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乎上寫過的答案中,有幾個是關于我年少時期的那些事。寫完之后,得到了很多的贊和關注。
坦白講,這讓我的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也正是因為這樣,很多人問我,“孩子(或者兄弟姐妹)變成了不良少年怎么辦?”
坦白講,我沒什么辦法。我既不是教育家,也不是心理學家,這種問題我肯定是解決不了的。我當初跟前女友討論過這個問題,最后我能想出的唯一辦法,是在家弄一個小型的搏擊擂臺,然后跟孩子立一個“君子協定”,他什么時候能打過我了,什么時候就可以不聽我的話了。
有的人應該已經看出來了,我的辦法,完全就是山寨那個所長的——在一個公平的環境中,用暴力擊敗他,而不是用身份去壓制,也不是用“道理”去說服。
除了這些詢問之外,還有很多人表示非常羨慕我那段歲月,更有甚者直接就祭出“快意恩仇”四字。
之所以羨慕,不過是因為沒有經歷過罷了。正因為沒有經歷過,所以不知道我——以及我這一類的人,因為這僅僅幾年的“快意恩仇”,失去了什么。
我在這里不談那些老掉牙的東西,比如時間啦、知識啦、學習方法啦之類的。我來說點其他的。
前幾天,在一個群里聊天,其中一個人說,“我發現小時候那些‘小老大’長大之后都可慫了,比一般人還慫。”
無獨有偶。年前,我跟一個公眾號里的朋友聊天的時候,也說過類似的話。也就是說,“慫”這個字,很符合我所知道的那些“小老大”的現狀——包括我自己。
我被槍斃的那個朋友,姓姜。在籠子里蹲兩年出來之后,在一個KTV里找了一個服務員的工作。做了半年之后想離職,然后店里不放人。
那個經理對姜說:“辭職肯定是不批,要么你自己走。你要是自己走了,壓的工資就退不回來了。”
姜肯定是不同意啊,然后那經理說,“我們這就這規矩。”
然后,在幾天之后的一個晚上,那個經理被姜捅死了,就在北行的街頭。
影響惡劣,外加有前科,死刑。
以上的前因后果,是我們在探視的時候知道的。其中一個朋友問他,有沒有找過勞動仲裁部門?他說沒有。又問他,有沒有在公司內部投訴過那個經理?他還是說沒有。
理論上,他所在的KTV是“量K”,而不是“三K”,應該不會太黑暗。他遇到的事,勞動仲裁部門或者公司內部投訴應該可以解決的。
但是他并不知道這些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19歲的時候,在一家小公司當銷售。在工作期間,我一直有一種“被欺負”的感覺。一個“前輩”總是指使我做一些打掃衛生、跑腿之類的雜活。后來有一次,他“教育”我的時候,我忍無可忍,然后我與他在公司內吵了起來,最后發展到動手,然后他挨了我一煙灰缸。
那種玻璃的煙灰缸。
接下來,他報警,我進派出所,賠五千塊錢。相比于我而言,老板當然更加重視他,告訴我,打壞了公司的東西,不能給我結算工資。
然后,我在一周后的某一天,出現在了“前輩”孩子的幼兒園門口,拿著一把小匕首,在他的注視之下,一邊劃著他的車,一邊告訴他,我快窮的吃不起飯了,能不能“借”五千?
出于禮貌,我贊美了他的孩子。
他說現在沒帶那么多現金,要給我去取。我說:“我明天去你家樓下拿吧。”
第二天我拿到了錢。與我預想中不同的是,警察沒來。
然后過了幾天,老板也把工資給我結了。
有的看官可能已經看出來了,我也好,姜也好,都是同一類人。用一句網上爛大街的話來形容就是:要么忍,要么狠。
聽起來可能很有氣勢。可是,若是有這么一種人,在遇到不平之事時,除了“忍”和“狠”這兩個極端之外,不懂得如何在二者之間的緩沖地帶游走,那么這種人在社會上,遇事之后是“忍”多一些,還是“狠”多一些呢?
當然,這里的“狠”多少有些片面。不過,這正是如我等大多數當年的“小老大”所擁有的一種通病。
學生時代囂張跋扈、肆意妄為,把一切叛逆的事情視為榮譽。但與此同時,我們并不知道,在我們用拳頭說話的時光里,漸漸的與現代社會脫節了。
隨著年齡越來越大,當我們發現自己引以為豪的“地下秩序”是被整個社會所排斥的。于是,茫然,甚至恐慌的心態也就越來越嚴重。有的人,開始自覺的隔離于這個社會。更多的,開始咬著牙,走進這個自己本不熟悉的社會,適應自己本不熟悉的規則。
可惜,大多數人很難改變。因為叛逆期往往出現在十幾歲之后,二十幾歲之前,也就是心智成熟、三觀定型的關鍵時期。
于是乎,“忍”變成了我們這些當年的“小老大”的常態,而“狠”,最多是曇花一現罷了。更重要的是,曇花一現之后,可能連“忍”的機會都沒有了,比如我那個姓姜的朋友。
所以說,除去學霸、官富二代以外的普通人中,往往是那些當時在老師、混混、好學生等各個“派別”中從容游走,既不得罪人,又不挨欺負的同學,走入社會之后更加吃得開。
我常常想,要是我當年面對那個“前輩”時,在剛剛開始“忍”的時候,就以其他更加靈活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問題,是不是后來的“狠”就不用發生了?
畢竟,現代社會能允許一個人“狠”多少次?
滴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