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學科意義上的社會學雖為輸自歐美的舶來品，但從晚清民國時期開始，在如何消解西方社會學、讀懂中國社會的問題上，包括費孝通在內的多位社會學家大力提倡社會學本土化。費孝通從“差序格局”、宗教、皇權與紳權等方面對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做出富有新意的解讀。他關于“小城鎮”的研究，開辟出一條有別于歐美城市化進程的獨特的道路。每一門學科都有自己大師級學者的譜系，這一譜系對于任何一位后來的研究者來說都是一筆無價的寶貴財富。通過對費老“發現中國”之旅的考察，我們從中可以尋找并深刻地體悟到“社會研究”獨有的魅力。
[關鍵詞]社會研究；魅力；發現中國；學術大師
???????今天我想通過對一位社會學學術大師學術人生之旅的解剖，總結概括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來，供大家分享，以達到學術勵志的目的。大家都知道，嚴格意義上的中國現代學術是從清末民初開始的，學術界經常用由“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來概括這一具有根本性意義的轉變進程。所謂“四部之學”就是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這是五四之前中國傳統學術的基本分類。到了清末民初的時候，西方的現代學科制度開始傳入中國，中國通過引進西學開始建立起自己的學科體系。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學科體系嚴格意義上來講都是舶來品，所以我們經常會說對于中國現代學術而言，社會學是地地道道的舶來品。在這一意義上，當代中國的學術、學科建設必須認真學習和消化西方學術，并在此基礎上面向中國實際，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可謂任重道遠。
???????按照學科的體系來展開研究，會使我們的知識結構和學術取向發生一個根本性的改變，所以在我們的大學里，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是按照學科化的路徑前行的。大家都分別躲進自己所在的學科展開分門別類式的研究。學科化的學術研究和知識體系建構有一種意外的后果，就是當大家都躲進自己所屬的知識壁壘當中，陶醉于自己的研究，久而久之，會凝固成一種特殊的學科傳統，這一傳統包括學科規訓、學科方法、學科資源配置、學科獎懲、學科代際傳遞等等，所有這些都令后來的求學者望而生畏。這就存在著一個“進入”的問題。事實上，正如朱熹所言：“萬物皆有其理”，只要你把握住了，真正地進入了“學科”，便可領略其中的“魅力”。在這一意義上，學習任何學科都有一個“進入”的問題。而學習模仿本學科頂級大師學術進入的過程，履大師之跡，便成為最值得推介的學習“進入”的方法。下面我就想通過費孝通求學、治學的“進入”路徑，來看看費老當年是如何“進入”的，他的研究經歷和著述是如何激發一代代社會學的后學步入社會學這一學術殿堂的。
???????今天我準備講三個問題：第一，學術大師誕生的背景；第二，費孝通“發現中國”之旅；最后，講講費孝通與中國群學研究傳統的形成。
一、學術大師誕生的背景
???????大家知道，包括費孝通在內的晚清民國以來的這批大師級學者之所以能夠名垂青史，主要是因為他們逢上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時代。從文明研究的視角看，這個大時代最為核心的主題便是中西文明的沖突與融合。作為一個古老文明的國度，中國的文明起源很早，而且其發展表現出極強的連續性。周秦以來，中華文明雖然屢經挑戰，但是均化險為夷，在創造輝煌的同時，也獲得了一個連續性的發展。但到了十五十六世紀，在地理大發現的大航海時代，西方的殖民侵略力量開始轉向東方。特別是到了19世紀中葉的時候，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從這時起古老的中華文明開始面臨一次具有根本性意義的挑戰。在回應這一挑戰的過程中，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甚至一度喪失了自信。我們認為我們的進步只有從根本上否定我們自身的傳統才能獲得實現，這雖然是非常極端的看法，但在當時卻具有很大影響。所以，不對等的中西文明對壘發生之后，我們面臨著這樣一種嚴峻的挑戰。大挑戰必定引出“大時代”。為什么是大時代呢？因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大文明與具有強勢侵略擴張性的資本主義文明相遇相撞了，其回應注定是激烈的，隨后發生的大時代一定會產生大問題，出現大人物。有一次，一位研究生問我應該讀點什么書，我說近代以來很多中國思想家的文集現在已經陸續出版了，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胡適、魯迅等，你如果把這些文集找來讀一讀，你就能感覺到你的身上充滿了一種力量，因為這些著作都是大時代里集聚起來的大智慧，其核心追問是，中國到底應該怎么辦？
???????費老就生在這樣一個大時代，他找到了一個關涉中國命運的大問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鄉土中國”遭遇“機器時代”。西方文明利用堅船利炮攻破了中國的大門，傳統農村耕與織的結合被打破了。在這樣一個大時代、大問題的背景下，中國古代士人“修齊治平”的傳統得到了空前彰顯，我們需要以強烈的使命感和開闊的視野來解決中國問題。
???????在費孝通成長的過程中，以下兩個人的影響最大：第一個人是費老的姐姐費達生。以前我對費達生不是特別的了解，前年在江蘇吳江七都鎮南京大學“群學書院”開會的時候，南京師大有一位教授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談費達生對費孝通的影響。文中說費老的姐姐費達生當年專門去日本學蠶絲技術，回來之后就在村里開企業，她們姐弟有一個很高的理想：既然中國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度，我們的現代化和城市化就不能像英國圈地運動那樣通過洗劫農民來完成城市化。如果在不出村子的情況下，根據村里的優勢來辦企業，讓農民在村子里的企業干活，增加農民的收入，離土不離鄉，豈不是一條更富有人文關懷的城市化道路。當時費老的姐姐就引導他在開玄弓村進行調查，這就是費老的畢業論文《江村經濟》最早的靈感來源和材料支撐。所以費老的姐姐對他的影響特別大。費老一生堅持的“志在富民”實際上也可以說是溯源于此。
???????第二個人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馬林諾夫斯基，他是一位著名的人類學家，他收費孝通為弟子，費老通過自己的努力也沒有讓老師失望，他光大了馬林諾夫斯基功能主義的人類學流派。與此同時，馬林諾夫斯基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費老的學術研究。他們之間的師承關系特別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決定性的。費老深受馬林諾夫斯基功能主義的影響。大家也許會注意到，西方特別是英國的人類學非常發達，因為英國是比較早進行殖民擴張的國家，其力量所到之處，接觸到不同類型的文化，需要獲得理解和解釋，這是殖民擴張的需要，但客觀上也提升了人類學的學科地位。在人類學領域，長期以來比較流行的流派是進化論流派，歷史的、傳播的流派。但馬林諾夫斯基與上述流派不同，他本來是波蘭人，后來讀了一個物理的和數學的博士，他在讀了一個人類學家的作品之后就開始轉向人類學。他的學派屬于功能學派，功能學派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認為文化不是虛無的存在，而是要滿足人的需求，所以文化是存在于人們的生活之中，我們若想真正地研究不同的人類就要進入到人類的生活當中。于是他提出一個標準，即你要是想研究一個社會、一個村落，你必須在其中待一年的時間，從事參與觀察研究。馬氏的上述觀點在費孝通的學術旅程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二、費孝通的“發現中國”之旅
???????費孝通“發現中國”之旅是圍繞著以下三個具體的問題展開探討的。他要回答的一個終極的追問是：何謂中國社會？即通過結構分析，探尋中國社會內部存在的隱秘邏輯。
(一)何謂中國社會？
1.差序格局
???????大家都知道費老早年寫有一本《鄉土中國》的小冊子，里面都是些隨筆短文。在這本薄薄的小冊子里，費老提出了幾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命題，表現出他過人的理論提煉力和深刻的思想洞察力。其中影響最大的概念應首推“差序格局”，他認為中國社會的結構可以用“差序格局”來加以表述，具體說來就是：“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像水中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實際上，這是一個比較社會學的路向，在費老看來，相對于中國社會的“差序格局”，西洋是一種“團體格局”。“團體格局”是什么呢？“團體格局”就像砍柴一樣，把一根一根的柴火放在一起，扎成一捆，這是團體的格局，而中國是“差序格局”。（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頁）
???????理解“差序格局”的概念，我們應注意以下幾點：第一，關于“差序格局”的表述方式，有的學者認為“‘差序格局’，這個概念是在一種類似于散文風格的文章中，而不是在一篇嚴格意義上的科學論文中提出來的，在文章當中沒有對于概念的明確定義，而是一種極為形象，但又很難用準確的術語進行描述的比喻。”（孫立平：《“關系”、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社會學研究》，1996年第 5 期）因此，存在著較大的解釋空間。其次，圍繞著 “差序格局”概念，學術界后來有大量派生性的拓展研究，比如臺灣社會心理學著名學者黃光國、楊國樞的“人情與面子模式”，在他們看來，費老講差序格局就是在講關系，由近及遠的關系。但是這個解讀實際上面臨一個挑戰：我們說中國人是由近及遠，難道西洋人是由遠及近嗎？所以由近及遠的這種關系可能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普遍規律。李沛良教授提出了“工具性差序格局”的概念，他主要講在非鄉土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功利性關系的建構，被稱作“工具性差序格局”。（李沛良：《論中國式社會學研究的關聯概念與命題》，載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所編：《東亞社會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頁）中山大學的蔡禾教授討論了“逆差序格局”概念。他在《社會》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提出“在路橋建設業，包工頭在工程款不到位、無法支付所有工人工資的情況下,工資發放遵循的是一種‘逆差序格局’的邏輯,即包工頭會先將工資發給與其‘關系’較遠的邊緣工人,再將工資發給與其‘關系’較近的核心工人。‘關系’在降低市場風險上的作用對于包工頭和核心工人的效用是不平等的,它使包工頭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風險,而核心工人則承擔了更大的風險。”（蔡禾，賈文娟：《路橋建設業中包工頭工資發放的“逆差序格局”“關系”降低了誰的市場風險》，《社會》，2009年第5期）這樣一來就表現出“逆差序格局”的關系樣態。還有一個華裔的海外人類學家叫閻云翔，他說在“差序格局”概念理解的問題上，你們只注意了“差”，而沒有注意“序”，“差”是由近及遠，“序”是等級的，所以這是一個縱橫交替的體系——“差序人格”。費孝通所講的差序格局是個立體的結構,包含有縱向的剛性的等級化的“序”,也包含有橫向的彈性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差”。（閻云翔：《差序格局與中國文化的等級觀》，《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4期）此外，還有北京大學法律系的前主任朱蘇力，他是做法理研究的，他前年也參加了在江蘇紀念費老的吳江會議。他認為“差序格局”只是費老的一個即時性的概念，很快費老就放棄了。他認為所謂“差序格局”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所以“差序格局”并不成立。（朱蘇力：《較真“差序格局”——費孝通為何放棄了這一概念？》，《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總之，近年來關于“差序格局”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我這里只是掛一漏萬式的討論。
???????那么，“差序格局”到底是什么意思？費老后來做了如下的解釋：“文章不能直寫，背后都有東西的，直接寫出來就不好看了，好就好在隱喻上邊。不直接說出來，懂的人就懂了，不懂的人說這個那個，不用去管他了。”（張冠生：《費孝通傳》，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頁）既然是一種隱喻，就可以做多方面的理解。可見，費老的“差序格局”既可以看作是一種結構，也可以是一種關系、一種文化。但我們認為，如果將費老的觀點置于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加以理解和分析，便會發現，其論述中表現出極其深刻的批判性。為了展開其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批判，費老又引進了“公—私”“社會圈子”等概念，認為在人類社會中“差序”的關系帶有人類的普遍性，甚至某些動物都是一樣的。關鍵的問題在哪呢？費老引進了“公私”的概念，他說我們社會的一些“公”的領域也是由“差序格局”派生復制出來的，所以是“私”的一種膨脹。因為“差序格局”對內看、對外看都是相對的，公私界限并不清楚。因此，我們的社會“公”機構都是按照這樣一種邏輯建構出來的，便出現了中國人“有私無公”的判斷，這實際上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非常尖銳的批判。費老在《鄉土中國》里還講了蘇州河的例子。他說“天下似乎沒有比蘇州城里的水道更臟的了”，（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頁）當地的人都在蘇州河里面取水洗菜，但卻有人在河水里刷馬桶，因為這些人認為刷完之后水流到了下游，但是他們不知道在河的上游也有在里面刷馬桶的。今年的5月份，我去了蘇州，就特別想去蘇州河看一看。看后感覺問題確實很大。蘇州河是蘇州市開發的旅游景點，河兩邊有一系列的飯店和咖啡館等娛樂餐飲設施，沿蘇州河邊上都是一些老建筑。當時我們看到一個胡同就插進去了，進去才發現蘇州河邊上濱河的建筑后邊的非法建筑居然延續了數十米長，那里面完全是一個無規則的世界，使得任何意義上的城市改造都將無處下手。因為后邊的房子完全是折疊式、連體式的。我們都知道中國人建房子是很講究的，講究朝向和風水，但是那里面真是太瘋狂了，完全是無序錯亂地向后面排了很長。從蘇州河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費老對中國社會的批判，中國社會有私無公，私的無序膨脹。而且費老的批判構成了他此時期對中國社會批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宗教求索
???????費老的“差序格局”命題與他同時期所展開的宗教求索有著密切的關聯。費老當時為什么對宗教感興趣？從學理上看，這與他以“差序格局”命題所展開的中國社會批判有著密切的關聯。因為大家知道歐美社會的公共性很大程度上是以宗教為背景而展開的，與“家族本位”的中國社會形成了明顯的差異。所以中國留學生到海外首先會明顯地感受到這一點，甚至發生某種意義上的文化震撼。此外，導師馬林諾夫斯基也認為費孝通在研究了鄉村經濟之后，還需要研究支配中國人更為根本的抽象的精神層面的東西。經過比較研究和思考，費老認為在中國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制度化的宗教，他認為中國人的宗教是祖先崇拜。每個人都要對祖先應該有所敬畏和交代。所以我們小的時候社會上罵人最狠的一句話就是說某人是個“絕戶”，你們懂得什么叫“絕戶”嗎？“絕戶”就是沒有兒子。如果說某人被說成是個“老絕戶”，那還了得，肯定得打起來的。雖然費老在此領域的探討被其他研究所替代，但他的觀點卻是連貫性的，直到2004年，他仍然認為：“從親屬制度上來看，中國是一個看重祖宗和子孫的社會，個人是上下、前后聯系的一環，這亦正是中國文化的特殊屬性，即是指個人往往將自身納入祖先與后代的歷史連續性之中。在這個過程中，獲得某種超越性的意義。與西方社會的一神信仰不同 ，中國社會是祖先崇拜，這構成了中西文化的區別之所在。”（費孝通：《對文化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思考》，《思想戰線》，2004年第2期）這是費老觀察研究中國社會的又一個切入點。
3.皇權與紳權
???????1947年，費孝通和歷史學家吳晗等在一起舉辦了一場關于中國社會結構的研討班，討論皇權與紳權的關系等問題，目的在于揭示中國傳統社會權力結構及其演變規律。吳晗認為皇權是一竿子插到底的，是絕對的專制。費孝通認為皇權只能插到郡縣，基層是士紳的自治。應該說上述討論見仁見智，各有自己的角度。但費孝通主張基層的自治觀點就是從此而來的，富有啟示性。他認為這樣做有利于保持中國基層的活力，維持了皇權與紳權的配合，這是中國傳統統治的一個重要特點。
???????將費孝通上述圍繞著皇權與紳權的討論，與其關于中國社會傳統結構的認識結合起來看，我們會發現，皇權與紳權問題與前面兩個命題也是密切相連的。大家知道，中國是一個巨型的國家，在這么一大片土地上建立了一個說一樣語言、一樣風俗、一樣文字的統一國家，這到底是什么內聚力使它成為可能。這是一個充滿魅力的歷史之謎。應該注意到，中國自古并沒有一個龐大的制度化宗教。這樣一個巨型國家怎么統治？周朝用的是“封建”的統治方法，這里說的“封建”就是利用差序格局、骨肉血親的原則來分封，所以周在滅了商之后，用姬姓的自己人來統治天下。周的封建方法日久積弊甚重，后來又不行了。秦統一中國之后，用的是郡縣制，以垂直的皇帝為中心的異姓官僚制度來實施統治。所以西方人驚嘆中國是最早建立文官制度的國家。但即或如此，這種縱向的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也存在很多局限性，需要把民間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與來自縱向的行政權力的管理巧妙地銜接和結合起來。
???????可見，費孝通從“差序格局”、宗教、皇權與紳權三個方面對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做出解讀。費孝通當年是一個民主人士。他認為要想走出“差序格局”，走出公共性的危機與困境，走出國民黨的集權統治，就必須走民主的道路。正是基于上述認識，他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批判是非常尖銳和深刻的，他對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分析認識被作為社會結構分析的經典而載入中國社會學的史冊。
(二)小城鎮，大問題
???????在費達生的幫助和馬林諾夫斯基的指導下，費孝通發現了“江村”，他們姐弟倆當時在做一件很偉大的事，那就是要開辟出一條不同于歐美、不以傷害農民為前提的城市化的道路。眾所周知，世界從英國工業革命開始之后，就出現了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進程。我看過一些材料，原來中世紀的歐洲沒有太大的城市，亞洲自古就有大城市。西方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必然帶來城市化，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開始擴張變大。英國有一個城市學家叫霍華德，他曾提出一個命題，認為城市對農村居民來說就像一塊磁鐵，吸引他離開鄉村進城是必然的。這樣便導致城市的繁榮和鄉村的衰敗同時到來。農村人來到城市之后，他的命運之漂浮無根和坎坷是不可避免的。但從費達生到費孝通，他們想要開辟一條路，讓農民在“離土不離鄉”的情況下實現工業化。費老畢生始終堅持這個念頭，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后，在中國的蘇南地區出現了鄉鎮企業發展的浪潮，在溫州也是如此。費老便提出了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影響極大。蘇南和溫州都是特別富有活力的地方，最近我看到一個數據，蘇州、無錫、常州這三個城市加起來的產值已經超過了上海。近幾年我去過蘇州、太倉、昆山，那里的民營企業和工業園區建設也是如火如荼。從歷史上看，這一地帶的活力是有其傳統根源的。大家都知道南宋時期有一個功利派的代表陳亮和葉適。有一次我去溫州，到了葉適的故居，感受到功利派的特殊魅力。功利派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不玩虛的，以實為實。這座葉適紀念館一共有四五層樓，那里的人把三樓四樓作為紀念館，一樓二樓作為老年人活動中心，這在我們其他地方的人看來是絕對不可能的。而且他們讓這些老年人管理紀念館，實現交換式管理，不用花一分錢，我馬上就嘆服了，這不愧是功利派的故鄉。費老把“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他對鄉村的研究聯系起來，寫了很多文章，力推這一模式。正是在費老的大力提倡之下，中國的城市化開始用“城鎮化”來加以表述。我們之所以要走城鎮化的道路，主要是因為作為世界上最早從事農業活動的地域，中國具有自己千年的“鄉鎮傳統”。在這一意義上，城鎮化概念堪稱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創新。我們應該向費老學習，在做學術研究時應該有勇于挑戰權威的氣魄。費老從開弦弓村開始，到“蘇南—溫州模式”，他走的是一條志在富民的道路。所以后來有人問費老您一生都在研究什么呢？費老說：一言蔽之，我做的事就是“志在富民”。可見，費老關于“小城鎮”的研究，的確發現了一個大問題，它有別于經典的城市化道路設計，形成了世界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獨特的、重量級的研究流派。
三、費孝通與中國群學傳統的形成
下面我們談最后一個問題：費孝通與中國群學傳統的形成。
1.學貫中西與群學傳統
???????學過社會學的人都知道，社會學進入中國的標志是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群學。他所使用的群學概念來自荀子。荀子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牛馬為用何也？人能群，而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他認為人類具有超強的“群”的能力，只有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群力”，天下方可大治。近年來有學者曾經提議，荀子雖然不是現代社會學的建立者，但他的群學觀點卻給后來的社會學研究者以極為深刻的啟示，在這一意義上，以荀子群學為中心的傳統社會思想應該成為社會學的重要發端之一。晚清時期，包括康有為、嚴復、梁啟超在內的維新思想家在引進西方社會學的過程中，都試圖通過“群學話語”，在對話中對西方社會學的學科話語體系展開解釋。這實際上是一個以中學化解西學、融匯中西的路徑選擇。但在稍早一點的時間，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學界已率先將西方的社會學引入日本，稱之為“社會學”。20世紀初，中國思想界在學習移植日本“社會學”學科體系的過程中，用“社會學”替代了“群學”。從“群學”到“社會學”，這個變化很有意思。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變化是社會學理論——知識體系路向的變化，此后就完全是西方社會學的路向了，中學在社會學學科體系中開始僻居一隅。社會學研究者在解讀中國社會的時候基本上都是運用西方的理論加以解釋和剪裁。
???????不過，在如何讀懂中國社會的問題上，包括費孝通在內的民國社會學家大力提倡社會學本土化，給我們開辟了一條認識中國的傳統的道路。大家知道民國社會學家最大的優勢就是他們在出洋留學之前大多上過私塾，他們都熟讀過儒家的經典，受過系統的國學教育，之后又學了西洋學術回到中國，這一部分人是不可多得的。由于他們在接受歐風美雨洗禮之前受過國學的陶冶，所以當我們讀費老的《鄉土中國》時，會發現他大量引用儒家經典，而且使用非常準確、熟練，達到了我們所常說的“學貫中西”的思想境界。民國大師的旨趣、觀察問題的角度和整個的知識結構是我們今天的人沒法相比的。所以，我們從費老的治學經歷可以看出：人要想在學術研究領域成為大才，首先要解決“進入”問題，費老年輕時進入社會學，起筆就是極高起點的“進入”。而對于在座的青年人來說，你們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還有很多出國深造的機會，但你們必須加強社會田野的陶冶和歷練。研究社會科學問題需要有一定的社會閱歷和歷練，如果你沒有社會的歷練，你的研究就可能會遠離社會。前不久在北京開會的時候，一位頗具影響的學者提出近年來社會學學術研究最大的一個危險就是遠離真實的社會。如果你的研究遠離社會，社會就會遠離你，你的研究對社會就不會產生任何的影響，你就會被懸在半空中完全無法著陸。
2.以社區方法透視中國基層社會
???????費老雖然學成于歐陸，但他卻很早便意識到美國式社會學與中國研究存在較大隔膜。我是上世紀90年代后期進入社會學領域的，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恰逢中國社會學重建，學界大規模地引入歐美的理論。這對于一個學科的重建和發展而言是非常必要的，但消化和轉換似乎更加重要。到今天，我們終于走過了那個階段，我們開始注意社會學的本土化，開始反思我們理解研究中國的方法和路徑。費老在民國時期受功能派馬林諾夫斯基的影響，運用于中國研究的最為重要的是所謂社區的方法。社區方法的傳統是什么呢？就是注意對研究單元的把握，把研究的目光聚焦于具體的村落或社區。社區方法的優勢和價值就在于它可以使我們的研究更加接地氣，更加本地化。但是也遇到一些問題，比如說你研究一個村子，你能證明中國的農村都是這樣嗎？所以費老也強調“逐漸接近法”，我們可以多研究一些村嘛，多研究一些不同類型的村，通過不斷地提煉就可以從中提煉出更高層級的理論。當然費老還提出了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類型—模式”法、“個體是對整體的復制”等等，我就不展開說了。總之，社區方法作為社會學研究的經典方法，值得我們繼承。一個好的社會學系，應該建立起自己長期觀察的社區點和村落點，比如說我們在黃土高坡找一個村，在大西部找一個村，在沿海找一個村，在東北找幾個村，然后我們去長期觀察，細細品味，肯定會有重大的發現和收獲。
3.文化自覺和拓展學科研究的界限
???????通過前面的講述，我們大家都會承認，費老的學術生涯確實給我們以巨大的啟示。有人說《鄉土中國》是社會學人入門級的“圣經”，在讀了《鄉土中國》之后就會對社會學有了感覺。我想這種說法并不為過。費老一生筆耕不輟，晚年時也提出過很多重要的傳世觀點，比如“文化自覺”。費老曾寫過一篇小文章《孔林片思》，當時正逢全球化浪潮，后來又發生了震驚世界的“911事件”。據說在911事件發生時，費老正在香港舉辦的一個人文講習班上授課。費老認為走向全球化時代需要一個孔子，這個孔子不一定是中國人，因為世界已經全球化了。正是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費老又提出了我們耳熟能詳的16個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16個字具有極其深刻的內涵，它告訴我們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不同的文明、國家、人民之間怎么相處。這是我迄今見到的針對此問題最為精辟的概括。
???????費老晚年還特別強調社會學學科要拓展自己的研究界限。他認為實證社會學已經是一個比較成熟的方法，但是社會研究除了實證之外，也需要人文角度的研究、理解性的研究。他從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中提取了另一個研究路向——“將心比心”的理解論。認為“社會學的研究方向，要考慮到這種人文方面的需要。社會學的人文性，決定了社會學應該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關于‘人’‘群體’‘社會’‘文化’‘歷史’等基本問題,為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奠定一個更為堅實的認識基礎”并斷言，這應該是“中國學者對國際社會學可能做出貢獻的重要途徑之一。”（費孝通：《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
???????最后，我們再總結幾句。學科是一個生命體。對于任何一個成熟的學科來說，都應該擁有屬于自己的傳統。這些傳統并不是“無形”的，而是以若干位學科開創者為具體承載展開的。由此，每一門學科都有自己大師級學者的譜系，這個譜系對于任何一個社會學的研究者來說都是一筆無價的寶貴財富。因此，我們做社會學研究時應該對這些大師的學術足跡有足夠的學習和了解，學習他們是如何“進入”的，又是如何走出來的。應該深思作為舶來品的社會學在中國何以可能？社會學研究如何親近真正意義的社會？在世界社會學學科之林中，我們應該是以對話者而不是簡單的服從者的身份出現。費老從學伊始，就把自己定位為一位對話者，他要與經典的城市化理論對話，與鄉村發展的經典理論進行對話，與西方實證社會學的傳統進行對話。正是依靠這種獨立思考的學術精神，費老才獲得了其在中國、亞洲乃至世界學術殿堂上大師級學者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