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嚴耕望《治史三書》有感

大學問家，總是以一種謙虛嚴謹的態度通過文字或演講的方式呈現在世人面前，其愈隱，愈發覺其高大。嚴耕望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謙虛、虔敬、不慕名利、平淡、并且真實。

《治史三書》既是嚴先生對晚輩諸生的諄諄教誨，也是其一生學術生活成長與發展的再現。治學如同做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嚴先生可謂是治學與做人的完美結合。

這本書包括《治史經驗談》、《治史問答》與《錢穆賓四先生于我》三個部分。正如嚴先生在扉頁的那句話“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讓我們看到了一位勤奮寫作、平淡生活的大師形象。讀完此書，我想從先生其人、治史的方法、治史的品格等這三個方面來談一談自己的體會。

一、先生其人

嚴耕望先生（1916—1996）是安徽桐城人，21歲考入武漢大學歷史系，畢業后在成都齊魯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做學問。這一段求學經歷，決定了其一生的學術發展，也奠定了其學術根基。1945年，先生極欲突破學術困境，尋覓優良的學術環境，便毛遂自薦寫信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孟真，竟意外獲得傅欣賞，一直在史語所工作了十九年。直到1964年，先生48歲，才來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此外還兼任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耶魯大學客座教授等職。一生用力之深處在《唐代交通圖考》，是一部傳之久遠大著作。先生雖不善言辭，但卻實實在在做了一輩子學問，堪稱中國史學之楷模！

二、治史的方法

1.專精與博通

關于治史的方法，先生提出了五條基本方法，七條具體規律，供后世青年學子參考。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專精和博通的論述。“專不一定能精，能精則一定有相當的專；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當的博。”這使我想起《中國高等教育史》中儒學大師董仲舒，他也是一個既博又專的人，“通五經”、“專精《春秋》公羊學”。可見，專精與博通是一個學問者最需要注意的兩個方面。這啟示我，要廣泛地閱讀，擴大自己的學術范圍，同時要專精某一領域，因為這些閱讀是為了促進自己本領域知識的發現與研究。

2.大問題與小問題

在論題選擇方面，大問題與小問題之辯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東西。在先生看來“講大問題是應該的，尤其要重視我前文所說的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但也要用做小問題的方法去做。選做小問題與可以，但要注意這個小問題是否對于某一重大問題極有關系，或是其一部分；或者也可說著手研究的是個小問題，而心目所注視的是某些大問題；那么問題雖小，但可供他人將來研究大問題之用”。做學問首先需要有一定的問題意識，問題有大有小，是以小見大，還是大處著手，是做論文時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先生的主張是做大問題時可以從小處做起，用小問題的方法去做；做小問題時要著眼于全局，以備將來之用。

3.如何處理史料

論從史出，是歷史學研究的一種重要且常見的方法。在運用史料時，我們的視野一定不能僅僅局限在問題本身，應該能夠跳出問題本身去追本溯源，也即是瞻前顧后地找出前因后果。正如嚴先生所說，研究唐代問題，視野絕不能僅僅局限在唐代史料，而應該朝前找一找，甚至還應該往后看看其影響。這樣做出來的東西才全面，不至于視野狹窄。此外，對于某一問題，除了看本領域史料外，其他領域相關史料中也許有只言片語的材料，可以提供更確實的證據。在處理史料的思路方面，嚴先生認為“不要忽略反面證據”、“盡量少說否定話”、“不要斷章取義”等等，都是我們后輩必須堅守的學術品格。

三、治史的品格

1.七字原則

嚴先生提出了治史所需的七字原則:勤、恒、毅、勇、謹、和、緩。所謂“勤”，就是要勤于閱讀，勤于思路，勤于抄錄，還要勤于寫作。寫作是學問成熟的最后階段。“恒”與“勤”相關，“努力不是一時的，是要長久不懈的，有方向有計劃。”“毅”表現為一只耐性。遇到困難時，能夠堅守，便是一種治學者所應有的態度。“勇”與“謹”是相反而相成的，在治學領域，既要勇敢質疑勇敢挑戰，也要謹慎行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和”是一種中庸之道，要善于接受他人不同的意見，也要多多反省自己。“緩”有兩層含義，第一“工作緩慢做，不要搶快”；第二，“著作完成后最好暫緩發表”。前者告訴我們，做學問時萬不可著急，心急火燎的完成工作，而是要心平氣和地邊工作邊思考，通過不斷地思考調整自己的工作方式，要注意更多方面的問題。后者是提醒我們，在完成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時要不斷地修改，屢經改訂，臻于滿意。

2.一心力，惜時光

“學問是由心力與時光交織而成，缺一不可。但一個人無論身體多健強，精神心力都有限度，時間更是有限度。要將自己有限度的精神心力集中在治學工作上，始能有成，若不能精神集中，將心力分散到其他方面，則學問必不能有多大成就，其他方面也將會失望。”若致力于走治學這條路，必須要珍惜時間，好好讀書。付出一分力，才有一分收獲。“人生也有涯，而知無涯。”要將生活投浸于學問之中，做一個純凈的學術人。

3.堅定力，戒浮躁

《大學》中講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治學也是如此，必須要“堅定力，戒浮躁”。做學問首要面對的就是一種孤獨，是人與書的孤獨，也是人與時間的孤獨。這就需要我們有極大的定力，做下去，沉浸在書的世界里，與書籍做朋友。同時，面對外界的誘惑，要能夠戒除浮躁。只有不浮躁才能夠鍥而不舍地深入研究，做出大學問，而不是淺嘗輒止，驕傲易滿。

治學如同做人，日常生活與人生修養對于治學有很大關系。故要想成為一個大學問家，必須從做人開始學起，也即是“修身”。《中庸》中講到“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生修養與治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所以立志、居靜、誠實、真實、闊大、平淡等，既是人生修養的德目，也是治學的不二法門。這便是我深深領會到的道理！

（2017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