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人生的車禍現場
從北京開往哈爾濱的火車馬上就要開了，這段旅途沒有任何意義，只是因為我不知道接下來的人生應該怎么辦，于是我買了一張車票，準備先從我人生的車禍現場暫時逃出來。
從沒想過，我會變成一個不知道該走向哪里的失敗者。
畢業兩年之后，我不斷換工作，不斷在失業。《少年時代》里那少年對他年輕的女朋友講，我媽人到中年，考上大學，當上教授，結了兩次婚，離了兩次，可那又怎樣？她活到現在，依然迷茫。
我不準備活成他媽那樣子，這一次，我要徹底讓自己清醒，不要再去想什么理想或者文學，任何工作，只要有錢就可以。
想明白之后我覺得神清氣爽，上天像獎勵我似地，馬上就接到了一個面試電話居然是一家久負盛名的大公司，我甚至都忘記是何時投的簡歷。
我特地跟HR確認，就是logo是條狗的那家？電話那邊的女孩兒笑起來，說是。
北京的冬天還沒有完全過去，我去北辰西路面試，那是北京風最大的幾天，奧體旁邊的路又大又空，一整條街都乘不下一棟五星大樓，那里就像是被外星人劫奪后的現代星球街道。中午的時候，陽光稀薄，路上一個人都沒有，甚至沒有一輛車，我想我一定是掉錯到別的時空。
因為要面試穿得單薄，風刮起來，感覺心臟和骨頭都要被那風穿透了。但馬上就要到時間，不能停，只能逆風走。
然后，我竟然在那大風里，蹲下去哭起來。
不是因為蒼茫的未來，也不因為無措的生活，只是因為冷，風太大，竟然被吹哭了。
抬頭看，只有遠處的體育館和近處華麗的落地窗，窗戶高大又明亮，玻璃里的綠色植物豐盛極了，里面該是春天了吧？我蹲在一個公交車站牌后面，慢慢站起來，慢慢往前走。
夏日最后死掉的青蛙
最后一輪面試，面試官是一位彬彬有禮的中年人，據說是公司高層，有著光鮮的留洋經歷和工作履歷。我有點緊張，他看到我時先跟我握了握手說，久等了。
我誠惶誠恐地坐下，把很多陳舊作品掏出來，他翻著我拿上去的那一大疊報紙雜志和打印文件，忽然停下來問，《少年文藝》？你在《少年文藝》上發表過作品？
我說，啊，是啊，寫得不好。
他問我，你發一篇多少錢？
沒多少沒多少，這篇當時一百塊。
這么少？現在這些期刊，太笨了！
我沒說話，也不知道說什么，忽然聽到這位面試官問我的第一個問題，“你說，我們把它買下來怎么樣？”
這個提問聽起來不像是虛擬的面試問題，倒像是真的在跟我商量——我、們、要、不、要、把、《少、年、文、藝》買、下、來？
我沒說話，過了一會兒回答，現在辦雜志挺難的。
他臉上有著成功者理所當然的表情，他看看我說，那是因為他們比較笨，不會營銷。
說真的，我挺想要這份工作的，于是趕緊點點頭。
面試聊了很久，很多時候都在說我發表的作品，面試官問我最多的問題是，你為什么不去寫東西？為什么要來這里面試？你怎么不去寫小說？
當時我差點罵出聲來，你怎么不去寫小說？
這時我才忽然驚覺，隱隱地，在我心底里，寫小說這個字眼，成為僅供自嘲的談資，別人說起來，我都覺得是貶低——這奇怪的心理。
面試結束，天完全黑下來，我走在路上，一遍又一遍問自己，為什么要來這里？為什么要來這里？
這就是真正的自取其辱。那些生活得崎嶇并瑰麗的人很少，大多數人為了活下來，必須選一條你所看不上的平坦大路，但事實是，這條路，你還不配踏上去。
而當時，生活給了我一張通行證。就在我準備放棄的時候，我忽然接到這家公司的電話，HR還是那個溫和的姐姐，她告訴我，“歡迎你入職。”我下意識接了一句，“噢，好。”
噢，好。
這種回復其實最要不得，因為它看著像是應承了，但其實滿滿都是敷衍。那些聲稱為了生活不得不放棄的人，都喜歡說，“噢，好。”它像是在夏日最后死掉的那只青蛙，軟軟地趴在田邊，你踩上去，它就發出這種聲音。
這到底是你和誰之間的事
去哈爾濱就是在這時決定的。
我已經接到了生活的饋贈，可我依然不滿足，因為它不是我想要的。
忽然我發現，《少年時代》里那孩子說的似乎是真的，不管你是不是考上大學，愛過多少人，如何顛覆人生，你總是迷茫的。
火車在往茫茫的黑夜里面跑，在車上，我看著一本雜志里有關那個獨立設計師馬可的一篇訪談，忽然落下淚來。
“在描述她所身處的時代時，馬可說，既不美好，也不丑陋，正如人性好壞參半，亙古不變。馬可的很多朋友收到過無用的一塊手帕，印著這樣一句話：即使你把最好的東西給了這個世界，可能還永遠不夠，不管怎樣，把你最好的東西給這個世界。這是特蕾莎修女說的，馬可接著背誦了后半句，’你看，說到底這是你和上帝之間的事，而絕不是你和別人之間的事’。”
作家阿乙也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他年少的時候喜歡寫詩，但是寫得不好，依然偷偷寫，雖然后來，因為一個姑娘隨便寫出的詩句都要比他的好，讓他幾乎放棄寫詩，但是他依然說，“寫詩的時候，是我和上帝在對話的時候。”
哪兒有什么上帝，只是自己。面對自己，當生活駛出平常的范圍內，除了蒼茫的大地和平乏的風景，能看到的，只是自己。
如果自己都沒法說服自己，還怎么走呢？我想。
當車穿過依舊漫天大雪的平原時，我看到曾經呆過的那家雜志社主編發在朋友圈的一條狀態，“我沒有信仰，沒有道德觀，無視規則，不耐謙虛，輕狂傲物，好懶，好高，好自我。可我知道誰是有趣的人，我明白自己為什么堅守。最終活下來的不會多，但必然有我們。今天問候我的都是地產、基金、信貸、商場，可我想念至今和我苦在一起的伙伴和作者……”
那是我年少時期最喜歡的一本雜志，從初中就開始買，那些被印在雜志上的名字，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和我是同事。雖然在雜志社還是經歷了很多現實的痛苦——寫不出稿，發不出稿，以及，和同在一個城市卻在互聯網公司的同學相比，低很多的工資。
但在那里的那段日子，是我成長最快的一段時間。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找采訪對象，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拜托他們和我聊一聊，卻依然會在采訪之前緊張，列不出問題，或者列出一大堆沒用的問題。可是再回頭看，這過程卻帶給我那么多。
世界是魔法帽里的那只兔子
這一年跑了很多地方，從南方到北方，高雄的夜色港口寧靜悠長，校園樂隊唱完一首搖滾再一首，香港太平山下一片繁忙，聽不清楚上班族又在討論什么新的議題，武漢的長江大橋還是那么舊，人們騎著自行車，夏天就過去了，北京的花家地，老人們在街頭買菜下棋。飛速流逝的風景凝固起來，變成一個又一個罐頭，里面的光怪陸離看不見，匆匆一瞥，就是一年。
從臺灣回來之后，我回了一趟深圳，去了愛爾喵之家——那是由兩個年輕女孩兒辦起來的私房菜飯館，說是飯館，其實就在她們租住的小屋里。又見到了大廚和零珊，她們的采訪稿我寫了好幾次都沒過，但是我們卻成了朋友，我和她們聊天，“之前你跟我說的一句話對我影響特別大，”我對零珊說。
“什么話啊？”她完全摸不著頭腦。
“你當時告訴我，要勇敢，不要想著去依靠誰借助什么，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就讓你成為什么。”
“是嗎？我這么說過嗎？聽起來好有道理啊，哈哈。”零珊笑著跟我說。
“你們不就是這么做的嘛。”我看著大廚，她已經從心理咨詢所辭職，開始專職做流動廚房和定制甜點。
想起來就發現原來這世界還有這么多好玩的人和有趣的事情，雖然也有那么多小小的繁雜的疙疙瘩瘩，但那不是布滿虱子的華服，倒像是一件粗布衣服上面的很多小線頭，那線頭是親切又珍貴，因為它有人情味，是真正屬于我的。
我想起爸爸，他一生都喜歡古董和字畫，家里擺著大大小小的石頭，瓶瓶罐罐，有段時間他不在家吃飯，一打開冰箱，里面什么都沒有，除了赫然出現的一排雞血石。而且對于每一種石頭——玄武巖、和田玉以及等等等等我叫不出名字的——他都如數家珍，也會說出很多我不怎么懂也沒興趣的歷史文人和鑒定家。他經常坐在客廳里大聲叫我，要我和他一起看古董鑒定真人秀節目，埋怨我讀大學為什么不去填報寶石鑒定系所。
世界就像魔術帽里跳出來的那只兔子，有人輕盈地站在兔毛頂端，而有人深陷在那些毛茸茸的深處，甚至更深一點，他們躺在一片淪陷的柔軟里，怒罵并抱怨著。如果沒有了選擇和堅持，我們就只能抱著這只大兔子，隨它跳進生活的陷阱里。
這時，火車已經到哈爾濱了，列車顯示室外溫度是零下12度。這世界多大，人卻那么小，但不知不覺，竟然也可以走那么遠。下火車時，我終于做了決定，還是不要去了。
（本文發表于《女報時尚》成長欄目，由原作者發表于簡書）
「關于吹手」
無名寫作者，
記錄一些怪人和失敗者，我稱之為「怪鳥異形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