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著，總有自己關心或關切的東西，考試拿高分，工作上取得成功，學術研究、商業上開辟一片天地。到最后，這個追求最高，可能是得道、可能是“愿主與你同在”，可能是“極樂世界”，宗教提供了可能，宗教是人類的終極關懷，每個民族都有個一個表達自己終極關懷的方法，這就是宗教。
韋伯可以說是一位研究包羅萬象的學者，也很難將他徹底歸類為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或其它什么家。而就韋伯的宗教研究領域而言，也很難就是純純粹粹研究宗教，當中涉及了經濟、政治等諸多領域。其實這也就必然意味著，我們在閱讀韋伯的著作的時候，萬萬不可僅限于其某一部著作就事論事，而是應該將眼界放寬，站在韋伯的整個學術研究領域去品讀，或至少要放在他的某一領域框架內進行理解。對于宗教思想，同樣也必須要結合韋伯整個宗教領域研究框架進行理解，否則就是管窺蠡測了。對此，在這里特別提出以下前提，作為對韋伯宗教領域研究的警醒。
首先必須了解韋伯所處的學術研究環境與背景。韋伯其實深深受德國歷史學派的影響，其整個學術研究邏輯都有著德國歷史學派的痕跡。正如吉登斯所說：“韋伯最初的著作是具體詳盡的歷史研究。他主要以德國歷史學派的學者們所提出的特殊問題為背景出發，不斷拓寬自己著作的領域，以探明一般理論性質的問題。史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素有競爭的傳統，韋伯在這一浪潮中借助眾多資源，最終形成了自己的學術觀。” 而德國歷史學派反對古典學派的抽象、演繹的自然主義的方法，而主張運用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的具體的實證的歷史主義的方法。并且每個民族、國家具有不同的發展過程，影響及形成不同發展道路的原因在于每個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精神，不存在適用于所有民族的經濟規律。這也就導致了韋伯的歷史分析特點，在對歐洲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興起做出解釋的時候，韋伯大量回顧歷史，解釋歷史事實，并且希望立足于西方社會本身，解釋為什么西方率先出現了資本主義，而不是在別的地區。
除了韋伯自身的學術特點外，在理解韋伯的著作時，還應注意他所處的時代背景。其實可以說，馬克思、涂爾干還有韋伯三位古典社會學家都處于“前現代性”階段，所謂“前現代性”，就是西方資本主義新的世界體系趨于形成，世俗化的社會開始建構，世界性的市場、商品和勞動力在世界范圍的流動；民族國家的建立，與之相應的現代行政組織和法律體系；思想文化方面，以啟蒙主義理性原則建立起來的對社會歷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認知體系開始建立，
在《宗教與世界》的導言開篇就有所提及：“社會學所要研究的并不是宗教現象的本質，而是因宗教而激發的行為，因此此種行為乃是以特殊的經驗及宗教特有的觀念與目標為其基礎。因此，基于宗教意識的有意義行為方是社會學家所應加以研究的。……研究的指涉范圍僅限于作為現世的一種人類活動的宗教行為：一種根據日常目的、以意義為取向的行為。……社會學家必須致力于理解宗教行為對于其他領域，諸如倫理的、經濟的、政治的或藝術等領域的活動之影響，并且明白確認出各個領域所秉持的各種異質性的價值之間所可能產生的沖突。” 事實上，韋伯在之后宗教領域的論述中，也的確主要從宗教觀念主導下的行為表現入手，分析宗教在現世領域的意義。可以說，韋伯的整個宗教研究都滲透著“社會學的眼光”，他不局限于宗教本身的義理上的探討，而是盡可能向宗教領域外圍延伸，當然這也是想要闡述“宗教”與“經濟”關聯性的必然邏輯。
韋伯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通過他的經濟著作所體現出提供日常產品的以贏利為取向的工業企業；第二部分就是他的宗教作品所凸顯出的推動資本家建立資本主義工商運行組織的資本主義精神。韋伯的宗教思想主要是第二部分的具體化闡述。
他對宗教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中國的儒教、印度的印度教與佛教、猶太教、回教與基督新教這五大世界宗教。他的宗教研究的目的在于證明中國、印度等國家之所以沒有成功的發展出理性的資本主義，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種特殊的宗教倫理作為不可或缺的鼓舞力量，而歐洲由于展現出其特有的禁欲新教倫理作為精神動力，因此能發展出資本主義。其實，韋伯的宗教思想始終始終是圍繞著資本主義這個主題。他對宗教研究并不是研究宗教現象的本質，而在于因宗教而激發的行為，因為這種行為是以特殊的經驗及宗教特有的觀念與目標為基礎的。研究指涉的范圍僅在于作為現世的一種人類活動的宗教行為，重點首在宗教行為對于倫理與經濟的影響，其次則在于對政治與教育的影響。
韋伯在經濟部分提到現代資本主義產生的6大條件：占有一切的物質生產手段、自由的市場、自由的勞動力、合理的技術、可計算的法律、經濟生活的商業化。他對世界宗教的研究其實也是從這6個條件出發的，最終將核心點落在說明這些世界宗教它們是否具備了現代資本主義下的資本主義的精神與經濟倫理。而對五個典型的宗教的論述主要是從擔綱者、社會主要階層的宗教立場、教義以及與現世的關系等方面展開的，最終也理清了韋伯在他的作品中所建構的資本主義，是一種西方所特有的的的一種資本主義的種類，這種資本主義是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形式與方向。他所建構的是具有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之市民經營的資本主義，而不是以武力—政治或者非理性的投機利得為取向的資本主義。這種理性的資本主義是以財貨市場為取向，以把合理的資本會計制度作為日常標準的自由勞動的理性資本主義企業為先決條件，以特有的禁欲的新教倫理為精神動力的。下面，就分析一下，中國、印度等國家未能發展出理性的資本主義的原因。
韋伯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沒有在中國產生，是缺乏一種特殊的心態，特別是根植于中國人的精神里而為官僚階層與官僚候補者說特別抱持的那種態度，最是阻礙因素。儒教是個適應現世的宗教，完全入世的俗人道德倫理，它的擔綱者是具有文書教養且以現世的理性主義為其性格特色的俸祿階層。而這官僚階層其實就是儒教的擔綱者階層。秦始皇統一天下后，中國一直處于一種家產制官僚體制的管理下，行政里的中央集權非常有限，位于最高支配地位的官吏階層并不個別地占有利得機會，而是以官吏構成的身份團體共同占有。官吏身份團體對官職、權力的壟斷會窒息行政的運作，各州省的分離主義，使得帝國中央財政的理性化以及統一的經濟政策未能實現。貨幣經濟發展，但卻沒有削弱傳統主義，反到強化了傳統主義的作用。在城市方面，城市完全處于王室官僚體的官職下，不是自有政治特權的共同體，缺乏資本主義理性發展的自主性與統一性。同時由于并無政治軍事力量再加上沒有公開承認的形式上的可信賴的法律保障，行會的發展就缺乏與西方能比擬的行會制度；官僚體系注重傳統的規范，阻礙了法庭辯論地位發展；血緣組織方面氏族是典型的血緣組織，氏族團體強力支持家計的自給自足，因此限制了市場的發展；在法律方面，在家產制的國家里，是以倫理為取向，帝王具有絕對的自由裁量權，所尋求的是實質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最為知名的諸令諭，并不是法律的規范，而是法典化的倫理規范。在中國，士人是重要的統治階層，教育資格的測試由政治當局壟斷，考試并不測試任何特別的技能，而在于測試考生的心靈是否沉浸與典籍之中，并沒有任何算術的訓練，思想一直停滯在相當抽象且描述性的狀態。在私人經濟領域里，企業的聯合壟斷削弱了資本主義靈魂所在的理性計算，市場的自由就無從說起。同時，韋伯也提到中國的統一帝國也沒有海外的殖民地關系，也阻礙了中國類似于西方古代、中世紀與近代所共有的資本主義類型地位發展。
韋伯說到，在印度，國家的政治和財政手段理性化、貿易與交通都以類似西方家產制樣板方式發展，法律制度的適合程度并不比中古歐洲的法律遜色等，近代資本主義之所以沒有在印度自發性的茁壯發展，是因為它是以一種制成品的方式輸入的。印度，是個村落之國，具有極端強固的基于血統主義的身份制，而這種身份制其實就是種姓制度，種姓制度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種姓制度具有極強的排他性。知識階層認為世界秩序是不變的。種姓秩序及其與輪回業報說的結合形成的儀式主義與傳統主義的對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具有內在約制性。印度的宗教中的存在的禁忌規范對貿易、市場以及其他類型的社會團體共同體關系造成了極端重要的障礙。任何職業的變更、勞動技術的變革都可能導致禮儀上的降格貶等。種姓秩序是傳統主義的，在效果上是反理性的，經濟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倫理是截然相反向的，從而也導致了職業倫理是一種特殊意義的傳統主義而非理性主義的，城市及其市場低度發展，行會與市民團體的發展。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由勞動力、市場和可計算的法律在這種種姓制度的影響下不可能的。如在佛教中，俗人的救贖追求在于現世的報償，獲得財富和聲望，而修道僧則在于來世的報償。那二者之間就存在則倫理的矛盾。俗人階層信徒對導師的宗教人類崇拜、宗教救贖手段的非日常性和非理性以及未考慮到大眾的利益考量等也不利于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特別是本地人部分且相當巨大的財富長期以來很少投入到近代企業作為資本。在韋伯看來，印度教所創發出的并不是對理性的、經濟上的財富積累和重視資本的動機，而是給予巫師和司牧者非理性的積累機會，以及讓秘法傳授者和以儀式主義或者救世論為取向的知識階層有俸祿可得。
關于現代性民族個性，韋伯歸納出這樣一些特點：
看待自然和社會現象時，不迷信，把自然或社會現象看作是現象本身，而不當作妖魔鬼怪或者神靈的結果。在解決自然問題時，也趨向于使用科學手段，而不訴諸各類法術；也不會用巫魅去理解社會，或用巫魅手段解決社會問題。
對人之間的私人交情持警惕或疏遠的態度，不熱心建立基于人情、交情、血緣、地緣之上的關系。更善于建立公共事務當中的合作關系，把目的和原則視作高于人情和血緣。
對道德的遵守，不再僅限于對待熟人，也推廣到對待生人。傾向于個人主義，同時厭惡人身依附。
蔑視對政治人物的崇拜，對人性之惡有著認識和自覺；理解民主與自由。
具有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也就是把工作或勞動神圣化，勤奮努力、禁欲、蓄財、樂于投資、敢于冒險。
幸福的人很少僅滿足于擁有幸福，因他感覺有必要為他享有的幸福辯護，將之正當化為他所應有的權利。一般而言他會在所屬的社會階層所持的判準中找到這樣的正當性，因為正當化所涉及的并不只于宗教因素，還牽涉到倫理的、特別是法律方面的考慮。因此，支配階層不只傾向于獨占社會的利益，并且也意圖壟斷精神上的恩典；此外，為了鞏固他們的權力，他們致力將其他人規制于某種道德行為類型之下，或更通常視規范于某種生活態度里。
在過去，在世界任何地區，構成人類生活態度最重要因素之一者，乃巫術與宗教的力量，以及奠基于對這些力量信仰而來的倫理義務的觀念。
最后，至于我們為什么讀韋伯，用福山的話作為結尾。他寫道：“傳統價值觀不是源于理性，而是源于宗教激發的創造力。它們最終的源頭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權威。而在現代世界，這種類型的權威讓位給了官僚－理性的形式，它窒息了人類的精神，造成了他所說的鋼鐵牢籠，雖然它也給世界帶來了和平和繁榮。在美國，對財富的追求已經扔掉了其宗教和倫理內涵，往往是純粹的世俗激情。它在很多方面的論述都被證明是非常正確的：以理性、科學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已經傳遍全球，為世界大部分地方帶來了物質上的進步，把它焊進了全球化的鐵籠。但宗教和宗教激情并沒有死。印度教在印度中產階級的復興，東正教在俄羅斯的復蘇，宗教在美國的持續活躍，都表明世俗化和理性主義并非必然跟現代化相伴而來。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成功地激發了人們思考文化價值和現代性的關系。但作為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的歷史記述，或者作為社會預測，它不是那么準確。這本書出版后充滿暴力的一個世紀并不缺少超凡魅力的權威。”
2018.1.14包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