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之所以會堅持那些看起來漏洞百出的信念，還有一個潛在的原因:在他們無能為力的情況下，希望變得至關重要。

曾有一位“孟加拉醫生”（孟加拉醫生是對只會掙錢，醫術還不怎么高明的醫生的貶義稱呼）描述了他在窮人的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窮人根本就治不起大病，因為那會花很多錢，比如住院，所以他們得了小病就會來找我，我會給他們開點藥，讓他們感覺好一點。換句話說，即使他們知道解決不了什么大問題，但還是要為自己的健康做點什么，這很重要。

實際上，較之發燒或痢疾這樣的疾病，窮人為了一些有可能致命的癥狀而去看醫生的概率要小得多。窮人為短期病痛而花的錢與富人差不多，但富人在慢性病上會花更多的錢。

或許出于同樣的原因，在肯尼亞，人們對治療艾滋病的傳統醫生及傳道士的需求一直很大。畢竟，采用對抗療法的醫生其實也做不了什么（至少在抗反轉錄病毒藥物變得更廉價之前），那么何不試試傳統醫生的草藥和咒語呢？請他們來花不了多少錢，而且至少病人能感覺到他們做了什么。由于一些癥狀和隨機感染都是循環往復的，人們便相信了（至少在短期內）這種傳統方式的效果。

這種病急亂投醫的做法不僅存在于貧窮國家，對于那些窮國中的少數富人及第一世界的公民來說，當碰到無從醫治的疾病時，他們也會采用這種方式。在美國，抑郁和背痛是人們缺乏理解、身心俱疲的兩大癥狀。因此，美國人常常去看精神病醫師、精神治療者或瑜伽訓練班及按摩師。由于這兩大病癥都是反復無常的，因此患者會經歷從希望到失望的過程，每次他們都愿意相信（至少是暫時的）某種新藥一定會起作用。

與真正堅定的信念相比，基于方便與舒適的信念或許更加靈活。當人們了解到在烏代布爾，大多數去博帕的人都會去找孟加拉醫生，還會去公立醫院，他們似乎不會停下來想一想這兩種代表著截然不同且相互矛盾的信念體系的區別。他們的確會談到博帕病和醫生病，但當一種疾病很難治愈時，他們似乎不再認為這二者是有區別的，而是會二者兼用。

就疫苗接種而言，疫苗接種在傳統的信念體系中沒有地位——在烏代布爾的農村及其他一些地區，傳統的信念認為，兒童之所以會死去是因為他們在公共場合看到了邪惡的眼睛。因此，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父母是不會把他們帶到外面的。鑒于這一點，如果不首先改變村民們的信念，要想勸服他們讓孩子接種疫苗，那是極為困難的。

借此人們還做了一項實驗:向每次接種的人提供2磅達爾（即干豆，一種主食），如果能夠完成全部接種，這個人還會得到一套不銹鋼餐盤。然而一方面，人們覺得賄賂人們去做該做的事似乎是不對的，他們應該學會了解什么是對健康有益的。另一方面，人們覺得所建議的獎勵似乎算不上什么，如果人們不愿讓自己的孩子接種，那么即使這樣做會帶來巨大好處，他們也不會改變原來的想法。

最終，無論是主流政治“左”派還是“右”派，對于接種獎勵的不信任都可歸結為一個信仰（信仰即信念與原理的結合）問題，不要賄賂別人去做你認為他們應該做的事。對于“右”派來說，這樣做是一種浪費。而對于傳統的“左”派來說，這樣做無論是對于獎品，還是得到獎品的人來說，都是一種貶低。相反，我們應專注于勸服窮人，讓他們了解接種疫苗的好處。

相關學者認為，在思考接種及其他類似的問題上，這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

原因有二:第一，實驗表明，至少在烏代布爾，窮人似乎是相信一切的，但他們的很多信念并不堅定。他們不會因害怕邪惡的眼睛而拒絕接受達爾，這就意味著，他們其實知道自己無法對疫苗的費用與好處進行評估。當他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時——舉一個令人遺憾但很重要的例，比如說將自己的女兒嫁給門當戶對的人——他們并不容易賄賂。因此，盡管窮人的某些信念很堅定，但如果認為這是一成不變的，那就大錯特錯了。

第二，“右”派和“左”派似乎都認為，行動都帶有目的性:如果人們相信接種的價值，他們就會讓自己的孩子接種。這并非永遠都是正確的，但其中的含義十分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