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那個叫范雨素的女人似乎銷聲匿跡了。
我讀了她的文章，關注了“皮村文學作品集”公眾號。即使不看完這些作品，我也知道，在這個人人都可以稱作自媒體人的時代，不止一個范雨素。
今天看了記者采訪范雨素的文章，她說做保姆時跟雇主一起吃飯，她面前是一盤素菜，雇主吃好的。雇主帶她去親戚家吃飯，只給她用一次性筷子。讀著讀著我就哭了，第一感覺是他們太不把人當人，但或許這是這類工作者的生活常態(tài)。
其實我們上班堵車時就會繞道穿過金盞鄉(xiāng)皮村，那是一個很擁擠的地方，印象中有很多筒子樓，路很窄，早上能看到很多穿著睡衣、趿拉著拖鞋去買早點的人。他們并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那懶散的樣子和慢動作還會讓急躁的司機抓狂。有時，你會看見一個男人站在小店門口買豆?jié){油條，然后叼根煙繼續(xù)游蕩，有時你會看到一個女人牽著兩個孩子，嘴巴里大聲嚷嚷著，聽不清是哪兒的方言。總之，這是一個充滿生活因子的地方，微乎其微卻顯得很重要，若哪一天街上安靜了，你會覺得這一天的清晨缺少了儀式感。
三四年前看了一部紀實性作品《南城根》，講的是那些小人物的生活，就是那種瑣碎、凌亂拼湊了一個“活靈活現(xiàn)”的城市一角——城中村的面貌，好似邂逅了街頭那些似曾相識的人。
他們與一般的白領有點區(qū)別，穿著？言談舉止？貌似你說得出又說不出，他們之中大部分是農村流動人口，而范雨素僅是一個縮影而已，她代表了一個群體，一個階層。
在范雨素出現(xiàn)在公眾視野之前，有一個叫余秀華的女詩人“騰空出世”，那首《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一炮走紅。在此，不討論詩歌的文學價值和藝術高度。我想，她之所以紅，在于她的特征：身體殘疾——卻具有平常人所不具備的膽識和情趣；她的寫作題材不常規(guī)化——但不可否認，當今這種帶有“下半身”元素的詩歌的確能夠吸引一些想寫卻遲遲不敢動筆、想表達卻羞于出口的讀者的注意力，說得直白點兒，她注重自己的情感以及生活的現(xiàn)實性和真實性；而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她的人生際遇，吸引人們去了解她，以及她的詩歌，一探究竟。
如果我們撕掉她身上那些被眾人親手貼上的標簽，拋開她的生活背景，再來讀她的詩歌，或許會有另一種奇妙的感受。毋寧說，讀者是快樂的，詩就是快樂的；讀者是憂傷的，詩就是憂傷的。無論如何，余秀華的執(zhí)著使她成為一名真正意義上的詩人，專心從事創(chuàng)作。
但是，相較而言，范雨素的門庭就顯得很冷清，源于她本人不是很活躍，拒絕采訪，更不想借此機會提高知名度。
讀其文知其人，我在那篇《我叫范雨素》中讀到的是憂傷和悲涼，當然還有她對生活更好的期待。她的作品——散文、詩歌都是紀實性的，樸素自然中流露出一種超越。換句話說，她用文學對生活進行了再加工——淬火，使其自然、成熟、升華，是一部只屬于她個人的不可復制的歷史。
從訪談中可以看出，范雨素并不期待改變命運，就像她在采訪中一直強調自己只是底層工作者，還帶著兩個女兒。甚至，她對兩個女兒的命運都沒有人們想象中的那種期盼，只希望她們兩個比她活得體面一點兒。體面，說白了就是讓人看得起，我竟然看到了一種沉淀在骨子里的深深的自卑，但在我看來這種自卑是不必要的，因為她有更好的生存資本。
上個月看了一本關于流動人口現(xiàn)狀調查的書，研究對象是農村流動人口及其家庭。有一個觀點乍看讓人覺得糾結，卻很現(xiàn)實，大意是農民工要通過著裝在城市獲得尊嚴和社會認同，這是通過調查研究得出的結論。言下之意，就是要做好面子這件事，這也是得到城市人認同的一種方式。
可是，缺乏有思想和主見的靈魂，皮囊再好看終究改變不了命運。改變城市人對農民工的看法也很重要，僅憑一身行頭作為認同的標準乍看起來有點兒可笑，但目前很多人還是以貌取人。或許，在公共場合穿得像樣點兒能得到所謂的尊重，這種尊重或許是視而不見、不被在意，總比你穿著破衣爛衫被人指指點點，甚至讓人不敢接近強一些。 由此可見，不被重視、不被理睬也是一種級別較低的尊重。
但是，這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一些人骨子里對農民工的態(tài)度，更別說讓他們過得有尊嚴。他們需要得到城市人對其身份的認同，改變求生方式或許是最直接的，正如余秀華和范雨素一樣，用手中的一支筆為自己助力。
從某種意義上說，范雨素已經獲得“文學尊嚴”，她并不需要經過媒體廣而告之讓世界上所有人——有文化的和沒文化的、懂文學的和不懂文學的，理解和鑒定她的作品。因為，在小范圍內、在一個專業(yè)領域她已經得到認同。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我們會發(fā)現(xiàn)老生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呈現(xiàn)很大的區(qū)別，比如新生代農民工較老生代農民工在身份認同上存在較強烈的危機感。他們較父輩有更多接觸城市的機會，融入城市的傾向很高。而且，他們與其父輩在城市中生存的目標也有差別，更傾向于通過學習不斷汲取知識，縮小與城市人之間的距離，這種表現(xiàn)是正向的、積極的，有很強的利己性和利他性。
除此之外，我們也應該重視文學創(chuàng)作對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勞動者的現(xiàn)實意義，文學也會成為范雨素這類人抵御生活中巨大壓力的利器。
不可避免地，我們在強調身份認同時，身份認同危機也在時刻侵擾著一些人，比如：試圖與之前那個貧困的自己徹底決裂，永不再見；找不到自我，迷失了方向，忘記了自己的初衷；在新的環(huán)境、氛圍中炫耀自己的地位……這些隨之而來的問題勢必會讓一些人面對新的生活時變得不理智，不在狀態(tài)。因此，你需要保持一顆樸素求真的心，才不會讓“現(xiàn)在的我”遠離那個心靈上的“真我”，才不會翻越命運的藩籬，將它遠遠甩在身后。
比如，你去餐廳吃飯，服務員想得到的尊重不是你的一句“謝謝”，但凡你輕聲細語或者一個點頭、一個微笑，都能讓她感到滿足，感受到工作和生活的意義，以及自己的價值。
如果我們遇到這樣的人，請不要給他們貼上底層人的標簽，就像王鼎鈞先生在他的《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中所說的，他關懷的是那些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貼近泥土的“黔黎”。而且，他回憶和記錄的就是那些不被注意，寫在紙上卻能綻放光芒的小人物。不可否認，這種人的確是值得關注的，他們跟其他人一樣，有各自的喜、怒、憂、思、悲、恐、驚等情志活動。看他們的喜，能感受生活的美好；看他們的憂，能觸及身邊人的躁動不安；看他們的悲，能體味生活的艱辛。
文學創(chuàng)作并非一種茶余飯后的消遣，更大的意義是作為一種生存技能。讀書，是一種投入最少卻能改變命運的途徑；而文學，是一種能讓各個階層的人實現(xiàn)心靈交流、縮小距離的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