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代的時候，有一個人叫劉寬，從他的名字上就知道這個人非常寬厚。這個人的有修養、好脾氣在漢代是出了名的。有一天他坐牛車外出，半路上遇到一個人，說自己的牛丟了，非要看看劉寬的牛是不是自己的，其實就是懷疑劉寬偷了他的牛。一般人遇到別人無緣無故冤枉自己偷東西，可能早就忍不住要理論起來，理論不成可能還要大打出手。而劉寬一句話也沒說，當時從車上下來后就直接步行回家了。沒過多久，那個丟了牛的人牽著劉寬的牛找上門來，看到劉寬趕緊道歉，說自己的牛找到了，白白誤會了他，實在是對不起，劉寬想怎么處罰他都愿意。劉寬看他這樣，仍舊不氣，對他說：“這世界上長得相似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認錯了也是難免的，還要麻煩你親自把牛送回來，有什么好責罰你的呢？”劉寬的這番舉動和言辭可以說是相當的大度，街坊鄰居聽聞這件事后，都十分佩服劉寬。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冉雍是政事之材，也是道德先生。這里夸他有人君的氣度。“南面”是所謂“人君聽治之位”。古代人君臨朝，一般都是端坐在宮殿正北的廟堂之上，臉朝南；臣民朝見則立于堂下的中廷，臉朝北。帝王御下，叫“南面之術”。臣事于君，叫“北面事之”。古代官長治民也是如此。前人對“雍也可使南面”有三種解釋：一說其才可任天子，就是他的才能可以當天子；一說其才可任諸侯，就是他的才能可以當諸侯；一說其才可任卿大夫，就是他的才能可以當個卿大夫。一般都認為，孔子夸冉雍有人君氣度和治世之才。

但無論是哪種說法，也是孔老師從來沒有給過其他弟子這樣的評價，有點驚世駭俗。足見孔老師對冉雍的看重，在他臨終前還在跟弟子們面前夸冉雍：賢哉雍也，過人遠也。冉雍出身不好，在《孔子家語》中記載冉雍“生于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但孔子并沒有嫌棄冉雍的出身，他關心的是一個人是否有真才實學。在當時注重出身的社會里，孔老師能說自己一個出身不好的學生，“可使南面”，足見其對傳統的顛覆。

那到底冉雍以什么德行，被孔老師譽為可以南面而王呢？就是接下來他自己說的“居敬而行簡”。“居敬”持身恭敬、敬天、敬地、敬人、敬事。總之，做什么就敬什么，這是儒家重要的價值觀，朱熹說的讀書法：居敬持志。要敬那書，把心貼在書上，逐字逐句地讀。持志，就是志向要定，朱熹說：立志不定，如何讀書？清代張英家訓中也說，做人要：敬慎謙和，敬放在第一位。曾國藩也是常以敬恕二字律己，他說：敬以持躬，恕以待人。以敬來要求自身，以恕來對待他人。還說：敬則小心翼翼，事無巨細，皆不敢忽。所謂敬就是要小心翼翼，事無巨細都不敢忽視。

“行簡”臨下以簡，御眾以寬，是治理國家，行事簡略不煩瑣，法無禁止皆可為。讓老百姓能夠得自由、得自在。這就是以德化民，修齊治平。就像現在說的，于法周延，于事簡便。在制定法律法規上要盡量周全，不讓人鉆空子，但具體落實階段，要盡量簡便，不去瞎折騰，搞得民不聊生。

這里提到子桑伯子。孔子去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穿衣戴帽和他相見。孔子的學生們埋怨說：“先生為什么要見這種人？”孔子回答說：“他的本質是很優秀的，只不過是禮文方面還差一些，我想說服他講究些禮文。”孔子走了之后，子桑伯子的學生也很不高興，埋怨子桑伯子說：“先生為什么要見這種人呢？”子桑伯子回答說：“這個人的本質還是很優秀的，可惜就是太講究禮文了。我想說服他去掉禮文。”所以說，本質與禮文都有修養才能叫做君子，僅有本質而無禮文，就屬于粗略簡易。

子桑伯子就是這種人，想讓人與牛馬一樣成為野人。冉雍說他太簡，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簡，當時的隱士大多都是如此。冉雍糾正說：“要自己恭敬，行為上簡略，來統治人民。”自己恭敬，就有了禮文，禮就是一切謙恭。“居敬”就是大舜那種對自己要求謙恭地對待一切的精神，“行簡臨民”就是大舜那種無為而治的統治方法。從這段話里可知， “簡”是順天應人不擾民，“敬”是居身謙恭守禮，教民化俗。

“仲弓問子桑伯子”是說，冉雍問孔子子桑伯子這個人怎么樣？“可也簡”是“簡可也”的倒置，孔子回答說：“他在簡易方面還行，還可以。”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是說，冉雍回答說：“如果自己謙恭守禮施政簡易，用以統治自己的人民，不也可以嗎？如果自己本身就簡易而不注重謙恭禮儀，施政也簡易，這不是太簡易了嗎？”子曰：“雍之言然。”是孔子說：“冉雍的話對。”

其實，這句話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八個字：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自己內心對待社會、對待天下所有事物都保持敬重敬畏的心態，具有這種心態的人，表現出來的就是端莊，內心持守的就是純正。作為一個君子，應該以這樣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始終心有敬畏，行有所止。不能像子桑伯子那樣，內在品質很好，但行為放蕩不羈，有點像后來的魏晉名士。作為管理者，“居簡而行簡”是帶不好隊伍的，上梁不正下，就像《亮劍》里面的李云龍，容易帶出匪氣。所以，冉雍說要“居敬而行簡”，要對自己要求嚴格，外在行為上要有寬簡之風，類似于李云龍的搭檔趙剛，對自己要求很嚴格，對別人相對寬容，但不失規矩、不失威嚴。尤其是對自己下屬，不能因為自己對自己的高標準嚴要求，就對他們吹毛求疵、百般嫌棄，容易讓別人有挫敗感，“水至清則無魚”。

曾國藩喜歡用敬、恕二字贈人，深得孔門心法。不能放松自己，但要放松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