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燈夜話42之曲周紀事（十四）

飽讀詩書取功名

愛曲為民父母官

自酈商封為曲周侯，便是了曲周的父母官，至1911年封建社會的滅亡，已兩千余年，而自北宋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遷建現址也逾千年。那縣太爺究竟有多少個已不可考，有名記載的就有二百人之多。一些史志記載了不少清正廉潔，嘔心瀝血的好官，《曲周縣志》就專門有“名宦”一欄記述他們的功績。

“父母官”大概有三層含義，其最初來源于《禮記·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孟子·梁惠王上》:“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之父母也?”在這些先秦文獻中“父母”是指百姓的統治者，包括國君。還有一種解釋，朝中大官，外派大員，大多數人父母及家族都在地方，所以這些人對那些家鄉的官也稱之為“父母官”，既好說話，又都有面子。第三層含義也是我們常說的，一個好的地方官應該像愛護子女一樣愛護百姓，這就是“愛民如子”，當百姓的權利受到傷害時，官員理應加以維護，這就是“為民做主”。

曲周有史記載中，有名的縣老爺不少，也都勤勤懇懇，做出了一些政績。前文專門用一章介紹的增福財神李詭祖，便是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難以再找到的好官。

最年輕的父母官，是知縣汪大章。他生于明朝成化十五年(1479年)，貴州普定衛（今貴州安順）人。他年少時即為神童，其父有一座書房，其常沉湎其中，過目不忘。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僅16歲的汪大章就中了舉人，十二年（1499）20歲又考中進士，可謂少年得志。22歲即任曲周縣令，年輕不？后來又當過湖廣德安知府、參議等。他為官清廉、剛正不阿，“資性明敏，事至剖決允當”，可謂天生的高智商，對事物認識深刻，處理政務有條有理，當斷則斷。“雖奸吏黠書，無所容其偽”，他的眼里不揉沙子，即使那些從事多年的老油子衙內差役、小吏文書，也休想造假使壞欺瞞他，“士民稱之”，“所經宦處，皆入名宦”，每到一處老百姓都很稱頌他。所任職的地方，都被史志列入名宦記載褒揚。明武宗正德初年，因反對宦官劉瑾專權，被罷官還鄉。也是個硬脖子梗的主兒，從此不再當官了。

被尚書寫過傳記的父母官，是張天德，烏程（在今浙江湖州）進士，萬歷十二年任曲周縣令。他到任后“待士如賓，教士若師，催科弗擾”，人稱賢達能人，敢于觸及利益集團，善于處理棘手的問題，深受百姓愛戴。比如土地問題，作為農耕社會，人們對土地很在意也很敏感。當時地方豪紳，有頭有臉的人物巧取豪奪、圈占土地成風，特別是閑置土地任人蠶食，百姓怨聲載道。他先從身邊人入手，對亂圈亂建者，無論官職后臺，一律以律充公。他以土地問題為抓手，開展水利建設，大力發展經濟。去任后，縣里為他修建了張公祠，以示紀念，明代曲周四大尚書之一的陳于陛有感于這位“父母官”的德惠政績，親筆撰寫了《張公祠記》，稱其“來施甘雨，去攜清風”，給予了高度評價。

累死在任上的父母官，是陸拱辰，浙江上虞監生（國子監學生的簡稱，國子監是明清兩代的最高學府），乾隆四年至八年任知縣，任職時間是比較長的。他“樸質持重，推心待人，不設城府，以寬厚為治，”成為敞開大門辦政府，敞開胸懷待百姓的典范。他重視教育，想法設法于清朝乾隆六年創立了毓英書院，誠聘山長，廣招學員，弘揚學教，成為曲周歷史上四大書院之一。他“尤為善政”，任治五載，嘔心瀝血。終因積勞成疾，“以勞瘁于官”。《曲周縣志》收集有當地進士秦鑄（清康熙癸卯科舉人，乙未科進士，曾任河南扶溝知縣）撰寫的《邑侯陸公拱辰傳》。

時間最短的父母官，是周應中，會稽進士，萬歷二十年任職曲周縣。他在曲周任職的時間很短，只有三個月，便升任順德府（今邢臺）同知。時間雖短，卻“愛民如子，一介必嚴”，上任伊始就雷厲風行，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正當百姓為有此好官慶幸時，卻一紙調令升官了。不足百天的縣太爺離任之時，“百姓遮道攀留，涕泣不忍釋，咸以周青天稱之”。足見他的能力與政績絕非一般。后來曲周的百姓還為他建立了生祠，以示紀念。

曲周歷史上水患頻發，諸多縣老爺均把治水為己任。善于治水的父母官是王友賢，寧鄉（今山西省呂梁市中陽縣）人，嘉靖四十二年進士。當時漳河與滏陽河已分道揚鑣，但又有洺水入滏陽河，水災大患時有發生。有一次發大水，幾乎要吞噬城池，他組織群眾設法抗御水患，“脫民于魚”，使得老百姓脫離了水患之苦。他又穿鑿滏陽河接通引水渠，修建了宏濟閘等水利工程，雨季分流，旱季調用，避免水患，灌溉田地，因此“民利賴之”。當時曲周縣人、曾任山西按察使僉事的牛山木撰寫《新開宏濟閘記》記載了此事，并且把王友賢比作戰國時期的西門豹那樣的為民造福的好官。

馬大儒則是治旱有名，他是陽信（屬山東省濱州市）進士，萬歷十二年任曲周知縣。他未雨綢繆，組織群眾開墾荒地，設置“義田數頃”，征收租稅，儲存起來，自建儲備糧倉，預備災荒時賑濟。又在城東的灣子村引漳河水灌溉農田，從此后“旱不為災”。面對干旱，他組織民眾改種耐旱植物，節水灌溉農田，取得了大豐收，“歲入無慮，數千萬石”。是曲周處于物阜民豐的大好時期。他聰慧機敏，斷案有方，審案“洞人肺腑”，判案“所笞責咸服，不為冤”。

勇于抗匪的父母官是余承恩，山西靈石縣監生，咸豐十一年任。他可謂是受命于危難之時，當時曲周等地遭遇匪亂，曲周縣城被土匪攻破，前任知縣范守恒以身殉職，公署被燒，民眾被搶，死傷無數，民心惶恐，秩序混亂。承恩“倜儻不群”，辦事卓異，不避危險。他將東關武衙門把總營改為為臨時縣衙，剿匪指揮所，并親披戰袍，身先士卒，一馬當先，英勇作戰，士氣大振，無不攻而克之。土匪“望幟輒驚遁”，遠遠望見他的大旗就嚇跑了，百姓“焚香夾道歡迎”，他的戰功卓著，屹然成為地方安全的保障。戰亂平定后，他整飭社會，重視農耕，發展經濟，大力提倡教育，使經濟社會迅速得到恢復，百姓過上了平安生活，還為他立了功德碑。（此文與第八章之“張善舉攻克曲周”所說為一件事，但史料角度不同，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足見辨別歷史真相之難。我們閱讀歷史，正如馬未都先生所說，“歷史沒有真相，只殘存一個道理”。）

兩次來曲周擔任知縣的是姜人烈，浙江象山縣舉人，嘉慶十三年任了一屆，隔了一屆后又來了，嘉慶十九年再任。他“少倜儻，有才干”，“南闈領薦不售”，倜儻少年，自是才華橫溢，本領超凡。在治理滏陽河上，他實地勘察，力排他人提出的救一時之急的辦法，提出了永久根治決口水患的辦法，按此辦理效果很好，并立碑要求今后皆遵守。面對幾乎傾圯的毓英書院，他捐俸興修，請有識之士擔任山長，重振曲周的學風。《曲周縣志》、《象山縣志》均將他載入史冊，“興利除弊率果于行，故在直隸二十余年，所至皆有惠政。”

以清廉著稱的是盛鴻(1818-1898)，字蕉亭，清富陽上官鄉人。咸豐二年(1852)中舉，光緒年間曾任曲周知縣。公明廉潔，時人譽為“直隸第一清官”。 盛鴻在官質直無偽，實心行政。初任時，縣衙內各類差役多達數百人，嚴重超編，人浮于事，且橫行霸道。他大刀闊斧進行精簡，嚴懲惡衙，自己衙署中不用門丁，辦公不假手于幕僚。他對下愛民如子，對上不奉權貴。直隸總督李鴻章60壽誕，別人送厚禮，他則送蠟燭一只、麥面一束。在任三年，禁戟盜賊，裁革浮派，禁種罌粟，善政多多，深得民心。離任曲周之時，百姓為他樹立了德政碑，城鄉百姓蜂擁而來，攔轎攀轅，簇擁挽留。百姓一路送到縣境邊上，盛鴻深受感動，當他上馬時，群眾擁送，一位老者抱腿留戀，不想拽下一只朝靴。人們便把這只朝靴掛在了東城門之上，以紀念這位清官。此即民間傳說“靴掛東城們”的故事。

還有一位不是縣官的大官，包拯包青天。“包青天”的故事家喻戶曉。人們不知的，是他在曲周的“包公行署”。北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包拯出任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在曲周設有行署，是在此地巡視辦公之處。其在此也確實辦理了不少痛擊貪官、為民伸冤的案子，處理事務依規依據，愛護百姓如待親人，其種種善政，深得百姓愛戴。后其行署之地所在的村莊被稱為南衙村（在縣城南十五里），該村后又分為前衙、后衙兩個行政村。

自古大多數讀書人，秉承的是“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黍”的古訓，懸梁刺股，鑿璧偷光，無論如何孜孜以求，其目的還是使自己求得功名，一輩子榮華富貴，光宗耀祖。能有幾個是胸懷天下，為國為民奮斗終身呢。有所作為，充其量也是“父母官”這種狹隘的、短淺的意識使然。所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便是絕唱、便是有識之士心目中的偉大目標。我們在這里簡要介紹了幾位在曲周任上做出了一定貢獻的好官、清官。他們有功于民，自要被史記載，被民傳頌。當然，“三年清知府，萬兩雪花銀”的也大有人在。可是縣志只有“名宦”的記載，只記好人好事。我們能從中了解些許官宦事跡，管中窺豹，知一知二，便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