場景。即使撇開百姓來談，以杜甫個人來關照整個官場，也不難得知人品端直的官員們飽受著怎樣的煎熬。
彼時官位微末的杜甫被叛軍抓起來，不惜冒險穿越兩軍對峙之地去投靠肅宗。在看管較松懈的情況下杜甫尚且花了兩年時間才成功，遑論那些在朝中身居要職，被嚴加看守的高官？
他們不愿仕偽朝，也不甘心死去，時時刻刻都在盼望唐政府勝利。而王維就是其中一員。
安史之亂爆發時，王維的官階已算不得低，屬于被重點監管的對象，而且他的詩名早就譽滿京華，安祿山素來又欣賞他的音樂才能，想借助王維的名聲讓更多的人歸服，自然不會放松對他的看管。所以王維始終找不到逃走的機會。
王維雖自幼便深受母親的熏陶，精通佛理，但他畢竟行的的是儒家的入世之道，自然分得清黑白是非，也明白什么是忠君愛國，更清楚何謂一臣不侍二主。他相信唐政府一定會贏，只要活下去便一定能看到那日……可有什么辦法能讓自己性命無虞，又不侍奉安祿山？
據《新唐書》記載，王維不愿意為安祿山做事，索性吃藥弄啞了自己的嗓子。
千人百態，萬種性情各有各的好。性烈如火之人倘受折辱，勢必會以死捍衛自己的尊嚴，留下慷慨壯烈的挽歌。敦厚如月之人則鮮少會走那樣決絕的道路，即使委曲求全，也無時無刻沒有懷揣著對未來的希望。
或許可以說后者欠了一股快意恩仇的血性，但兩類人的品格絕無高下之分。服藥自殘就是溫柔敦厚的王維做出的最有力的反抗。
也有說法是，王維在重重的監視下無法輕易弄到那些藥物，便刻意不吃飯，等飯菜都餿了，發出腥臭再吃下，使自己落下痢疾。
但無論怎樣，王維的嗓子的確被他出于“不配合”的動機弄壞了。然而安祿山并沒有放過他，而是將王維接去洛陽囚禁起來，要醫官將他治好。
而后安祿山在凝碧宮宴請王維等一干不仕偽朝的人，想勸服他們。樂工們心中哀戚，感念到玄宗的好，不免哭聲四起。其中一個叫雷海清的人更堪稱忠烈，朝玄宗離去的西而行過跪禮之后，轉頭就對安祿山破口大罵，被當場割舌、凌遲處死。
王維原本就被眾人的哭聲牽動了這些日子以來深埋于心的悲痛，見得雷海清英勇赴死，哀痛更甚，又覺怒氣燒心。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暗自垂淚，擬出一首《凝碧詩》：
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弦。
此刻看見在秋風中零落的槐花，他當真懷念起百官同朝拜見天子的場景。即使在過去的年月里，他在官場上并不是如魚得水，始終沒有足夠的政治嗅覺去規避風險，導致自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沉浮不定。
當年他任太樂丞之時，岐王想看伶人舞黃獅，但王維覺得黃色是天子的專用色，不可輕用。而共事者認為岐王為玄宗之弟，為他舞一回黃獅不過是微末小事。后來玄宗知道此事，果然給予相關人等處罰，王維也被貶為濟州司倉參軍。
再后來，恩師張九齡與奸相李林甫因為給牛仙客授官之事發生爭執，張九齡受逐，朝中眾人皆懾于李林甫的權力，不敢為張九齡說一句話。只有王維毫不遮掩對恩師的思念和惋惜，公然寫詩給張九齡。
此舉無疑將自己推上風口浪尖，很可能會成為有心人彈劾他的由頭。王維本來也有了接受一切后果的準備，只是沒有想到玄宗非但沒有降罪于他，反而調他任監察御史。
帝王之心實在深不可測。可即使過去受到過挫折，有過失意，也不過是個人的榮辱，他在低沉過后總能很快尋找到疏泄口，將負面的情緒盡數排解，或是轉化為使自己更加穩重深厚的經驗。
然而此刻面臨的境況牽涉到一國的興衰，王維的心與這個面臨亂離的朝代牢牢捆在一起，墜入了浸滿遺民血淚的低空，再也無法輕松起來。
安祿山強迫王維接受偽官。王維的好友裴迪在得知王維做了偽朝的官后難以置信：以王維的風骨，怎會做出如此不忠不義之事？他歷盡周折，終于與王維見上了一面。
大概兩人上一次見面的時候，還在別業吟詩賞畫。一轉眼，所有的一切就變了。一個風塵仆仆，瘦得形銷骨立，另一個則形容憔悴，只有低眉撫琴間還能窺見當年那個風儀美絕的少年人的影子。
世路艱難，裴迪這一趟走得很累。但他的眼神卻異常堅定，好似藏了一團烈火，一直盯著王維，無聲地索要自己想要的答案。王維在好友的注視下，心頭涌起萬般滋味涌，一時間竟然失了語。兩人相視了半晌，他才輕而又輕地念出自己做的那首《凝碧詩》。裴迪瞬間便明白他的心意。
但向好友自證清白容易，對君王自證就很難。
唐軍終于還是收復了長安，而后朝廷對所有出仕偽朝的官員都進行了處罰，王維也下了獄。肅宗原本想將偽官全部處死，但在眾人的勸說下還是決定采用等級制處罰，以具體行跡分五種方式論處：處死，賜自盡，杖責一百，流放，貶官。
王維彼時所處的境地自然很危險，但好在他的親弟王縉平叛有功，愿意削官為兄贖罪，加上裴迪手中的《凝碧詩》恰可證明王維的心一直向著唐廷，再有朝中與王維有交情的官員為他求情，在種種因素的推動下，王維最終只被降了一級。
然而遭遇了這一系列的變故，王維的歸隱之愿愈發強烈了。
觀其詩文可知，他心態的轉變并非因覺世道險惡，功名利祿是黃粱一夢，而是因為始終對自己當初沒能以死殉國這件事耿耿于懷。盡管杜甫都有“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之言來說明王維并無過錯，甚至對他大加安撫，但王維還是過不去那個坎，多次在與友人的書信中懺悔。
后來他官職尚書右丞，弟弟王縉卻還在蜀州不能還朝。王維經過思量，認為王縉更適合在朝廷做官，于是上表辭官，讓弟弟回到京師。
而他自己則褪去朝衫，乘輕舟短楫遨游于天地，歸隱山林。
安史之亂是王維一生中遭遇的最大的變故，而這重大變故的走向還是通往好的一端。
所有的驚濤駭浪終會歸于平靜，以平整的姿態，時時被掠過湖面的和風推上海岸，和順得仿佛什么都沒發生過。
杜甫是迎濤而上，奮力抗爭的斗士，以血為墨勾勒出赤膽忠心，光照天地。王維則是被風波卷入高空的清浪，倔強地守護本心，正應了他名字的含義：清凈無垢。
只待一切平息后回到自己應處的位置。縱容眉染風霜，也是一派清雅。
再以王維應對此事的態度反觀他再往前的生命歷程，發現他并不是命運的寵兒——只說人生的三大悲：少年喪父、中年喪妻、晚年喪子，王維就幾乎占完了這三大悲。
父親并未陪伴他度過少年時光，而是在某一日墜馬而亡。彼時身為家中長子的王維也還年幼，但必須接過部分壓在母親身上的責任，照顧弟妹。待到他狀元及第，得娶嬌妻，相守不過數年，愛妻就因難產，與腹中孩兒一并辭世。王維之后再未娶妻，孤居一室三十年。
人到中年，慈母也猝然與他永別，生性至孝的王維數度昏厥，被錐心的哀痛榨得病骨支離。
這樣一看，即使他一生大多數時間里都過著富足的生活，所承受的生命之痛也萬非常人可體。可他在后人的印象里，為何總是個輕松富足的公子哥？
或許是因為他的出身、受過的教導、生來的稟賦，使他習慣以和順的態度來面對生活，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悲而不戚，成了一個對世間有情，卻又能超脫凡情的高士。
“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還有那句——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的確是一種出塵的、自然的生活態度，對人有著一種本源的吸引力。每讀到那首詩，便覺得自己是千年前那個在林間與王摩詰談笑的老叟。
與對面那人閑聊不過數句，就不由被他淡泊寧靜的氣質感染：原來縱無錢物千百，生活也可以安穩而富足。
王摩詰誠然是在鬧市里為眾人提供清凈居處的高士，亦或者，他就是凈土本身，清芬無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