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乎上寫過的答案中，有幾個是關于我年少時期的那些事。寫完之后，得到了很多的贊和關注。

坦白講，這讓我的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也正是因為這樣，很多人問我，“孩子（或者兄弟姐妹）變成了不良少年怎么辦？”

坦白講，我沒什么辦法。我既不是教育家，也不是心理學家，這種問題我肯定是解決不了的。我當初跟前女友討論過這個問題，最后我能想出的唯一辦法，是在家弄一個小型的搏擊擂臺，然后跟孩子立一個“君子協定”，他什么時候能打過我了，什么時候就可以不聽我的話了。

有的人應該已經看出來了，我的辦法，完全就是山寨那個所長的——在一個公平的環境中，用暴力擊敗他，而不是用身份去壓制，也不是用“道理”去說服。

除了這些詢問之外，還有很多人表示非常羨慕我那段歲月，更有甚者直接就祭出“快意恩仇”四字。

之所以羨慕，不過是因為沒有經歷過罷了。正因為沒有經歷過，所以不知道我——以及我這一類的人，因為這僅僅幾年的“快意恩仇”，失去了什么。

我在這里不談那些老掉牙的東西，比如時間啦、知識啦、學習方法啦之類的。我來說點其他的。

前幾天，在一個群里聊天，其中一個人說，“我發現小時候那些‘小老大’長大之后都可慫了，比一般人還慫。”

無獨有偶。年前，我跟一個公眾號里的朋友聊天的時候，也說過類似的話。也就是說，“慫”這個字，很符合我所知道的那些“小老大”的現狀——包括我自己。

我被槍斃的那個朋友，姓姜。在籠子里蹲兩年出來之后，在一個KTV里找了一個服務員的工作。做了半年之后想離職，然后店里不放人。

那個經理對姜說：“辭職肯定是不批，要么你自己走。你要是自己走了，壓的工資就退不回來了。”

姜肯定是不同意啊，然后那經理說，“我們這就這規矩。”

然后，在幾天之后的一個晚上，那個經理被姜捅死了，就在北行的街頭。

影響惡劣，外加有前科，死刑。

以上的前因后果，是我們在探視的時候知道的。其中一個朋友問他，有沒有找過勞動仲裁部門？他說沒有。又問他，有沒有在公司內部投訴過那個經理？他還是說沒有。

理論上，他所在的KTV是“量K”，而不是“三K”，應該不會太黑暗。他遇到的事，勞動仲裁部門或者公司內部投訴應該可以解決的。

但是他并不知道這些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19歲的時候，在一家小公司當銷售。在工作期間，我一直有一種“被欺負”的感覺。一個“前輩”總是指使我做一些打掃衛生、跑腿之類的雜活。后來有一次，他“教育”我的時候，我忍無可忍，然后我與他在公司內吵了起來，最后發展到動手，然后他挨了我一煙灰缸。

那種玻璃的煙灰缸。

接下來，他報警，我進派出所，賠五千塊錢。相比于我而言，老板當然更加重視他，告訴我，打壞了公司的東西，不能給我結算工資。

然后，我在一周后的某一天，出現在了“前輩”孩子的幼兒園門口，拿著一把小匕首，在他的注視之下，一邊劃著他的車，一邊告訴他，我快窮的吃不起飯了，能不能“借”五千？

出于禮貌，我贊美了他的孩子。

他說現在沒帶那么多現金，要給我去取。我說：“我明天去你家樓下拿吧。”

第二天我拿到了錢。與我預想中不同的是，警察沒來。

然后過了幾天，老板也把工資給我結了。

有的看官可能已經看出來了，我也好，姜也好，都是同一類人。用一句網上爛大街的話來形容就是：要么忍，要么狠。

聽起來可能很有氣勢。可是，若是有這么一種人，在遇到不平之事時，除了“忍”和“狠”這兩個極端之外，不懂得如何在二者之間的緩沖地帶游走，那么這種人在社會上，遇事之后是“忍”多一些，還是“狠”多一些呢？

當然，這里的“狠”多少有些片面。不過，這正是如我等大多數當年的“小老大”所擁有的一種通病。

學生時代囂張跋扈、肆意妄為，把一切叛逆的事情視為榮譽。但與此同時，我們并不知道，在我們用拳頭說話的時光里，漸漸的與現代社會脫節了。

隨著年齡越來越大，當我們發現自己引以為豪的“地下秩序”是被整個社會所排斥的。于是，茫然，甚至恐慌的心態也就越來越嚴重。有的人，開始自覺的隔離于這個社會。更多的，開始咬著牙，走進這個自己本不熟悉的社會，適應自己本不熟悉的規則。

可惜，大多數人很難改變。因為叛逆期往往出現在十幾歲之后，二十幾歲之前，也就是心智成熟、三觀定型的關鍵時期。

于是乎，“忍”變成了我們這些當年的“小老大”的常態，而“狠”，最多是曇花一現罷了。更重要的是，曇花一現之后，可能連“忍”的機會都沒有了，比如我那個姓姜的朋友。

所以說，除去學霸、官富二代以外的普通人中，往往是那些當時在老師、混混、好學生等各個“派別”中從容游走，既不得罪人，又不挨欺負的同學，走入社會之后更加吃得開。

我常常想，要是我當年面對那個“前輩”時，在剛剛開始“忍”的時候，就以其他更加靈活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問題，是不是后來的“狠”就不用發生了？

畢竟，現代社會能允許一個人“狠”多少次？

滴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