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課 《論語》論學
孔子作為“至圣先師”，對學習有很多精辟的論述。我們今天就來看看在《論語》中，他對學習是如何看待的。
經典穩拿
-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第一）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第二）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第二）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第二）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為政第二）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第六）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第八）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子罕第九）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第十三）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衛靈公第十五）
名家解讀
論語今讀（選）
李澤厚
1.1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譯】
孔子說：“學習而經常實踐，不是很愉快嗎？有朋友從遠方來相聚，不是很快樂嗎？沒有人了解自己，并不煩惱怨怒，這不才是君子嗎？”
【注】
- 劉寶楠《論語正義》（下簡稱《正義》）邢疏云：自此至堯日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案：古人以漆書竹簡約當一篇，即為編列，以韋束之。
- 程樹德《論語集釋》（下簡稱《集釋》）馬融日：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
-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下簡稱《朱注》）：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
【記】
作為論語首章，并不必具有深意。但由于首章突出的“悅”、“樂”二字，似可借此簡略談論（《今讀》的一個基本看法：即與西方“罪感文化”、日本“恥感文化”（從Ruth Bene-dict及某些日本學者說）相比較，以儒學為骨干的中國文化的精神是“樂感文化”。“樂感文化”的關鍵在于它的“一個世界”（即此世間）的設定，即不談論、不構想超越此世間的形上世界（哲學）或天堂地獄（宗教）。它具體呈現為“實用理性”（思維方式或理論習慣）和“情感本體”（以此為生活真諦或人生歸宿，或日天地境界，即道德之上的準宗教體驗）。“樂感文化”“實用理性”乃華夏傳統的精神核心。
作為儒學根本，首章揭示的“悅”、“樂”，就是此世間的快樂：它不離人世、不離感性而又超出它們。學習“為人”以及學習知識技能而實踐之，當有益于人、于世、于己，于是中心悅之，一種有所收獲的成長快樂。有朋友從遠方來相聚會，舊注常說“朋”是同學（“同門曰朋”），因此是來研討學問，切磋修養；在古希臘，“朋友”也是關于哲學、智慧的討論者。其實，何必拘泥于此？來相見面，來相飲酒，來相聊天，不也愉快？特別又從遠方來，一定是很久沒有見面了，在古代，這就更不容易，當然更加快樂。這“樂”完全是世間性的，卻又是很精神性的，是“我與你”的快樂，而且此“樂”還在”悅”之上（并見6.11）。“悅”僅關乎一己本人的實踐，“樂”則是人世間也就是所謂“主體間性”的關系情感。那是真正友誼情感的快樂。這里愿抄引陶淵明思念朋友的詩：
靄靄停云，濛瀠時雨，八表同昏，平陸依阻。靜寄東窗，春醪 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云靄靄，時雨漾漾，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窗，愿言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情真意深，不必作各種穿鑿解釋。詩人通過寫這首詩，讀者通過讀這首詩，豈不使自己情感更深沉？這就是說，人類的一些基本情感本是生物性的，動物也有友誼和友情，包括狗、馬對主人的親密依戀等等。但把情感保存、延續和提升到如此高級水平，觸景生隋，借景抒情，卻正是文化的功績。這首詩如同孔老夫子這句話一樣，它們都在塑造人的情感心理。文化使情感人化。友誼、友情的快樂正是通過文化的積累又特別是文學藝術作品的直接塑造，而在人的心理中培育成長。這首陶詩便是一例。年輕時大概很難欣賞這首詩（以及整個陶詩），但有了足夠人生經歷之后，便不同了。這就是我說的“積淀”。“積淀”是一種“文化一心理結構”（cultural—psychological forming），亦即所謂“自然的人化”，亦即人之區別于動物的“人性”所在。
當然，“情”有好些不同的層次。在《美學四講》中，我曾分出審美的悅耳悅目、悅心悅意、悅志悅神三層次。其中，“悅”神”的層次，就接近或進入某種宗教境界或宗教體驗。它以“天人交會”、“天人合一”為皈依或指歸。“悅志”則充滿了悲劇精神，特別是因為無人格神的設定信仰，人必須在自己的旅途中去建立依歸、信仰，去設定“天行健”，并總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沒有任何外在的拯救、希冀和依托，因此其內心之悲苦艱辛、經營慘淡、精神負擔便更沉重于具有人格神格局的文化。中國實用理性之所以強調韌性精神、艱苦奮斗，其故在此。中國樂感文化之所以并不浮淺庸俗，其故在此。其中許多哲理近乎常識，卻仍然深沉，其故在此；世俗中有高遠，平凡中見偉大，這就是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精神。這種文化精神以“即世間又超世間”的情感為根源、為基礎、為實在、為“本體”。因人的生存意義即在此“生”的世間關系中，此道德責任所在，亦人生歸依所在。儒學以此區別于其他宗教和哲學。
關于“人不知而不慍”，將在以后章節中討論，這里暫不多論。
本章開宗明義，概而言之：“學”者，學為人也。學為人而悅者，因人類即本體所在，認同本體，“悅”也。友朋來而樂，司見此本體乃群居而非個體獨存也。“人不知而不慍”，則雖群卻不失個體之尊嚴、實在與價值也。此三層愈轉愈深，乃“仁”說之根本，樂感文化、實用理性之樞紐，作為《論語》首章，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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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知識
李澤厚，湖南長沙人，生于1930年6月，1954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現為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巴黎國際哲學院院士、美國科羅拉多學院榮譽人文學博士，德國圖賓根大學、美國密西根大學、威斯康辛大學等多所大學客座教授。著作《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中國(古代、近代、現代)思想史論》、《美的歷程》等影響巨大。成名于50年代，以重實踐、尚“人化”的“客觀性與社會性相統一”的美學觀卓然成家。80年代，李澤厚不斷拓展其學術論域，促引思想界在啟蒙的路徑上艱辛前行。作為中國思想界的領軍人物之一，李澤厚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他提出的“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的命題，讓人們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激發了知識分子對啟蒙的責任擔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