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尼亞作家尤金·歐·切洛維茨的小說《The Book of Mirrors》，譯者張暢和袁子奇將其翻譯成《明鏡之書》。拜讀不久，我就開始糾結于書名的翻譯，隨著閱讀的深入，糾結從一個小圓點變成了一個大圓點：是不是翻譯成“鏡像之書”更加切題？

小說用三個篇章結構而成，卻又不是慣常的那樣，第一章龍頭，第二章豹肚，第三章鳳尾。用“篇”而非“章”稱呼每一個篇章，小說已有暗示，亦即它與“章”有分野。真是有分野，《明鏡之書》的三個“篇”，分別由三個敘述者來完成各自的篇章。三個敘述者分別是文學作品經紀人彼得·卡茨、記者約翰·凱勒和前警官羅伊·弗里曼。彼得·卡茨擔綱敘述者的第一篇需稍加說明：彼得·卡茨只是說明了手頭這部殘缺的《明鏡之書》由來何處，剩下的，全是一個名叫理查德·弗林的作者遺留的一本殘書。書里，寫了作者本人與女學霸勞拉和名聲響亮的導師韋德之間的糾葛。

一旦落筆，理查德·弗林寫在殘書里的對勞拉和韋德的判斷，免不了會帶上自己因著與他們的恩怨情仇而生發的主觀偏見，所以，第二篇與其說是切洛維奇想讓無頭案、也就是韋德之死能有個清晰的結果，不如說是他想嘗試，通過變化敘述者來從另一個角度尋求韋德之死的真相。第一篇和第二篇互為鏡像得有趣又有懸念，讓本書的真正寫作者意猶未盡，他發現他虛構的韋德所具備的能力，就是通過催眠、藥物、誘引等心理治療手段來改變人們的既有記憶，是一種非常有料的假設——其實哪里是假設！這種技術似乎一直被心理學家運用于心理咨詢中，只是，患者在心理咨詢師的引導下一般都是向好而行，這種治療手段也就沒有引起公眾的質疑，但是，當韋德用這種技術來作惡呢？為了讓鏡像更加多維和深遠，切洛維奇又豎起一面鏡子，當年因為沒有破解韋德死亡之謎而不能忘卻前朝往事的前警官羅伊·弗里曼。

結構本身就不是一塊明鏡，而是互為鏡像著，這是我為什么會糾結書名應該為“鏡像之書”而非“明鏡之書”。至于理查德·弗林小說里所涉人物的互為鏡像，就更坐實了此書書名的令人疑惑。

理查德·弗林、勞拉·貝恩斯、約瑟夫·韋德和德雷克·西蒙斯是理查德·弗林留下的殘篇里額4個主要人物。在理查德·弗林的眼里，也就是他在彌留之際寫在《明鏡之書》里的對勞拉、韋德、德雷克的蓋棺論定，顯然是帶上他的主觀判斷的。比如，他認定貧窮的德雷克受恩于富有的韋德，所以義無反顧地幫助韋德做些粗活，事實是這樣嗎？比如，他認定勞拉是因為與韋德教授有染才拒絕了自己、而韋德那一部出版后有可能驚世駭俗的手稿不翼而飛，也一定是被勞拉竊為己有了，這是真的嗎？

切洛維奇構思之精妙，就在于把自己想要寫的故事，假托為理查德·弗林的小說，又假設英年早逝的理查德·弗林因著同居伴侶對勞拉的嫉妒而藏匿了弗林小說的大結局，這就使得《明鏡之書》有了一波三折的探案小說的引人入勝。

然而，技術永遠是為內容服務的。假如沒有記者約翰·凱勒的跟蹤追擊，沒有前警官羅伊·弗里曼的追根究底，“明鏡之書”里的“mirror”一詞真就只有“明鏡”之解了。但是，有了理查德·弗林的敘述，又有了約翰·凱勒和羅伊·弗里曼的敘述與之互為鏡像，切洛維奇的掩藏在技術下的對這部小說寄予的厚望，也就水落石出了：目睹當醫生的父親被納粹黨衛軍活活打死后，約瑟夫·韋德有沒有權利惡意地索取他想擁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