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朋友一起閑聊讀書，一位說最近正在讀某張姓作家的書，另一位說，俺可從不看他的書，他的人品太差啦！再一位說，看書光揀人品好的作者，那不能看的就太多啦！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熱熱鬧鬧地嗨聊起來。其間，各位高度發揚八卦主義精神，曝了不少真假參半的小道消息和花邊新聞。
作為一個會真實地與作者打交道的角色——編輯，我默默地躲在角落微笑地看熱鬧。
受傳統文化影響，我們時常會把知識達人看成是道德達人。《左傳》記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就是說，人生有三不朽：道德垂范、建功立業、著書立說。盡管將三者是作為有遞進關系來闡述，但三者相提并論本身就是導向性地描繪了一種美好的人生追求。這種見解作為一種積極的人生觀，代代相傳下來。
拜這種觀念所賜，在到出版社工作之前，我對出現在一本書的封面上的名字充滿了幻想：憑空地覺得，一個人在知識上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其道德品質一定也是不得了的。當然，工作久了，遇到了各種各樣的作者，就漸漸覺得，作品和人品其實是兩碼事啦。
一開始，遇到為人做事讓人苦不堪言，或者所謂的“偶像”“名流”，實際不過是拜高踩低或是沽名釣譽的作者時，我就跟自己生悶氣，氣呼呼地想，就不應該給這樣的人做書！然而，工作更久一些，覺得自己的心態逐漸成熟。有些作者從品質上，是值得尊重的，就要像師友一樣尊重。例外的，就用錢鐘書的幽默來安慰下自己。如錢先生對前來求見的女士說，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只下蛋的母雞呢？編輯的任務是提供好吃的雞蛋，又何必太在意那下蛋母雞的壞脾氣呢？
一年夏天去曲阜游三孔，孔府和孔林中有很多嚴嵩的題字。嚴嵩這個人是著名的書法家，也是明朝的大奸臣。還引申出一段小故事，說清朝順天府有個貢院，掛的是嚴嵩題寫的匾額“至公堂”。乾隆一直想把它換掉，便命滿朝書法出色的官員來寫這幾個字，自己也親自寫過無數遍，最后發現都不如嚴嵩的字，便仍然讓這個大奸臣的字留在原處。導游說“字奸人不奸”時，我會心一笑。
讀林達的《西班牙筆記》，其中，有一段寫塞內加，頗有印象，因為也提到了一個人的品質和作品之間的關系，分析得非常深刻。這樣寫道：“塞內加寫了《論靈魂的寧靜》《論幸福》《論仁慈》等等可謂流芳百世的作品，另一方面依附暴君尼祿，利用權勢。人們會很尷尬地面對塞內加給我們帶來的精神食糧：閉著眼睛繼續吞咽下去，還是想到他本人的真實故事就吐出來？真實這是多慮了。因為塞內加的故事不只是一個人的故事，同時也是每個人面前的永恒的主題。只不過塞內加是個有名的哲學家，他的問題就被放大和變得尖銳，咄咄逼人了，其實每個時代都時時面對這樣的矛盾，也就是人類‘性本惡’那一面和‘性向善’另一面的沖突。塞內加的哲學思考，是他理智的抽象思維的結果，而他的行為，則是他隱于內心的欲望。哲學不能幫助他戰勝自己的欲望。”
能夠把人品和作品分開來看，我覺得編輯的心態算是比較成熟理性了。工作中，作為一枚編輯，對作品本身品質的追求，就要忽略作者的個人局限。這意味著對作者的品質不要有過高的預設，知識精英不等于道德精英。合作過程中，如果發生什么不好溝通的事情，積極應對就好。不管怎樣，把書做好，才是最該關心和最重要的。
再回到讀者讀書的選擇，選擇什么書來讀，本質上是很私人的事情。不過，我覺得還是不必看所謂的人品，因為，書的內容本身是我們可以自己判斷的，若非真的與作者有過交情，那些不知轉了多少個彎兒才到我們這里的八卦傳言，又怎么知道有幾分真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