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依照《古本竹書紀年》的說法，三晉伐齊，竟然出于周威烈王的指令，屬于奉王命討伐叛逆，非常名正言順。這就很讓人想不通了。周威烈王以實力而論，還不如一個小國國君，茍活尚且不暇，難道還會真的端起天子的架子來號令天下嗎？

答：從周威烈王的真實處境分析來看，應該不會。

1、沒有周威烈王視角的史料

很遺憾的是，沒有任何史料采取周威烈王的視角，我們無從知道這位名義上的天子到底有什么深刻的用心和曲折的安排。

2、從常理推斷是三晉冒用他的名義

根據(jù)各種史料綜合分析周威烈王的苦衷和無奈，再從常理推斷，一定是三晉冒用了他的名義，只有這樣才能把自己的丑行洗白。

二、從常理推斷，一定是三晉冒用了周威烈王名義的理由何在？

答：1、師出需有名，故三晉要冒用

按照禮的要求，有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就是說，無論禮制的規(guī)格也好，出兵打仗也好，只有周天子才有權發(fā)號施令。

當齊國發(fā)生內(nèi)亂，其他諸侯雖然有義務去干涉齊國內(nèi)政，幫助齊國撥亂反正，但只要天子不下令，任何人都只能按兵不動。

2、天子直接指令三晉伐齊，明顯不合禮制

如果周威烈王真想平定齊國的內(nèi)亂，那么按照禮制，他應當把指令傳達到諸侯一級，比如傳達給晉烈公。晉烈公再安排晉國大夫，也就是韓、趙、魏三家的族長。

3、三晉伐齊看似冠冕堂皇，實質(zhì)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淮南子?人間訓》里，括子的推斷是正確的：這些人是為了名。

具體來說，三晉想拿一樁平定齊國內(nèi)亂的功勞，逼周威烈王給自己升級：從家升為國，從族長升為諸侯。

三、明明是三晉冒用周威烈王的名義伐齊，目的是為了逼周威烈王給自己升級，但周威烈王有苦說不出，還不得不滿足三晉封侯的要求，他的苦衷和無奈有哪些？

答：1、拳頭不再大的帶頭大哥沒底氣

齊國內(nèi)亂，田氏篡權，名義上老大的周天子已經(jīng)很難去直接干涉齊國內(nèi)政了，因為自家的直屬武裝實在太單薄，這個問題倒不是禮崩樂壞之后才有的，而是在周朝的開國之初就存在的，后來每況愈下而已。這是制度決定的現(xiàn)實，沒法改變。

2、新興實力派的志在必得

（帶來老牌資深后援團，都是些傀儡、或沒實力的老貴族，好讓周威烈王在“非禮”時，減輕“精神”壓力。）

為了達到目的，三晉把戲做得很足，以兵強馬壯的陣容開到周威烈王的直轄地盤，搞出一場盛大的獻俘儀式。

為了提高討價還價的本錢，連齊康公也被半請半擄地帶了過來。三晉的主君晉烈公應該也會以大公無私的腔調(diào)地替三晉說話，誰讓他只是一個傀儡，平日里都要看三晉的臉色呢？

同來的還有魯、宋、衛(wèi)、鄭四國君主，都是有資歷但沒實力的家伙，作用應該就是幫腔敲邊鼓，多說三晉的好話。

3、家底太薄，趕緊送客

所以，周威烈王面對的壓力，已經(jīng)不是晉文公請隧的時候周襄王面對的壓力能比的了，何況來的有這么多人，就算每天的人吃馬喂，也能把周威烈王吃垮。

所以，為著息事寧人，早點把瘟神送走，周威烈王大約只能順應“天心民意”，給三晉封侯了。

于是就有了《資治通鑒》的開篇第一件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四、在前面“007 水攻為什么有開創(chuàng)性？”一文中，我們知道“如果我們采信《史記》的記載，那么《孫子兵法》的成書年代應當不晚于公元前512年”，這樣一部成于“春秋”時代的書，為何熊老師在今天的文中會評價“《孫子兵法》的觀點代表了禮崩樂壞之后的作戰(zhàn)思路，完全是流氓斗毆的作風，沒規(guī)矩，沒底線，沒操守，更沒有榮譽感。封建時代的正統(tǒng)打法可不是這樣的”？

答：1、以《孫子兵法?作戰(zhàn)篇》為例

①關鍵詞：“十萬人”、“后勤補給”、“千里饋糧”

《孫子兵法》早就注意過后勤補給會給一個國家?guī)矶啻蟮呢摀栽凇蹲鲬?zhàn)篇》里基本沒有討論戰(zhàn)術問題，談的全是后勤補給。

一支十萬人的軍隊“日費千金”，之所以后勤成本這么高，主要就是因為“千里饋糧”——在兩千多年前的交通條件下，要想把足夠的糧草轉(zhuǎn)運到前線，人力、物力和損耗都是驚人的。

②、關鍵詞：“兵貴神速”、“因糧于敵”

為什么說“兵貴神速”，戰(zhàn)術意義是讓敵人猝不及防，而更重要的意義是后勤補給上的——戰(zhàn)爭一旦拖得太久，整個國家就算不被拖垮，也得傷筋動骨。

所以高明的打法不但要“兵貴神速”，還要“因糧于敵”，也就是從敵人的地盤上獲得補給。

怎么獲得呢？當然靠搶。吃掉敵國的一份糧食，就相當于省掉了從本國運來20份糧食的成本。

2、封建時代的正統(tǒng)打法里，不存在上述關鍵詞

①湊不齊“十萬人”

在正統(tǒng)打法里，諸侯們帶著天子的指令出征遠方，首先就湊不齊十萬大軍，因為打仗是貴族專屬的事，既是權利，也是義務。

最低一級的貴族叫“士”，他們是戰(zhàn)斗人員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才傳下來“士兵”、“戰(zhàn)士”這些詞匯。士好歹也屬于貴族階層，貴族階層沒有那么多人。

②不存在“后勤補給”、“千里饋糧”

再者，當諸侯組成聯(lián)軍，長途行軍的時候，途經(jīng)哪個國家，該國就有義務承擔聯(lián)軍的后勤補給，所以并不存在孫子所謂“千里饋糧”的問題。

③不符合禮的“兵貴神速”

（比如，宋襄公在“泓水之戰(zhàn)”中的表現(xiàn)，不肯讓敵人猝不及防，而顯得己方“兵貴神速”。）

到了真正兩軍交鋒的時候，還有各種貴族規(guī)矩要講，絕不死纏爛打，撒潑耍賴，只要對方服輸，這一仗就算結束了。贏家贏得瀟灑，輸家不失體面。

為什么會這樣呢？最基本的一個原因是：從天子到所有諸侯、大夫，全都沾親帶故。次要原因是：貴族階層總喜歡用榮譽感自我標榜，沒有榮譽感的戰(zhàn)爭會嚴重削弱他們的自我認同。

3、通過對比《孫子兵法?作戰(zhàn)篇》和封建時代的正統(tǒng)打法，得出結論

《孫子兵法》的觀點代表了禮崩樂壞之后的作戰(zhàn)思路，完全是流氓斗毆的作風，沒規(guī)矩，沒底線，沒操守，更沒有榮譽感。封建時代的正統(tǒng)打法可不是這樣的。

（分享一則《左傳》里跟“途經(jīng)哪個國家，該國就有義務承擔聯(lián)軍的后勤補給”有關的一則故事——“僖公四年(前656年)”—“陳轅濤涂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涂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 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zhí)轅濤涂。”

——再看看《先秦很可愛》對上面這段話的理解：“回國的路上，還有一個小插曲。聯(lián)軍中有一個陳國大夫叫“轅濤涂”，特能耍小聰明，而且很愛國，他跟鄭國大夫申侯商量：“如果聯(lián)軍取道咱們陳、鄭二國的地盤回去，咱們兩國一定得費好些糧食玉帛來供應大軍，這么多人，還不得吃窮了咱們。不如勸老齊不要取道中原，而是迂回向東方沿海走，這樣可以嚇唬東夷人(實際上則免除了陳鄭破財受災)。我這么跟老齊說，他一定能接受。”

申侯說：“好！”

于是轅濤涂對齊桓公說了這鬼主意，齊桓公被蒙蔽了，高高興興答應了。

不料，申侯隨后也去找齊桓公說：“如果走東海一線的話，現(xiàn)在我們大軍已經(jīng)疲敝，遇上東夷，恐怕要吃虧栽跟頭(連東夷都怕，可見不敢打楚國是絕對沒疑問的了)。不如從中原取道我們鄭、陳兩國之間回國，不但有糧餉的保障，還安全！”

齊桓公方才大悟，趕緊把轅濤涂抓住，關進軍事監(jiān)獄修理，并且又去找轅濤涂的“家長”追究責任——秋天時候又去討伐了陳國。陳國君乖乖認罪，承認自己的大夫?qū)β?lián)軍缺乏集體主義忠誠意識，自己沒管教好。齊桓公方才放回了轅濤涂。

而鄭國大夫申侯，因為對齊桓公特忠誠，齊桓公特高興，獎勵了虎牢關這個地方作為他的封邑。”）

五、我們來設想一下，如果周威烈王能夠預先讀到《資治通鑒》，聽從司馬光的勸告，向前輩周襄王學習，堅決不給三晉封侯，歷史又會怎樣發(fā)展呢？

答：即使堅決不給三晉封侯，也改變不了歷史。

1、按照當時的局勢來看，封侯，還是不封侯，這并不是一個問題，畢竟時勢比人強，誰也拗不過大勢所趨。

2、這其實也是由禮制的特點所決定的。禮制嚴防死守，時時處處都在制約著人的天性。這倒沒什么稀奇，因為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道德和法律都是制約天性的，只不過禮制的制約尤其細膩。

制約越細膩，就越是仰賴嚴格而完備的懲罰機制，任何一個人只要稍稍越界，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并且懲罰還要來得及時。

一旦某個口子松了，懲罰來得既不嚴厲，也不及時了，那就很容易一發(fā)而不可收拾，讓混亂的局面愈演愈烈。

3、名和實雖然互相依存，但實至則名歸，單靠空名很難維持長久的約束力。

4、如果采信《史記?趙世家》的說法，三晉“相立為諸侯”，也就是互相認可對方的諸侯身份。

5、三晉既然已經(jīng)有了諸侯之實，那么無論周威烈王同不同意，遲早都會獲得諸侯之名，就算沒有諸侯之名，也能充分行使諸侯的權利。

（其實，早在周威烈王祖宗周桓王時期，約BC704年左右，楚子熊通就自封為楚武王了。比周襄王拒絕晉文公請隧BC635年還早，當然《春秋》、《左傳》里仍稱他“楚子”。）

六、周襄王給不給三晉封侯，都不會對歷史有任何實際影響，司馬光知道這個道理嗎？如果知道，那么他對周威烈王的批評是不是有點強人所難呢？或者說，他明明知道卻又為何還要如此說呢？簡述《謹習疏》并分析給《資治通鑒》寫史論的司馬光和寫《謹習疏》給仁宗的司馬光有什么區(qū)別？

答：1、周襄王給不給三晉封侯，都不會對歷史有任何實際影響，司馬光知道這個道理嗎？如果知道，那么他對周威烈王的批評是不是有點強人所難呢？或者說，他明明知道卻又為何還要如此說呢？

——司馬光懂這個道理。

①（司馬光認為）要死守，這是嚴峻的現(xiàn)實需要

他要強調(diào)的是，禮制問題必須從始至終嚴防死守，就算實在守不住了，那也守得一分是一分，因為這是天下興亡的樞紐。重要的是，這不是單純的歷史問題，而是嚴峻的現(xiàn)實問題。

②“死守”這個結論，其實是被現(xiàn)實引導出來的

是的，司馬光沒見過骉羌鐘，更沒見過清華簡，對周威烈王的批評顯然有點強人所難。但我相信，即便司馬光見過這些材料，也不會改變他的結論，因為他的結論與其說是被歷史啟發(fā)出來的，不如說是被現(xiàn)實引導出來的。

（說白了，司馬光不需要去理解周威烈王的處境如何，他只需簡單歸納成功、失敗的因果關系，讓歷史為我所用即可。）

2、簡述《謹習疏》并分析給《資治通鑒》寫史論的司馬光和寫《謹習疏》給仁宗的司馬光有什么區(qū)別？

①簡述《謹習疏》

《謹習疏》這個題目意思是“論慎重引導社會風氣的重要性”。

文章的重點是，風氣，或者說風俗，很難說什么是對，什么是錯，而風氣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

從周朝到漢朝，大體上說，君尊臣卑是人們心中的天經(jīng)地義，所以亂臣賊子總會束手束腳。

魏晉以后，風氣變了，下陵上替的事情太多了，人們已經(jīng)見怪不怪了，不再認同君尊臣卑的道理。

世道就這樣越來越亂，最后亂成五代那種局面，每個朝代都很短命。

到了宋朝，宋太祖和宋太宗都看清了一個道理：天下的所有禍患，源頭都在禮制的崩壞。所以他們才會努力加強中央集權，為的就是重建君尊臣卑的正常秩序。

但是，在司馬光看來，當下這位仁宗皇帝實在太能放權了，還只會放，不會收，這樣一來，原有的在君尊臣卑秩序下的君臣實力差距逐漸縮小了。

這可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怎么辦呢？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把禮崩樂壞的苗頭扼殺在搖籃之中。

②給《資治通鑒》寫史論的司馬光和寫《謹習疏》給仁宗的司馬光有什么區(qū)別

——簡單講就是一個“空談正名”，一個認為“實至才能名歸”，前者醇儒，后者務實。

給《資治通鑒》寫史論的時候，司馬光身上有著為千秋萬世立言的使命感，這就必須弱化自己的時代感，強化道德和真理的永恒感，只談“正名”，不談實力。

而在《謹習疏》里，司馬光針對時弊，探討時政，毫不諱言地告訴皇帝，名分的差異必須以實力的差異為基礎，要想守住名分上的尊卑秩序，就必須做好實力上的強弱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