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顧明遠先生認為:“沒有愛就沒有教育，沒有興趣就沒有學習，教書育人在細微處，學生成長在活動中”，先生講到：“學生成長在活動中，關鍵是要培養學生的思維活動，讓學生自己來思考，要學會提出問題。我認為教育的本質也可以說是改變人的思維。”
那么，顧明遠先生所說的“思維的改變”，改變的是什么?我個人認為可以從“認知、情感、行為”三個方面進行。“認知”方面的思維是從具象到抽象,從經驗到普遍規則的思考和邏輯過程;“情感”方面的思維是由近及遠,由小愛到大愛的反思和感悟過程;“行為”方面的思維是由內至外,知行合一的實踐和修煉過程。
那么,如何“改變人的思維”?
提出了“知識就是力量”著名命題的培根也提出了著名的“四個假象說”,認為有“四個假象”阻礙了人對知識的認知、對真理的認識。他認為,占據著人的理智并且在里面已經根深蒂固的各種假象和錯誤觀念，非常擾亂人心，使真理難以進來。這四個假象就是“種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場假象”和“劇場假象”。
“種族假象”可理解為由于傳統思想和觀念影響造成的集體性偏見;“洞穴假象”可理解為受到先天性因素(本能、集體無意識、尤其是性格)的作用，也受到后天性因素(家庭、教育、社會環境、生活經驗)的影響,而產生的個人偏見;“市場假象”可理解為人們在彼此交往、互通信息的活動中受到虛假信息影響,或者在傳遞信息過程中,由于言語概念的模糊性、多義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理解—解釋上的混亂，從而造成以訛傳訛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讀信息;“劇場假象”可理解為受主流媒體、權威、名人的言論影響而形成的偏見。(以上主要摘錄自《百度百科》)
改變思維,首先要消除以上種種假象,然后在此基礎上,用眼去找尋事實,用腦去發現真理!亦即用我們的感官感知覺事物的現象,用我們的自我意識和理性思維能力去對感知覺到的現象進行邏輯分析、經驗綜合,從而發現現象背后的本質和規律性。這種邏輯分析、經驗綜合既是靜態的,也會是動態發展的。思維就在這靜態和動態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下,得以改變和發展。
以上是改變人的思維的一些方式方法，那么，改變思維的核心關健是什么?
我想到了康德的《什么是啟蒙?》一文，于是在百度搜了一下，搜到了一篇評論康德的《什么是啟蒙?》的文章，似是回答了我的問題。下面摘錄部分內容與大家分享一下：
1784年，在康德出版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三年（1781年，第一版）之后，在當時的《柏林月刊》雜志第四卷第12期發表了應征文章《什么是啟蒙？》
何謂“啟蒙”，何謂“成熟”？
因為是問題回答，所以康德論文第一句就是：“啟蒙就是人們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那么何謂“不成熟狀態”？緊接著第二句話就是：“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
“啟蒙”作為一種思想潮流或運動，它的旗幟上寫著“理性”。這是歐洲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之后進入的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文藝復興為人的感性欲求爭取合法地位。這同時意味著，中世紀教會也曾以“理性”的名義行使著自己的權威，托馬斯阿奎那的哲學說明了這一點。18世紀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借助路德宗教改革反對外在教條權威的思路，展示了“理性”的新的面貌。“理性”與外在權威的決裂，形成自身的內在權威，亦即，“理性”與“自由”同一。
“自由”乃是“自己”。一切出于“自己”，又回歸于“自己”。
“啟蒙”精神，乃是“理性”精神!“自己”精神!“自由”精神!乃是“擺脫”“外在”支配，“自己”當家作主的“自主”精神。所謂“外在”，乃是“它者”，包括了“人－他人”和“事－客觀世界”對“自己”的支配；“擺脫”一切羈絆，也是“自由”的基本意義。所以康德談論“啟蒙”，強調的是運用自己的理解力－—理性之一種職能，來認知世界，而不是僅僅依靠“他者－他人”的指導。“啟蒙”精神是擺脫以及不需要“他者”指導的獨立自主精神。
這樣，康德就把自己的“啟蒙”觀念和傳統的“啟蒙”口號——“敢于認知－sapereaude”聯系起來。“敢于認知”就是敢于自己運用自己的“理智”去獨立地“認識”事物，而不依賴也不需要那些外在的“監護者－指導者”。康德很生動地揭示那些依靠它者指導過日子的懶漢，既然已有現成的食譜，何必再費自己腦子。所以康德認為，懶惰和怯懦，乃是“啟蒙”、“成熟”之大敵。
以上文章摘錄回答了我的“改變思維的核心關健是什么?”這個問題，改變思維的核心關健就是“理性的啟蒙”和“理性的成熟”！通俗一點說，也就是“批判性思維”的形成和發展!
康德：什么是啟蒙(節選)
啟蒙是人類從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狀態中解脫出來。不成熟是指缺少他人的教導就沒有能力運用自己的理智。這種不成熟狀態之所以是自我造成的，其原因不在于缺少理智，而在于沒有他人的教導就缺乏運用自己理智的決心和勇氣。SapereAude![要勇于認知] “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 —— 這就是啟蒙運動的格言。
人類中之所以還有如此眾多的人，即使自然早已將他們從疏離的外在教導中解脫出來（因自然方式而成熟），卻依然心甘情愿地終身安處于不成熟狀態之中，其原因就在于懶惰和怯懦，這也是為什么另一些人能夠輕而易舉地把自己標舉為他們的監護者。
處于不成熟狀態可真是輕松安逸。如果我有一本書來充作我自己的見解、有一位牧師來充作我自己的良心、有一名醫生來替我自己決定合理的食飲，等等等等諸如此類的，那我又何必要自己勞心費神，那完全沒有必要了。我無需思考，只需要有能力支付：其他人就會欣然應命幫我把那些傷腦筋的討厭活兒全都包辦了。仁慈慷慨地擔負起治理民眾之任的監護者們小心翼翼地看護著，以確保民眾中的絕大部分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視通往成熟之路為畏途，充滿了風險，更別說困難重重了。在首先使他們馴養的牲口緘默無聲之后，在確信這些溫順的生靈們即使被撤去拴縛在身上的絡轡也不會再挪移一步之時，一旦它們試圖想要獨自邁步，監護者們就會向它們指出種種的威脅。這危險現在看來實際上并沒有那么嚴重，因為在跌倒幾次之后，人最終一定能夠學會自己走路；但諸如此類的示例卻讓人心生膽怯，通常就會把他們進一步嘗試的所有企圖全都嚇退了。
因此，對于任何一個個體而言，要把自身從那種幾乎已經變成他自己天性的不成熟狀態中解脫出來是困難的。他甚至已經開始喜歡上這種狀態了，并且在這個時候，的的確確無力運用他自己的理智，因為從未有人允許他去作過這樣的嘗試。條例和規程，這些基于他的自然稟賦的理性運用或更像是誤用的機械刻板的工具，把他禁錮在永久的不成熟狀態中。即使有誰拋開這些禁錮，那也不過是作了一次游移不定而又微乎其微的跳躍，因為他并不慣于這樣的自由行動。其結果是，僅有少數一些人能到達彼岸，通過陶冶他們自己的心智，把他們自己從不成熟狀態中解救出來，從而踏上一條切實堅信的道路。
然而，如果公眾要啟蒙自己，那卻更有可能；事實上，公眾即使僅被賦予了自由，啟蒙就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了。因為即使在那些根深節錯的群氓監護者們中間，一些人也總是會自己獨立進行思考的，一些人在他們自己擺脫了不成熟狀態的羈絆后，將會傳揚理性評估他們自身價值、并且理性評估每一個人受其天性召喚進行獨立思考的那種精神。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如果原本被監護者束縛羈絆的公眾是被一群未能經受啟蒙思想洗禮的人煽動起來的，他們就可能會使用暴力強制把監護者們自己禁錮在羈絆中——種下偏見真是太有害了，因為它們最終會將復仇引向其始作俑者，亦或他們的后代。因此，公眾只能通過緩慢漸進的方式經受啟蒙洗禮。也許一場革命能夠推翻個人專制、貪欲或權勢欲的壓迫，但革命永遠無法帶來思想方式的真正變革；相反，新的偏見，一如它們所取代的舊偏見，又將成為套在不進行獨立思考的群氓身上的一條皮項圈。
啟蒙所需要的，不是別的，僅僅是自由；并且我們這里所討論的自由也是所有形式中最不具有危害性的，亦即能夠在一切事務上公開地運用理性的自由。但是，環顧周遭我聽見的卻是“不許爭辯！” 軍官說：“不許爭辯，只管操練！” 稅務官說：“不許爭辯，只管納稅！” 牧師說：“不許爭辯，只管相信！”世上只有一位君主［注：腓德烈大王］說過：“隨你所愿盡管去爭辯吧，爭什么都可以，但是必須服從！”在這種種事例中，我們看見對自由的限制無所不在。
然而，哪些限制阻礙了啟蒙，哪些限制非但沒有阻礙、實際上還推動了啟蒙呢？我的回答是：公開地運用自己的理性必須享有永久的自由，僅此一點就能夠在人類中間帶來啟蒙；而私下運用理性通常可能要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內，以使其不致于妨礙啟蒙運動的進步為界限。就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而言，我的理解是，任何一個人就像一個學者在全部知識界面前那樣運用自己的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