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書卷十二·三二】
壬戌，余與陶西圃鏞，俱以翰林改官。陶先乞病。庚午，余亦解組隨園。陶與余同踏月，云：“偷得閑身是此宵，白門何處不瓊瑤?芒鞋醉踏三更月，猶認霜華共早朝。”壬申，余從陜西歸。陶方起病赴都，見贈云：“草草銷魂過白門，故人招我住隨園。同看昨歲此時雪，仍倒空山累夕尊。竹壓千竿青失影，峰鋪四面白無痕。君行萬里詩奇絕，何意重逢一快論!”余置酒，出路上詩相示。陶讀至《扁鵲墓》云：“一壞尚起膏肓疾，九死難醫嫉妒心。”不覺淚下。詢其故，為一愛姬被夫人見逐故也。余欲安其意，適家婢招兒，年將笄矣，問：“肯事陶官人否?”笑曰：“諾。”遂以贈之。正月七日，方毓川掌科、王孟亭太守、朱草衣布衣、呂星垣進士，添箱贈枕，各賦《催妝》。陶有詩云：“脫贈臨歧感故人，相攜風雪不嫌貧。當他意處無多少，未老年華欲仕身。”余和云：“故人臨別最銷魂，萬里攜囊袱被身。欲折長條無別物，自家山里一枝春。”十余年后，陶從山右遷楚中司馬，挈招兒再過隨園，則子女成行矣。子時行，小名佛保，亦能詩。《聽雨》云：“連朝三日碧苔生，疏館蕭條夜氣清。紅燭當筵花拂帽，愛聽春雨到天明。”《雨窗》云：“照眼花枝亞短墻，曉看風雨太顛狂。生憎簾卷危檐近，點點飄來濺筆床。”佛保入泮后，年二十，以瘵疾亡。
壬戌，指乾隆七年，1742年。是年，袁枚從翰林院庶吉士外放知縣。
陶鏞，字序東，號西圃。乾隆已未（四年）進士，授庶常，改知北直武強縣。廉惠愛民，以憂歸。起補山西洪洞令，調知樂平，三聘同考，搜羅稱得士。尋遷宜昌司馬，引疾旋里，杜門不妄交接，惟日以詩書自娛。（見《蕪湖縣志》）
庚午，乾隆十五年，1750年。是年，袁枚辭官。
壬申，乾隆十七年，1752年。是年，袁枚赴陜西任職，未到職即辭官返回。
累夕，連續幾個晚上。唐·劉長卿《題冤句宋少府廳留別》：“一言重然諾，累夕陪宴慰。”
將笄，指古時十四歲的女子。古代女子十五歲就把頭發梳攏來，挽一個髻，插上叫做笄(ji)的首飾，叫笄禮。加笄后就表示她已成年，所以女子到了成年，叫“笄年”，又稱“及笄”。《禮·內則》：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將笄，故未及。所以是指女子十四周歲。笄：古代束發用的簪子。
方世儁，（？—1769年），字毓川，安徽桐城人。乾隆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累遷太仆寺少卿，外授陜西布政使。二十九年，擢貴州巡撫。三十二年，調湖南巡撫。后被控婪索屬員，獄成被殺。（儁，音jùn，古時候意思和俊相同，指的是才智超群的人。《春秋繁露·爵國》：“十人者曰豪，百人者曰杰，千人者曰俊，萬人者曰英。”有時候也表示光彩的意思。）
掌科，官名。明代指六科掌印者。洪武六年(1373年)鑄六科給事中印,推各科給事中年長者掌之。二十四年,定各科都給事中一人,掌本科印,故名。清代沿襲。
王箴輿，（1693年—1758年），字敬倚，號孟亭。（詳見《閑讀<隨園詩話>（29）》）
朱卉，字草衣，初名灝，字夌江，蕪湖人。寓居金陵。布衣詩人。袁枚友。
呂星垣，(1753年—1821年)，字叔訥，號湘皋、映微、應尾，大學士呂宮五世孫。江蘇陽湖人。乾隆五十年，辟雍禮成，進頌冊，欽取一等一名，選訓導。后官河間縣知縣。清著名文學家。少即以文學名。與同里洪亮吉、孫星衍、楊倫、黃景仁、趙懷玉、徐書受齊名，時稱“毗陵七子”。乾隆四十八年(1783)住京城。
催妝，亦稱“催粧”。舊俗新婦出嫁，必多次催促，始梳妝啟行。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禮異》謂北朝婚禮，夫家領人挾車至女家，高呼“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上車始止。宋時其禮儀又不同。宋·孟元老 《東京夢華錄·娶婦》：“凡娶媳婦……先一日，或是日早，下催粧冠帔花粉，女家回公裳花幞頭之類。”文人則因此俗有催妝詩詞。其后文人集中催妝詩詞，類為應酬之作，非必成于成婚之夕。
山右，山的西側。特指山西省。因居太行山之右，故稱。
連朝，音lián zhāo。 意思是連日。
亞，還有以下字義。垂；低垂。韋莊《對雪獻薛常侍》：松裝粉穗臨窗亞，水結冰錘簇溜懸。俯；偃俯。杜甫《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洪濤風。壓；低壓。歐陽修《漁家傲》：葉重如將青玉亞，花輕疑是紅綃掛。掩；閉。蔡伸《丑奴兒慢》：花籠淡月，重門深亞。
筆床，傳統文具，擱放毛筆的專用器物。起源較早，南朝·徐陵在《玉臺新詠序》中說：“琉璃硯盒，終日隨身；翡翠筆床，無時離手。”
入泮，指的是中國古代學生的入學儀式。在古代，凡是新入學的生員，都需進行稱為“入冸”的入學儀式。
瘵疾，音zhài jí，意思是疫病，亦指癆病。
【閑言碎語】
袁枚贈婢女給陶鏞的故事，后世傳播太廣。事情不復雜，但是評價各異。在此，我們既不贅述，也不評價了。
袁枚在本條詩話中說，呂星垣進士亦有《催妝》詩作賀，我估計是他記憶錯誤了。呂星垣只是貢生，在國子監讀過書，但一輩子也沒有考試進士。雖然以詩名世，還身列“毗陵七子”，由于沒有進士出身，所以一生最大的官職是直隸河間知縣。另外，假如袁枚贈婢給陶鏞在壬申年，也就是乾隆十七年的話，那么，出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呂星垣還沒有來到人世，吟詩作賦斷斷是不可能的。
詩話里說到的方世儁，與袁枚、陶鏞是同年，都是乾隆四年考上的進士。這種關系在古代官場上屬于比較親密的關系。袁枚在此記錄的方世儁的職務為掌科，這在清代官職中比較少見。這里必須說到一個設置在內閣中的但又不歸內閣管轄的一個特殊機構——六科。
六科的設置始于明朝洪武年間。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對明朝各大機構進行了一次大刀闊斧的改革，三大最高權力機構（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全部被裁撤，原先隸屬于中書省的六部（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直接置于皇帝監管之下，成為全國最高行政機構。各部置尚書（正二品）一人，總管本部政務，下有左右侍郎（正三品）各一人，為尚書之副。除了六部之外，明朝還有個與六部名稱相對于的機構，那就是六科（吏科、戶科、禮科、兵科、刑科、工科）。六部是全國最高行政機構，許多人就會想當然的以為六科應該是六部的下屬機構，而事實上，六科與六部不存在任何組織關系。六科屬于監察機構，但它既不從屬于六部，也不從屬于都察院（全國最高監察機構），而是完全獨立的機構。六科中的每科設一名給事中（正七品），下有左右給事中（從七品）各一人，以及一般的給事中四至八人。《明史》卷七十四《職官三》：“六科，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封還執奏。凡內外所上章疏下，分類抄出，參署付部，駁正其違誤。” 六科官員輔助皇帝處理奏章，稽察六部事務，核查圣旨與奏章執行情況并歸檔，還能參與充當各級考試參與官，參加只有各部侍郎（相當于副部長）以上官員才能參加的廷議（議決重大政務）、廷推（推薦高級官員人選）。六科官員職級不高，但權力極大，連各部尚書見他們也是恭敬有加，免得給自己找麻煩。
清初沿明制，六科為獨立機構，六科各設都給事中滿漢各1人，給事中滿漢各1人，秩正五品。康熙五年（1666年），改都給事中為掌印給事中。雍正元年（1723）并入都察院，六科給事中與各道監察御史合稱科道，同任漕、鹽等差，品級亦提高為正五品。
方世儁被袁枚稱為掌科，應是時任六科中某科的掌印給事中。作為皇帝身邊人，其后來的仕途發展很順利，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任貴州巡撫，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調任湖南巡撫。沒有想到，兩年后，竟然因為在貴州巡撫任上婪索部下而被革職查辦，最后被下刑部大獄，秋后處決。
乾隆三十四年（1769）八月，黔省因運鉛屢屢遲緩誤期遭乾隆帝多次飭查，貴州巡撫良卿為推卸責任，上折彈劾下屬威寧州知州劉標。九月十一日，乾隆帝下諭：劉標著革職拿問，交與該撫嚴行審究。良卿于九月下旬上奏：審訊革職威寧州知州劉標，其虧缺銅本腳價銀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余兩，少鉛七百余萬斤，又缺工本腳價銀十余萬兩。請將專管鉛務的糧驛道永泰以及知府馬元烈革職究審，并懇派大臣來黔會審。乾隆帝于十月初四日降旨：永泰、馬元烈革職，派內閣學士富察善前往詳查嚴審。不料，被良卿奏請革職的永泰，向戶部呈報劉標虧空緣由，揭發貴州按察使高積私賣官家水銀，其中涉及良卿。乾隆帝得知后于十月十五日下諭：永泰揭報高積違法之事，又涉及良卿。此案關系重大，非富察善一人所能查辦，著湖廣總督吳達善往黔，會同欽派侍郎錢維城審訊，務令水落石出，“以懲積弊”。
不久，案情發展，不僅現任巡撫良卿、按察使高積難逃罪責，前任巡撫方世儁等官也被牽涉。在劉標呈控銅廠賠累及各上司勒索緣由的簿冊中，記有各官索銀詳情，前巡撫方世儁計勒索白銀六千余兩。乾隆帝得知大怒，于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初六日，連下五諭，敕令從三個方面嚴查。其一，審查高積。其二，復審良卿。其三，革方世儁職。逮解貴州嚴審。十一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又連下三道旨，指出高積、良卿貪婪一案，業據高積等一一供認，并究出前任方世儁亦有索取金銀等事，命將高積等人革職，將方之家人及其侄孫等人犯拿解黔省質訊，其本籍家產予以查抄。
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初二日，乾隆皇帝最終下諭判決：“良卿著依擬處斬，即于貴州省城令欽差大臣監視正法。方世儁在黔撫任內婪索劉標貨物，并于開礦一事受賄盈千，著絞監候，秋后處決。”旨到，良卿被處斬于貴州省城。方世儁亦于此年秋天伏法。
作為曾經的乾隆皇帝身邊工作人員，終于因為婪索屬員而被處死。這樣的事情似乎至今未絕。分析其產生原因、預防辦法、懲治措施的文章太多太多了，但這類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其產生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算了，不想這些了，閑言碎語就此打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