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周朝軍是在《作品》的作者群。群里有500人，我和他都不過是那普普通通的五百分之一（我擦，倆人加一塊數字似乎不吉利）。那時他還沒來《作品》，那時他還在魯南地區的一個小縣城里一邊擼串一邊和三萬殘疾人交朋友（周曾在殘聯工作）。網絡上聊了一年之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在廣州見了面。兩個男人，沒什么好說的，就是喝酒，神侃。一瓶二鍋頭之后，他嫵媚的微信頭像終究沒能掩蓋住一個山東人的豪氣，活了二十七八年的故事，都在酒里了。
周朝軍
直到這時候，我才知道，還在讀初中的時候，周朝軍便已在不少省級文學期刊發表了中短篇小說。年少的他筆名換了一籮筐，悔之晚矣。
這亦正亦邪的簡介，似乎是他性格的兩面。
周朝軍，網名周三哥哥，山東臨沂人，偽醫學畢業生，作品散見于《北京文學》、《鐘山》、《山花》、《作品》、《作家》等刊。如他所說，“周三哥哥”和周三沒有關系，和周四也沒有關系。在我母親的五個兒子里，我排行老三。周三哥哥是我的網名，也是我某個時期的筆名。除此之外，我筆名的譜系中還出現過老屋、黃魚、黃冰、周圍、司馬青衫等等。細數一下，似乎一個也沒被記住。
王祥夫畫，周朝軍語
周三哥哥四肢簡單，頭腦也簡單。頭腦簡單的周三哥哥在十八歲以前練就的唯一技能就是碼字。把五千個常用方塊字組合成各種意想不到的句式，這種感覺讓我想起一種兒童飲品的名字——爽歪歪！都說懷才如懷孕，射手座偽醫學生在某醫學院浪蕩了五年，差點懷才不“育”，娃哈哈。
（嘉賓：周朝軍；采訪：宋林峰；合作稿源：藝元堂）
訪談節選
宋林峰：你認為作為一名編輯，和讀者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呢？而同時作為一名優秀的年輕作者，你認為你的職業和創作的關系是怎樣的呢？
周朝軍：當你在這里提到“讀者”兩個字的時候，我個人揣測更多的指的是分布在各行各業的作者們（如今圍繞在文學期刊周圍的純粹讀者還有多少呢），實話實說，在這個問題上，我還沒有發言權，我從事編輯工作的時間尚短，與讀（作）者的接觸也還不夠，唯一可以拿來與大家分享的是，因為我身兼編輯與作者的雙重身份，我更能站在底層作者的角度去看待問題，更能考慮到他們的權益，比如當包括我刊在內的45家文學期刊理直氣壯地站出來反對“一稿多投”的時候，我是義憤填膺的，是設身處地為廣大底層作者感到不公的，我曾想就此說點什么，想利用我一向擅長的調侃筆調奚落一下這些同樣處在社會中下層“相煎何太急”的同行們，然而又有誰在意一個小作者無關緊要的聲音呢？雖然彼時的我還不是一名小編，還不能夠站在編輯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雖然我個子矮，聲音也矮，雖然我個人也愿意做到一稿一投，但此刻，當我從小編和小作者的雙重角度出發，我仍舊覺得這份聲明是自私的，是居高臨下的，是可笑的。
至于編輯和創作的關系，我想無非就是我接觸的文學圈的人和事比此前更多了，從魯南小縣城來到南國大都會，眼界更加寬闊了，和前輩的交流更多了，對文學生態的認識、對文學與生活的認識更清醒了。文學依然神圣，但其他職業也不藐小。
青澀啊
宋林峰：你認為一些“科幻”“非虛構”“類型小說”的浪頭會很快消逝嗎？紙媒（文學期刊）的前途如何？
周朝軍：首先，目前來看，在90后作家的推介上，《作品》是最早的，也是最賣力的，至于此后《作品》還會“耍什么新花招”，坦白從寬地講，我不知道。很多時候，我們的新點子，不是西裝革履地坐在辦公室里按部就班地討論出來的，而是各位《作品》同仁在很多非正式場合下嘻嘻哈哈地神侃出來的，至于此后我們還會侃出什么，誰也不知道。
其次，對于“科幻”“非虛構”“類型小說”、朋友圈、微信公眾號的未來，我是不樂觀的，同樣，我對文學期刊的前途也是不樂觀的，因為我比較看好的是微信小冰，等她亭亭玉立的時候，也許那就是“人工文學”的死期。
宋林峰：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創作？
周朝軍：我沒有雄心壯志，沒有使命感，沒有方向感，想到什么寫什么，想到的是什么，寫出的卻往往未必能是什么。寫作對我來說，只是一個無能者僅有的生存方式中沒那么好也沒那么壞的一個，只是我的一頓午飯，我老婆的一件裙子，我孩子的一條紙尿褲。
宋林峰：你認為你未來的寫作資源將主要來源于何處？目前在世的作家中，你比較欣賞誰（范圍五大洲內）？沒有最好的作家，只有無窮爭議的作家，文學便從來如此，你認為一部好的小說至少應該具有怎樣的風貌？
周朝軍：坦白從寬地講，博爾赫斯不在我最喜歡的作家之列，但也必須承認，博爾赫斯是我喜歡的作家之一，他的敘述腔調就像一個漩渦，只要你走近他，就有被他吞沒的可能。所以，即便我極力撇清與這位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最堅定的反庇隆分子的關系，我也在毫無察覺地情況下拾了這位阿根廷老頭的些許牙慧。
談到未來的寫作資源，我沒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回答，我暫時能想到的，無非是既往的生活經歷、書本知識的積累、張三李四的講述以及依靠個人想象力的“胡編亂造”。雖然我電腦里存檔了至少二十個基于個人經歷而搭建起來的小說故事梗概，但對我個人來講，似乎書本知識積累和個人想象力更有魔力。
在談“我最喜歡的作家”之前，我必須得為被我失察的作家說句話——我讀過的國內文學作品尤其是中國近四十年以來的作品，遠遠多于外國文學作品，那些聲名顯赫的歐美大作家我固然有所涉獵，但更多的外國作家作品我是聞所未聞的，所以，在外國作家方面，我只能粗略地說，相比英、美、德、意以及南美作家，蘇俄、法國、日本以及印度作家似乎更對我的胃口，我崇拜卡爾維諾、博爾赫斯、馬爾克斯、海明威這些人所共知的怪老頭，但我骨子里更喜歡《靜靜的頓河》、《鋼鐵是怎樣練成的》這些被很多人認為已經落伍的帶有階級斗爭意味的現實主義作品，一如我崇拜莫言、余華、蘇童這些當年的先鋒派，我也毫不掩飾對路遙《平凡的世界》的喜愛。兜了這么大個圈，我無非是想說，相比國外作家，我更喜歡“國產貨”，如果非要讓我在國內作家中選個“五虎將”，我想說，我喜歡余華的長篇，蘇童的中短篇，劉震云的部分長篇，莫言作品中的絕大部分以及路遙所有的作品。
選出了我心中的五虎將，我心中好作品的風貌也就基本勾畫出來了：引人入勝的情節、直指人心的力量、獨一無二的氣質。
再附上一篇周朝軍的創作談，管中窺豹，走入這個90后作家的內心世界。
浩然天地之間，一個浮想聯翩的無聊孩子
十四年以前。
十四年以前我讀初中二年級。那一年，穿黑色短裙的女教師在我的日記本上寫下一行字，“周朝軍啊，你一定要成為一名作家。”
為了這十三個方塊字，我每天上山挖一種叫作地棗的東西。地棗是我十六歲以前的主要收入來源，每斤三毛錢。靠著這個小金庫，我買下并看完了一堆明清演義小說。正是這堆小說，再次讓我害起了作家病。于是就沒日沒夜地寫啊寫。
如果非得刨根問底，我想我這作家病的病根還可以上訴到我的姥爺和姥姥那里。
姥爺出身書香門第，祖上多在科舉路上滾打。至解放前夕，周氏祖屋的回廊上依舊掛著縣令親賜的“耕讀傳家 "的匾額（然而終究是破敗了的，大宅門沒能擋住土改的大潮，良田美苑皆作了云煙）。因為從小家里兄弟姊妹就多（兩個哥哥，兩個弟弟，一個姐姐，真是親的，哈哈），我還不滿七個月就被父母送到了姥爺家，連姓氏也一并改了。因為“抓周”的時候小手一抖抓了本《閱微草堂筆記》的，于是姥爺就歡喜得不行，說這孩子命里不是帶“文昌”就是有“華蓋”。
待我長到五六歲時，姥爺以為孺子可教也，便要給我發蒙。說來有趣，按古例，對于蒙童，《千家詩》、《幼學瓊林》這些書是必讀的，而他老人家卻有意避開。他開授的竟是《酉陽雜俎》、《齊東野語》、《續齊諧》、《幽明錄》、《子不語》、《夜雨秋燈錄》這些閑書，或是諸如《小姑廟》、《李二當車》之類的俚曲唱本。那時的我對書中奧義雖不太懂，對那些怪力亂神卻別有一番神往，我至今還記得姥爺講“魏和尚打鬼”時那手舞足蹈的樣子，活脫脫一個老頑童。
如果說我的第一個老師是我的姥爺，那么第二個老師肯定就是我的姥姥。姥姥生于五四運動那一年的秋天，祖上是軍閥，看慣了兵荒馬亂，聽慣了鄉野趣事。在無數個螢火蟲紛飛的夏夜，姥姥一邊搖著蒲扇一邊將那些遺失在時光里的故事向我娓娓道來。滿天星斗之下，我騎上想象的小馬馳騁而去。
我一閉上眼，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就依次向我走來，他們或笑或癡，或嗔或怒，有時讓我毛骨悚然，有時又讓我在夢里笑出聲來。我知道，早晚有一天這些人都要跑到我的稿紙上來。
中考前夕，我的處女作短篇小說《第八只山羊》和中篇小說《守夜》先后發表。因為年齡小，一度被編輯老師懷疑是抄襲，而這種懷疑卻成了對我的另一種肯定。巨大的鼓舞下，我進入了寫作的狂熱時期，先后以黃魚、黃冰、司馬青衫、籬笆、風馬等不同身份制造了幾十萬文字垃圾。值得慶幸的是，這些筆名一個也沒有被大家記住，無需我在多年后一一撇清與他們的關系。
進入高中，我的寫作興趣開始向詩歌傾斜，三年多的時間里寫了一堆只能在地市級以下報刊發表的詩歌，卻不自量力地和幾個青島的學生辦了一份詩歌手抄報。十多年過去了，不知在青島，是否還有人記得這份手抄報？是否還記得一個叫周朝軍的中學生？斗轉星移，那些年留下的詩歌，如今唯一可以拿來示眾的不足十首，臉紅啊……
民謠驛站駐店作家
對文學的過分偏執，導致了我厭學情緒的全面爆發。整個高中階段，我把自己拋擲在一種瘋狂地閱讀狀態之中，企圖構建起一套相對完整的知識體系。每天早上六點鐘，大家起床上課，而我則起床去教室開始一天的閱讀。當然，閱讀的地點也不僅限于教室，圖書館或者操場一角的小樹林里亦是我時常流連的場所。每當黑夜來臨，大家酣然入睡，我的夜讀時間也就開始了，無論冬夏，從未間斷。
高強度的課外閱讀，使我的成績直線下滑。我一方面為此深感內疚，一方面又不愿向無聊的課堂低頭，只能掙扎在矛盾的漩渦中。一路飄紅的成績對于自尊心極強的我來說本是無法接受的，但在彼時的我看來，這些已經不重要了。有人嗆白我說，既然這樣，為何不退學。他們無法理解，老師的冷眼相對以及身處問題學生行列的窘境都能刺傷我的自尊，而恰恰是這種刺傷大大激發了我的閱讀欲望，從而讓我更好地進入閱讀。
高考失利是必然的。出于一種自我放逐的心態，出現在我第一志愿欄里的學校，全部躲藏在中國地圖的邊邊角角里。在超過第一志愿學校nc大學錄取線二十多分的情況下，我卻收到了鄂西北山區一所醫學院校的錄取通知書，何以被志愿學校之外的高校錄取，至今百思不得其解。
青春給了我激情的時候卻沒能給我足夠的自由，而詩或者歌，正是我追逐自由的沙場。我偏守在鄂西北小城十堰，在練習叩診的同時也切磋詩歌的技藝。娛樂的年代里，身體內置的天線，接收詩歌的信號往往比接收花邊新聞靈敏得多。
習詩三年之后，我的寫作興趣又重新轉向小說。
二零零七年臘月初八，姥姥的五周年祭日，皚皚白雪中，我對著姥姥的墳磕了五個響頭。蒼茫天地間，姥姥身后那些或高或矮的墓碑在寒風中沉默不語。我伸手依次撫摸那些墓碑上殘缺的名字，寒風凜冽，那些曾經彌漫在姥姥口中的故事頃刻間紛至沓來。我知道，是時候把他們請出來了。
無數個不眠之夜，我匍匐在老家院子里的銀杏樹下或者學校男生宿舍的光板床上，寫啊寫啊，寫啊寫啊。于是一組筆記體小短篇應運而生，我把它們叫做《沂州筆記》，一共21篇。寫第一篇《妙三爺》的時候我17歲，寫完最后一篇《殺夫記》，我21歲。21個故事基本都是明清筆記小說的寫法，文字精短，半文半白，帶著些許馮驥才《俗世奇人》的筆意。毫不諱言，這21篇小說全部來自姥姥的口述，我只是個平庸的書記員而已。
如果非要為自己邀功的話，那我唯一值得稱道的便是我高保真的記憶力以及生搬硬套的附會能力了。張三愛讀書、藏書，李四好仿紀曉嵐書帖，我把他們放到一起，就有了小說《妙三爺》；王五是個土財主，卻喜歡吃一口嗟來之食，孫六是個大騙子，他倆碰在一處便是小說《乞丐》；劉七是個譚腿高手，除了劫富濟貧，他還喜歡盜墓，《故里三趙》就成了。你看，其實我不懂什么文學，浩然天地間，我只是一個浮想聯翩的無聊孩子而已。
非主流
2010年，我20歲。20歲這年的夏天，我們隔壁職校發生了一起桃色案件，女教師的情夫殺死了她的老公，兇器是柳葉刀，作案現場是我們學校附屬醫院的手術臺。消息傳開的時候，我和兩個比我大二十多歲的文友正人手一瓶啤酒坐在學校的情人坡上胡吃海塞。老A說案子可以寫個八千字短篇，不喝酒的話半個月能寫完，喝酒的話一個星期就夠了。老B鄙視的看了一眼老A，說他可以寫到兩萬，撐死也就需要五天。旁邊的我悶了一大口啤酒，故作鎮定地說，我可以寫到三萬，后天晚上十二點前就可以完稿。
于是我得到了老A和老B不約而同的噓聲。老A說我是牛犢不大抱著吹，老B附和了老A。然后說如果我真能成事兒，他愿意給我送一星期盒飯。見我沒接話，老A立馬將盒飯加到一個月。面對這巨額賭資，我啪一聲把啤酒瓶子摔碎在五米之外，站起來就往宿舍跑，然后回頭撂下一句狠話，“后天半夜在這里驗貨，誰不來是孫子……”
于是我逃課三天，坐在男生宿舍里把電腦鍵盤敲得滿樓道都能聽見，除了吃喝拉撒，三天里基本沒有出過門。
20歲這年的夏天，我剛剛把初吻獻給一個湖北姑娘，茶余飯后，也曾在情人坡上眺望過遙遠的婚姻。在彼時的我看來，婚姻與愛情并沒有必然的聯系，無論男女，都可以把愛與身體分而治之，一見鐘情是最無恥的戀愛形式。雖然被初戀女友罵得狗血噴頭，但我還是把這些觀點嫁接到了這樁情殺之中，三萬字小中篇《左手的響指》（又名紫蝴蝶）華麗登場。
兩天后的半夜，我站在情人坡的最高點，將老A和老B一頓羞辱。其后一個月，我的伙食費基本沒動過，校門口大片肉盒飯的味道至今讓我回味無窮。
與此同時，那個浮想聯翩的無聊孩子也長大了，他穿鑿附會的范圍已經從往事到了今聞。
從14年冬到15年5月，我都在醞釀一部叫作《故土故人》的系列散文，期間在稿紙上寫下了熬鷹、偷栗子、搶面燈、毛驢郎中、送葬等八個關鍵詞。就在構思基本結束的某個晚上，我腦海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為何不把它們寫成小說？”于是我開始以小說的思維重新審視這組素材。最先跳上我案頭的是一盞面燈。
面燈也叫面盞，與宮燈、紗燈、吊燈一樣，都是北方地區常見的燈籠。在我的老家，元宵節搶面燈是一項壓軸項目，死人是常有的事。但即便如此，人們依然樂此不疲。自己手中的面燈有人搶是一件光榮的事，而元宵之夜搶得面燈最多的男人則被視為站在了生殖金字塔的頂端。面燈不是什么稀罕物什，但搶面燈的習俗恐怕只存在于魯南地區的少數村寨。
2015年暑假，我在老家晚報上讀到一則新聞：一個身高不足一米三的侏儒光棍漢在一個月內連續奸殺七名妙齡女。由于嫌犯外貌特殊，我立馬就辨認出他是我的某位同鄉——某一年的元宵之夜，他連續搶得面燈三十六盞，成為那一年當之無愧的生殖圖騰，讓人不勝唏噓。習慣了胡思亂想的我在心里自問，難道面燈與生殖之間真的存在某種聯系？一年后，我寫下了小說《搶面燈》。
《搶面燈》以一盞小小的面燈為切入點，將人類最原始的“吃”與“生殖”結合在一起，企圖詮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古老哲思。文本通過再現“搶面燈”這一地方習俗的演進，一步步將面燈的意義從“充饑”推向“男性偉力”，從“男性偉力”推向“性”，最終從“性”推向了“生殖”這一終極意象。
《搶面燈》之后，我先后寫了《山東毛驢與墨西哥舞娘》、《賴頭和尚與紅唇寡婦》、《斷臂鷹與流氓兔》、《西安今夜有雪》、《雁蕩山果酒與阿根廷天堂》、《守山老人與抬棺醉漢》等7個小說，除《西安今夜有雪》外，其余6篇作品全部植根于茶余飯后無邊的空想。
我就是這樣一個浮想聯翩的無聊孩子，喜歡把自己的種種矯情的觀念都一股腦兒放進小說里。在一次關于個人創作的專訪中，編輯老師問我為何寫作。我不假思索地說，如果我失去了寫作的能力，我想我再也找不到一種能把自己和身邊大眾區別開來的方式了——寫作讓我與眾不同。其實，這不過是一個無聊孩子的信口開河而已。
從走進姥姥家院子的那一天起，我就注定是一個自卑的孩子。前路漫漫，夜長夢多，為了掩蓋自卑，我學會了寫作。我在自己構建的文字江山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意淫。（當然，讀者能否在我的作品中達到高潮，我就不得而知了。）你若問我，在整個漢語文學世界里，我最想成為哪一個角色。那么我一定會選“楚留香”或者“胡鐵花”，至于是隱居黑木崖，還是固守襄陽城，我也不清楚。但毫無疑問，無論是胡鐵花還是楚留香，都不過是浩然天地間一個浮想聯翩的無聊孩子……
合作供稿：藝元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