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那一天，坐上了同一輛巴士，車是往東莞開的，車上那味兒讓人難受至極，車上的人吐了一個又一個，有一個女生精神出奇的好，嘰嘰喳喳了十來個小時，她很漂亮，后來熟了，知道她體重只有76斤，朋友們叫她“三八”，我記憶深刻，可就是想不起她的名字？然爾卻輕松想起了“彭曙峰”這個名字。彭兄是個好哥們，我想不起來我們最初是怎么熟識的，他說他曾也在那個車上，但我怎么都想不起來，不過這并不會影響我對他的記憶，他是個老實人，比我大不了幾歲，性格內斂沉穩，我們常在一起聊天，靜靜的聊天，他用親身經歷跟我講生活的不易，勸我要認真。那時的我對生活只有美好的印象，或許談不上生活，自然是無法理解的，時常伴有亢奮的辨論，但我們還是常在一起聊天，關系漸好，聊得多了，他說就欣賞我看輕生活的狀態，喜歡感受我自信未來的氣息。其實，我更愿意靠近他，他包容我那時的稚嫩，幫助我認清我們那個層次的人在當時社會的真實現狀，卻又小心的維護著我原有的狀態。彭兄之前的故事不美好，他的天是陰天，云是淡黑的，他說他要努力。相比之下我的天應該是蔚藍的，云應該是凈白的，沒有理由不努力。次年，我離開了東莞，在深圳安定下來后回去聚了一次，后來突然手機打不通，再也找不到人了。

那一年，那一天，我們靜靜的排成了一排，男生站右邊，女生站左邊，從中間開始由矮到高的排列，不知道為什么這樣排列，可能是有幾個老同事是矮個子吧！我是男生中最高的，她是女生中最高的。我們常會伸出腦袋看一下對方，但這次我們看對方的時間選擇了同一秒，我表現得有些慌亂，她倒顯得很大方。隨后有共事的大姐開我玩笑要給我介紹女朋友，就是她。她叫胡群花，后來我叫她花姐，其實她比我小3天，因為與她一起的兩個女孩都叫她花姐，大家喜歡喊兩個字的名字，“群花”叫起來有些不上口，“花姐”就成了她的名子。我們沒有談朋友，就是喜歡一起玩，喜歡排隊的時候看一眼對方。她們三姐妹是重慶人，花姐美麗大方，又總是一臉柔和的笑容，讓我思念到如今；劉江紅喜歡給我講她小時候的故事，她父母早出打工，印象較深的是她與弟弟穿著單薄的衣服站在巷子口玩風車；趙燕是個聰明又灑脫的女孩，但性格很倔強，明明比我小又是女生，在工作上卻老是受她的關照，我只能以教她溜冰作為回報了。但這家伙有時也挺壞的，欺負我羞澀，喜歡拿花姐開我玩笑，因花姐比我小三天，她老說花姐是我的小三，弄得落落大方的花姐也慌亂了。就這么開心的歡送掉了一段時光，我們相處得越發尷尬了，很快我們就各自離開了，回想起來還是能感受到那一次次的酸楚。

那一年，那一天，我撕下了一張貼在南頭古城南門上的一張房屋出租廣告，我通過電話的指引來到了南興街21號503室，那是一個兩室一廳，一個房間是空的，很干凈，顯然是有人收拾過的，另一個房間很小，除了一個小書桌，一把椅子，一張床，就只有一個長有絡腮胡子的小青年。與他交談中知道我們是老鄉，巧的是他還是我高中時的學長。那時流行一首歌叫《兄弟》，于是我們熟悉得特別快。他叫王易學，喜歡寫毛筆字，吹笛子，喜歡任賢齊的歌，特別是《兄弟》，我也喜歡這首歌，后來我唱得比他好，但他的笛聲更好聽，字寫得也好。受他的影響，我也練毛筆、也買了笛子，但沒多久就撂下了。王兄弟是個典型的文藝青年，本就好靜，我住進來之前他一般是自誤自樂，我來之后向他學習，與他互動，很快他就成文豪了，開始寫詩歌了，還別說他還是有些功底的，悠揚的笛聲中摻伴幾句詩歌把我佩服得不行。他很上進，遇到他時他成人自考過7科了，修的是中山大學中文專業。在益友的影響下我也加入了他的行列，我們做了一年的室友，他伴我過了3科，我還會用吉它彈幾首曲子，只是直到他去了上海我們一直也沒合作過一首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