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從身體上感受到死亡

?年初五，湖南。鞭炮聲、麻將聲、笑語聲，驅著人身上的寒氣，催大地回暖。同天，伊利諾伊香檳小鎮，導師于睡夢中與世長辭，94歲。師母，兩兒子，兩孫子守著。

喧鬧中，我第一次從身體上感受到死亡，這宇宙最蓬勃的力量。說不出，只覺什么東西在身上，壓著。屏幕上，短短一句話，連接著生的我，死的導師。

死亡，我不陌生。小時養過一只貓，有人給喂下了老鼠藥的魚。貓號了一夜，我睡夢中感受著死亡。那時，大理的冬夜，很冷。

此后，我再不養寵物。死亡逼近的感覺，讓人害怕。

兩三歲時，奶奶去世。奶奶臥病多年，一頓飯只吃幾口。爸爸三兄弟，當時只他結了婚。奶奶煩時，老罵他們:“就你們大口大口，大碗大碗吃飯...”

我沒什么記憶了。那時，在院里玩，依稀感受到奶奶在臺階上的目光。

我和弟弟由外公外婆帶大。爸媽去賣菜，拖人力車去下關，十多公里，半夜三四點出發。前一晚把我和弟弟送外婆家，第二天下午接回。

每天一大早，外婆在廚房忙，我們圍著外公的小火爐。他烤茶葉，拿個小杯搖啊搖，盯著翻滾的茶葉，不時聞一下。滿屋子的茶葉焦香。沖上剛燒開的水，熱氣蒸騰，茶似乎霧化了，水表迅速布滿水泡，帶著烤茶的黑色，炭火的溫度。

“小孩子不能喝的，很苦。”

外公喝兩杯，拉拉二胡，曬會太陽，再下地。他是村里洞經音樂會的，我們卻不愛聽他樂器的哭聲。他會四五種樂器，我一個不會。

外公去世時，我讀初中。當時，電視上放著社會運動的片子，很熱鬧。彌留之極，人們當面討論身后之事。我感覺，外公的眼神是寂寞的。

多年以后，我明白那有多殘酷。

此后，外婆常來我家，爸媽都在地里，她伴我讀書，默默坐個把小時，然后回家。駐個拐杖，勾腰，低頭，顫巍巍的。印象中，她都穿黑色或深藍衣服，遠遠看著，像個黑點，很清晰。

我拉外婆：“在這吃飯吧，我很快就做好了。”她掙扎著回去，“兒子在，在女婿家吃飯，丟不起這個臉！”

我不解，她好執拗。

舅舅家人不管她，我跟媽媽說，把外婆接來家住吧。

媽媽說：“好啊，你跟外婆說。”和爸爸交換一下眼神，有點無奈

下次外婆來，我高興地跟她說。她往后縮了一下，拉著我的手，嘆了口氣，沒進家門，折回去了。

后面，外婆幾天沒來。

我考上大學，走那天清早，外婆來送我。我緊張激動，第一次離開大理，顧不得跟她說話。臨走，外婆從后面捉住我的手，“孩子，你去了，就見不到外婆了。”

“外婆，我一個學期就回來了，很快的”。我說得很快，像想象中的一個學期。

外婆沒說話，拉著我。

“一個學期就回來了，”我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

媽媽背過身去。

車子遠去，后車窗中，爸媽，外婆都成了黑點，模糊，不見。

大一生活，緊張新奇，山里娃進城，我想不起外婆，直到一天晚上夢見外婆走來說，孩子，我走了。她說得很開心。

第二天一早都是課。中午，我沖到隔壁學校，追問表姐。

“外婆昨天走了。家里不讓告訴你，怕影響學習。”

等我有了家庭，慢慢明白她，心腸卻也剛硬了，像個機器。社會比人心重要，我們認可社會，不從內心，失去對事物的感受，只記得目標。

那年暑假，中元節，我送紙錢到舅舅家，給外公外婆燒。家家戶戶都在燒，到處輕煙，寥寥不斷，腳邊全是紙屑，時時飛舞，耳邊也盤旋起以前的話語。想起外婆送我上大學時，她什么心情？

那些年，無意間讀到“搴帷拜母河梁去，白發愁看淚眼枯。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我想，我明白了。

飛快燒完紙，我逃也似地跑出來。舅媽在后面喊：“這孩子，你要叫外公外婆來領啊，這亂燒的。”

當時只有一個念頭，我要做自己。

我要讓自己安心。為讀想讀的，我放棄物理光電材料，讀人類學。碩士畢業，第一年申請美國沒上，回云南四處打工，再申一年。讀博，明明六年半可以畢業，偏弄滿八年。回國，同齡人什么都齊全了，我繼續經歷人生的七零八落。

但我是自己。

導師去世不久，國內一位老師夫人也去世了。我很難過，想起剛回國時，在她家討論帶孩子的事，音容在目。

一個多月，我無精打采，憂郁揮之不去。課上，跟學生說，我心里難過，思路跟不上。講著講著，停住了，請博士生提前做分享。

我走出教室。廣州的春天，雨淅瀝瀝的，粘稠，上身，難去。

那年，經歷了好幾位親友的離世，只覺風中零落，像伊利諾伊的深秋，紅葉如火，飄飄搖搖，在屋頂，積雪壓著，路上，行人踏過...

2. 人類學家的快樂

導師是人類學家，高高瘦瘦，一米九，喜歡在生活中發現微不足道的未知。

到美國第一天，他帶我走遍伊利諾伊校園。曠闊的大草坪，外面是一望無際的玉米地，當年印第安人的領土。Illinois是印第安部族名稱，最末s不發音。

路邊是幾人合抱不攏的大樹。夏末，枝葉繁茂，房屋掩映其中，與國內繪本童話中的一樣，壁爐，煙囪，淺褐色、淡黃色的磚墻，金發碧眼的小娃娃，說著我還不懂的英語，到處跑...那節奏、語調、神氣，都是新的。

記得從車站打車到校園，我跟司機說，香檳小鎮好美。司機的回答，現在想想，就是國內常說的“呵呵”。

導師一路跟我聊天，遍及世界各角落社會文化，從數學物理到語言哲學，還拿我做實驗。

一走出人類學系樓，他問我：“哪邊是東邊？漢語中，白語中，說方向時，你的順序是東南西北，還是東西南北？”

我懵了，剛到第一天，還是陰天，順序為什么又重要？

“有人到一個新地方很快就知道方向，從身體上感知。我就是這樣，你不是這樣，很多人都不這樣。”

他很得意，胡子一跳一跳的，拍拍我肩膀。我感覺沉甸甸的。

后來學認知，學語言，才知世界各地語言大多有東南西北、前后左右等絕對或相對方位詞匯。人表達方位時不假思索使用相對還是絕對的系統，是約定俗成的。城市生活，規劃整齊，不需要復雜的指示方式；而在森林、大海，東南西北關于生命：樹蔭、水流和風、星位、水的冷暖，都是方向。

那時，我分不清自己是城里人還是山里人。在大理，我不假思索，蒼山在西邊，是上，洱海在東邊，是下。在昆明和北京，我習慣了地圖上的東南西北。

我還在琢磨校園的東南西北，他突然問我：

“霍金和彭羅斯爭論時空本性，你贊同哪個？”這兩位英國物理學家，當代理論物理的領軍人物，在中國也很火。

我還沒回答，他搶著說：“我跟彭羅斯通過信，建議他，時間可以被空間化，兩個事件間的時間實際可等同于一種空間距離 ...”

我目瞪口呆。他抬頭望天，右手半握拳，食指曲起，抵在額下，喃喃低語。

伊利諾的夏天很熱，我們都拖著拖鞋，我額頭冒汗。

最后，我忍不住問：“你怎么就懂這么多東西？”要絕望了。

他歡呼著：“因為我活得比誰都長！”幾乎跳了起來。那年，他82歲。

我們的身高差，一下拉更遠了。我揉揉眼睛，往路邊挪了兩步，他擋住我視線了。

走了兩個多小時，他不累，回到他家，師母抱怨說，“文義還在倒時差，帶他走那么遠干嘛？”

導師笑笑，像做錯事的孩子，躲進他的書房：“文義交給你了。”

轉身，朝我揮揮手：“以后，你要做我的資料人。”

導師在辦公室騰出一個小空間，讓我安心讀書，經常說：“聽著，現在你是我的資料人。”一聽這話，我很緊張，問題出來，又放松了:

“你知道，英語沒有量詞，漢語一個詞有時可用好幾個量詞。比如書，本、冊、卷有什么區別？”他身體往前傾，用漢語說“書”字，第一聲聽來像第二聲。

我愣了一下，天天用，從沒想過。

他往后一靠，哈哈大笑：“我知道你知道，但從沒想過！”

音量像他的身高。隔壁老師受了驚嚇，過來看看，說：“Kris幾年沒招生了，以前都很安靜。”他原準備退休，不招生了，我是最后一個。

我從材質的角度回答，量詞強調了卷軸或印冊。他建議我感受量詞帶來的對書的不同感知，背后是語言的獨特思考方式。還舉了個不同的例子：漢語的“樹”一音，給人扎根往下沖的感覺；英語的tree，舒展開闊；法語中arbre，枝條搖曳 ...

我想起白語中的樹，穩穩站住的感覺，景頗語中的hpung，大塊木頭的敦實感 ... 對世界的不同感知，帶來不同的氣質和精神。

一直被索緒爾的語言學洗腦，相信音與義，能指與所指之間無必然關聯，雖然，說話時，總能模糊感覺到語言的不同質地。

旅居多年，我深切感受到語言的氣質。秋末天涼，清晨未醒，迷糊中聽聞人語，不辯英漢，那節奏和韻律，不是從小熟識的，帶起莫名惆悵，想多睡一會。夢中，有家鄉、父母和熟悉的聲音。醒來，那模糊變成了真切的英語，有淡淡的悲涼。

公交車上，聽到前面妹子說四川話，激動地問是不是從四川來。打電話回家，感慨在地球另一端遇到離家鄉那么近的人。

回國多年，清晨睡夢中，聽見人聲，迷糊不辨英漢，卻似曾相識，我開始懷念伊利諾伊那清冷的秋天，竟有點鄉愁。

語言的氣質，牽著我的心。

導師說，“理論不重要，都會錯。相信你對世界的感知，發展完善這種感知，就是你的理論。”

多年以后，我明白，這就是研究的本意。尋找人群的精神氣質，那觸動心靈的東西，是當代人類學本體論轉向的追求。

導師和我都沒料到，博士畢業，我離導師的學術路徑越來越遠。他順著索緒爾、列維-斯特勞斯、喬姆斯基走向結構分析，我順著梅洛-龐蒂走到本體論轉向。他從心底拒絕后現代，我接納這些挑戰，尋求結構和情境的互衍。

時間長了，我也不時跟他說，“現在，你是我的資料人，”拿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問他，尤其是最讓人迷糊的家庭關系。first cousin，second half cousin，還有父母都離過婚，各自帶孩子過來重組家庭，孩子間卻有了戀情，好亂。

他講起各州的不同規定，及不同時期的制度，我感覺更亂。在大一統的國度生活太久，我覺得美國社會像只變色龍，保不定什么時候就變了。

他在美國近七十年，幾乎什么都知道。好幾次，他嚴肅地說：“給你一個建議，不要像韓國人和日本人，到了美國，說韓國話日本話，吃韓國菜日本菜，住韓國日本社區，除上課外，基本不說英語 ... 你是一個人類學家，在美國的生活就是田野。”

我努力讓自己看起來不像日本人或韓國人。一次，參加幼兒園的父母培訓，我一言不發，表情嚴肅，聽一對中國夫婦問好多問題。出門，我問他們：“你們孩子也讀三歲的早班？”

“啊，你是中國人，看你像個韓國人 ...”

事情總會出乎意料。我努力學習，不讓自己呆傻。一天，師母開車，副駕上坐導師，我在后排，經過一個教堂，牌上寫Scientific Christianity，我問為什么基督教和科學走一起：

“這是一群讀書太多、讀壞了腦袋的女人搞的，認為今天科學證明了《圣經》說的都正確 ...”導師頭都沒抬。

師母在開車，看了看導師的腦袋，沒說話，順帶瞟了一眼我的頭。

師母是自由藝術家，信小乘佛教。多年前，曾用stained glass做了一面墻，里面一棵大榕樹。萬里迢迢，他們從美國運到緬甸，導師曾經出家的廟中。一片葉子的玻璃碎了，師母靈機一動，把葉子移到樹冠下，猶落葉飄搖。

和尚們非常贊賞，這就是人生。師母有慧根。

導師說：“她很信的，當年我出家，得到她的許可。她給自己和家人積累了很多福祉。”

我做田野時，導師和師母帶兩孫子，14歲和9歲，來田野看我，然后到緬甸。在那家寺廟，兩孫子剃光了頭，穿著僧袍，出家兩周。

至今，兩小和尚的僧照還在導師家鋼琴上，我每次看到，都感受到他們的目光，迷茫而憂郁。這兩個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孩子，那么俊俏，光著頭，好無辜。

“你信小乘佛教嗎？”我多次問他。

“我是個科學家，我本科學數學。別忘了，你是學物理的 ...”

在美國，博士畢業，好多人會慢慢反對導師，批判其理論和方法，走出自己的路。畢業多年，我研究STS，接受科學，但不接受其唯一性；接受宗教，但不入其儀式，喜歡看薩滿跳大神，迷戀生命的不可言說與不可測度 ...我想結合科學與玄學，神經科學與中醫，佛道與物理學。

導師地下有知，如何看我？我成了他一樣的人類學家，卻離開了他的道路和信念。

人世輪回，相似精神氣質的人一代代反復出現，各自走向不同未來，成就不同過去。有些人，初次見面，卻似曾相識，甚有宿世糾葛的感覺。

導師去世時，我在微信群里哀嘆，學生安慰我，“他來了，他走了，他還會來 ...”

哀傷似乎帶上宇宙的宿命，莽莽漠漠，浩浩渺渺。生命模糊脆弱，輪回不息，我們遇見精神祖先，延續靈魂血統...

3. 如果人類學家的妻子是藝術家

很長一段時間，不太明白導師那微不足道的意趣，甚至有點煩。第一次感受到瑣碎中的快樂，是看到他是個吃貨。

導師小時候，珠寶世家中，總有很多剩菜。大人不擔心：“給孩子吃吧！”小時候的導師，不聲不響消滅著剩菜，有咀嚼的聲音，快樂的心。

系里每年聚餐一次，導師很高興，每次都提醒我：“明天不用帶飯過來，有免費午餐。我要多吃點。”往常，我們自帶午餐，放冰箱，用微波爐熱。

系里另一位胖胖的吃貨老師，每次早早下樓，幫系秘書放桌椅，備餐具，第一個開吃，端著來找導師：“開始了！”

“誰說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我每年吃一次。”下樓前，導師總說。我很不敬地想“傻呀！”低下頭，怕目光暴露想法。

系里愛定“唐朝”（當地有名的中餐館）的菜，我默默哀嘆，美國人民沒文化，算了。

導師辦公室有個很大的塑料盒，裝各種零食。“你可以隨便吃，努努挑的，非常好。”第一周，導師說。

幾年了，我無法克服心中的罪惡感，沒吃他的零食。這盒子一直提醒我，導師是老人，跟老人搶零食，我做不出。

我懷疑導師找上努努，跟吃有關。努努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和導師一起在緬甸欽人中做田野調查，第一個孩子就生在那。Nunu是欽人稱呼母親的詞，回美國后，成了師母的名字：除導師外，所有人都叫她努努 —— 兩兒子、兒媳、孫子、他們朋友、我們一家 ?... 她車牌號也是NUNU。

“所有人都叫她努努，你也叫努努吧。”導師第一天就說。

對我，努努兩字代表了家鄉的味道。美國人愛甜食，一副上輩子沒吃過糖的樣子，但超市的墨西哥辣子，黑綠黑綠，墩厚像土包子，傻辣，沒味。在家鄉，辣味聰明：香，游走奔放；清，潤物無聲；苦，絲絲甘爽...

那些年，我盼著努努做辣子醬。她自己種辣子，是我爸媽種的那種，細細，尖尖，火紅火紅，像深秋壁爐中不時撩起的火苗。采下，洗凈，在火上烤干，汁水霧化，無聲地滋滋響。干辣子打成粉。切好蒜，一片片炸成金黃，再用這油炸辣子粉，至微微焦黑...

努努裝好一瓶瓶的辣子醬，導師在辦公室打印好標簽：Nunu’Brand，一張張貼瓶上。辣子微焦，蒜片金黃，油脂映著燈光。吃飯拌上一點，飯清甜，辣子微苦，蒜片香辣。

“努努，你的辣子醬辣得不像辣子，香得很像辣子，到底怎么做的？”

她舉起雙手，在我眼前晃了晃：“那是我的魔法！”哈哈大笑。

剛到第一天，晚飯后，她洗碗，我站旁邊。她問我年齡，說“還是個孩子！”

幸好還是個孩子，我理直氣壯，經常吃她的辣子醬。那些年，導師的學術還沒入我心時，努努的辣子醬召喚了我。

努努和導師四處做田野，會做四五個國家的菜：泰國、緬甸、中國... 每年感恩節和圣誕節，我們一家去努努家吃泰國菜、緬甸面、喝印度茶。

他們家七人。小兒子單身，一起住，大兒媳婦不愛做飯，一家四口依靠努努。節日加上我們，共十人。每天下午，努努慢悠悠地，放有聲小說，哼著歌，準備飯菜，中間定好鬧鐘，還去樓下工作間做stained glass。

最喜歡努努做的泰國烤肉。那年，我們孩子三歲，坐高凳里，面前一大塊烤肉和泰國香米，開吃。努努已細心地把肉切碎了。

長方形餐桌，導師坐首位，家人圍坐兩側。努努在廚房一側，不時起身添菜加湯。長子坐導師旁，討論語言學問題。他在泰國生，會泰語，曾在英國讀語言學碩士。

“問我一個問題，我給你一個演講。”導師回答任何一個問題都這樣。

他倆的對話只有努努懂，英語混著泰語。導師還用緬語跟努努說，也只他倆懂。

“在我們家，你不知道下一句是用什么語言。”導師不無得意。他會17門語言，我唯一安慰的是，他不會漢語和白語。

努努看了看我那悶聲吃肉的兒子，講了個故事：一次，家里組織宴會，導師穿緬甸籠基，見朋友的小女兒，蹲下用緬語打招呼。小女孩拒絕用緬語回答，用英語說，“你就是個美國人，還裝緬甸人！”

努努穿著美國人的衣服，走過來，用英語問候她，小女孩立馬用緬語回答：“你是緬甸人，我喜歡你。”

導師郁悶。

一位埃及朋友也跟小女孩聊天，很開心。小女孩問：“你是哪來的？”

“埃及。”

小女孩愣了一下，追問：“你是埃及來的？你還活著？”

埃及朋友莫名其妙，很肯定地說：“當然，我還活著。”

小女孩沉默了一瞬間，突然尖叫著往后跳：“媽媽，木乃伊活了，木乃伊活了！”

埃及朋友恍然大悟。美國各博物館里，常有木乃伊模型，在孩子心中，埃及人就是木乃伊。

大笑聲中，兒子要求第二塊烤肉。我和妻驚訝：“往常，他不吃肉的！”我們強烈要求學習努努的魔法，此后，也常用這烤肉待客。

孩子吃完烤肉，到處跑，導師做完講演，起身幫忙洗碗。努努安排我坐導師身邊：“問他一個問題。”努努說不喜歡導師洗碗，水嘩嘩嘩流，濺得到處是。

導師開始新一輪演講。努努洗完碗，和妻去看她們收集的獅子雕塑，孩子和導師兩孫子大呼小叫，在努努的工作間玩。導師小兒子喂完他的狗，準備出門找朋友，大兒子在看電視，民科們設計單擺震動傳遞的過程... 我在聽講座。

是努努的魔法讓生活有了韻味，瑣碎有了意趣。

導師喜歡喝點酒。一天早晨，他一到辦公室就開心地說，昨晚喝了Ever Clear，酒如其名，清澈爽口。

我從不喝酒，恭喜他：“如果我喝了，my mind will be Never Clear。”

他盯了我一秒鐘，面無表情：“恭喜你，英語有進步。”此后，再不跟我提酒。

學人類學最讓我苦惱的是酒。酒通神、通人，到我這卻斷了。田野中，人們很能喝。一位景頗老人找上我，很嚴肅地問: “好幾次聽說你不喝酒, 我總在想, 為什么你不喝酒也可以做一個人。所以來看看。”沒有酒，不溫不火，人生有什么樂趣。

博士田野期間，導師夫婦帶著孫子來看我。這是村里第一次來美國人。村公所專門開會，商議如何接待。提前一天，村里大掃除，房東還修好了廁所。

“先把照片讓我們看看，免得到時認錯人！”村干說。

“他們是我們最尊貴的客人。小張，你放心計劃，經費不夠，我們村出。”村長說。

人們準備了六樣特色菜：野菜湯，舂菜（用牛肉干巴和辣子做成），鬼雞，竹筒烤魚，牛肉套餐（用竹筒和芭蕉葉烤及在炭灰中煨），景頗水酒，和炒野木耳。原汁原味，不用碗筷，都用芭蕉葉。

房東三嫂在村廚師組，早早準備好水腌菜和水酒。房東是村樂隊隊長，連續一周召集年輕人排練，讓我一遍遍教他們：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China, welcome to Sama village。用景頗文記音，反復練習。

“張哥，要說得整齊響亮，才是我們景頗男兒！”房東兒子在樂隊，多次強調。

迎接必有酒，先水酒，后啤酒，再白酒，從中午直到篝火晚會。象腳鼓一響，舞步邁開，酒就喝得快了。準備的喝完，村里禁賣白酒，人們黑夜騎摩托去隔壁村買。

導師大孫子十四歲，第一次到中國，愛喝水酒，隨到隨干，甜甜的，爽口快心。別人遞來白酒，張口就喝。沒幾口，就搖搖晃晃，離開了舞蹈大隊伍，扶在欄桿上，多次叫我，說頭暈。

當時，房東伴奏，我唱景頗歌。他晃過來，拉著我說，“一定要轉告她們，我覺得她們很漂亮！”

電子琴聲，鼓聲，歡呼聲，歌唱聲，此起彼伏。人心飄動，所愛在外。我半天才明白，房東女兒和她伙伴給他敬了兩次酒，他暈了。

夜深，導師他們去睡了，人們還圍著火聊天。冬夜的景頗山很冷，粗大的木頭燒得歡，發出嗶嗶啵啵聲。人們一遍又一遍模仿大孫子的醉態。這個混血小男孩，美極了，還會喝酒，喝過后，說話讓人心醉。

他們就相互贊美吧，我一邊開心，一邊吐槽。酒不醉人人自醉，酒醉，心醉，然后感情就來了。我在田野一年多，他們一天不到，跟村民比我還熟。

第二天，導師教育孫子：“看見漂亮姑娘，你先喝醉了，只會說胡話！”

導師還有這一面！教導孫子有風情。

導師會當地的緬語和傣語，跟好多人交流順暢：“現在，我是你的翻譯了！”他興奮地說了又說，終于擺脫我這個蹩腳翻譯了，把我打發給兩孫子。

我悲催地發現，孫子的風情就是我的災難。十四五歲的孩子，有躁動溫柔的眼神，奔三的我，學的都是學術英語，抓狂。我的翻譯應該是僵尸級別了吧。

有時，田野的惆悵源于你不想知道又不得不去知道。

多年以后，僵尸翻譯依舊是我的噩夢。導師去世，想寫點什么，千言萬語，不成句子。簡單的生活，流動的生命，跳蕩的瞬間，在學術畫風中，一點點僵化。

讀書時，系里一位老師說，每個人類學家都該有個作家夢。我跟導師說，他撇撇嘴：“我們思考，想清楚，自然就寫出來了！”

他還安慰我：“你的英語已慢慢開始有了一種風格，簡潔，清晰。”

我自我陶醉著，直到他去世。我會簡潔清晰以至僵硬，無優雅自如。導師地下有知，可能還說，是你沒研究清楚。

我已無從跟他爭論。研究，只是人世的一面。人，必有不可研究、不需研究的一面。我今天記得他的，不只研究的內容，更是他活著的精神。

4. 娶了一個男人能遇到的最好的女人

努努讓我明白，人必有不可研究、不需研究的一面。像她的名字，無需知道它的欽人緣起，自然給我一種溫暖。

和妻一起初見努努剛結婚時的黑白照片，天然冷傲又莫名溫暖，穿透五十多年的時光，輕觸我們。那一刻，人間好美。

今天，努努八十多了。我和妻一次次感慨，努努就是我們見過的年紀越大越美的女人。

妻跟努努是莫逆之交，彼此不需話語，相互明白。一個眼神，一個動作，引動歡樂，爆發笑聲，讓我和導師莫名其妙。她們心心相惜，無聲無言；我們“劍拔弩張”，話語縱橫。每次，在我家，或他家，嫻靜的生命，總伴隨詭辯的學術。爭辯聲中，導師督促我嚴謹，走向體系化的理論；潛移默化地，努努讓我觸摸生命如此鮮活、有尊嚴。

努努是自由藝術家，做事有韻味。無論生活是否緊張痛苦，她自如優雅，幽默風趣。

剛到美國，努努帶我租房，購買生活必需品。第一次出國，課本上的學術英語，到生活中只剩爛熟的字母：每個詞，每句話都帶著觸目驚心的熟悉與陌生。

出國前，一位老師講她當年知青下鄉，自學國際音標，偷聽美國之音，能讀、能寫、能說。到美國后，侃侃而談，對方聽得興味盎然，積極回應，老師卻聽不懂了。每晚，腦中各種聲音吵鬧爭執：熟悉的發音，全新的節奏、聲調和韻律，各自為陣。直到三個月后某一天，人們口中的音和自己腦中的記憶連了起來，瞬間全通了。

那時，我興奮中帶著焦慮，期待那個瞬間。

努努去過十多個國家，理解我的焦慮，沒說什么。在超市，她不時翻出一樣東西，指給我看上面的made in China。不同貨物，不同包裝，同樣的字體和字母，同樣的意思。四五次下來，努努說：“中國就在你身邊！”

我開始有點心安。

努努有兩個孫子。我剛到美國時，小孫子Cameron三歲，說著我聽不懂的英語，粘著我，吃飯時總坐我腿上，講各種故事。我茫然問努努。努努忍著笑，說：“我也聽不懂，你聽他的感受和情感就好了，不用懂詞句！”

多年后，我明白，語言不只語義，更在說話者的感覺和情境。導師是語言學家，曾把我丟進語言系的課堂，跟他同事說：“他會講白族語，你幫他理一下語言的結構 ...”

努努一家都叫我文義，Cameron就叫我Mr Wenyi。他知道，要用尊稱Mr.。我剛到那幾天，他從學校回來都跟著幫我安頓住處。努努帶他去ground sale，看到一個茶壺，他說：“這個茶壺應該送給Mr Wenyi，他是中國人，愛喝茶。”

我難得聽懂他的話，好感動！

一年后，妻來了，Cameron四歲，叫她Mrs Wenyi。后來，我們孩子出生，變成了他口中的baby Wenyi

我做博士論文田野時，導師夫婦帶兩孫子來看我。Cameron七歲，第一次來中國，見什么都新鮮，尤其是房東家的雞。在美國，除一兩只寵物雞和餐桌上的雞肉外，他沒見過屋里屋外跑的雞。景頗山的母雞帶著一窩窩小雞，進出客廳、廚房、臥室,旁若無人，卻不時因人而陣陣驚起。

每次吃飯，Cameron都會撒飯喂雞，身邊聚集著一窩窩小雞。剛開始，他和小雞都吃得開心。可總有小雞邊吃邊拉，他瘋了，起身趕小雞，滿院子跑。

吃完飯，小雞進了堂屋，他堵在門口，嘴里呵呵有聲，擺出各種自認兇殘的動作。小雞四處竄，沖向透明玻璃門，撲騰翅膀飛起，撞門上，倒摔而回，爬起，滿屋瘋跑一圈，找另一處玻璃門，飛起，撞回...一時間，孩子的呵斥聲，雞的尖叫聲，翅膀的撲騰聲，此起彼伏，滿屋子塵土飛揚。

Cameron大聲叫喊著：they are so stupid！ They are so stupid！

小雞一緊張，到處便便，屋里充滿各種臭味。Cameron高興著，生氣著，追得更起勁。

院里卻很安靜，導師、大孫子Brandon和我聊天，討論我的第一本書。Brandon十一歲，說如果書出版，他要買一本，雖然看不懂，但我可以得到買書的錢。他討論學術出版，很高端，鄙視著他的傻弟弟，雞都沒見過，還跟雞玩那么開心。

努努坐旁邊，聽我們聊天，看小孫子追雞，保證他不傷到雞。等Cameron累了，放過小雞，她起身掃堂屋，然后教導他愛護小生命。

現在，快十年了，Cameron讀著高中，已忘了小雞，Brandon在法學院準備畢業，導師去了天國，努努守著老房子，我在寫書，吹毛求疵 ...

多年了，不論在美國還是中國，妻多次跟我說，如果努努和導師還年輕，我們一起旅行，一起變老，該多好！

她總說，“好愛努努！”我由衷點頭。

第二次回國，孩子已五歲，一次聽媽媽這么說，一下就很傷心，“好想念努努！”

睡前，我們一起看他最喜歡的科學書，里面講到地球運動，四季輪回，晝夜交替。翻到那一頁，孩子總指著地球的另一端，說“現在，努努起床了 ...”

我聽出溫馨的酸楚。

時光流轉，生命輪回，時光深處的記憶就在今天，我們只活在現在，過去就在現在，未來就在現在。

5. 人類學家怎么可以不老？

常常意識不到導師和努努是老人。住中國時，在六樓，導師一手一個大箱子，我在后雙手提一個，追得氣喘吁吁。那天回家，我深切擔憂自己的“年輕”。

在美國，時有學生回校拜訪。有學生已畢業三四十年。聽著聊天，看到他們追憶的表情，我有點恍惚感。這些事發生在我來這世界之前，里面有他們的歡笑、樂趣和執著。

每次，導師都非常高興，跟我說,人們回到系里，發現他還在，驚訝而欣慰。

“I’m older than dirt！”他總結說，眼里光芒四射，生氣蓬勃。

老年，對我完全陌生，雖然有時也感受到。讀博，有讀不完的材料，寫不完的作業，常熬夜。時間長了，會暫時進入老年期，愛忘事。忙亂中，導師提醒后，我拍拍額頭：“I’m?getting old!”

導師翻了個白眼。那年，他84，我27。

十多年了，我一直記得那眼神，揣摩他當時的心理：怎么收了這么個學生？

導師愛開玩笑。公歷新年，他用英語問候朋友；中國年，他讓我打一句漢語，如恭喜發財，問候中國朋友；傣歷年，他拿把小水槍，到辦公室掃射，在大家措手不及中，祝賀新年。他每年過三次新年，快樂地開別人和自己的玩笑。

玩笑中，習以為常帶上新意味，幫我們從歷史和日常的綁架中脫出來。

課堂上，他喜歡講田野的奇異故事，和因緣際會下的人生遭遇。他早年在緬甸欽人中做田野。欽人有孩子后，父母不再稱名，稱孩子爸、孩子媽。一男子終生未婚，無子，大家只好叫他No name pa （pa是欽語中父親）。

當地女人穿筒裙。努努穿長褲進入田野，一開始被當男人。人們覺得導師他們兩男人住一起，沒什么大不了。后來，兩人居然生了孩子。不過，導師和努努也就順理成章升級，成為Maki pa，Maki ma （Maki是孩子的欽人名）。

他們抱著孩子出入各家，跟人們日漸親密。閑聊中，欽人男子說，孩子還不是人。

每到這，導師都教導我們，一定要鉆牛角尖，才明白人們怎么想。他追問：“如果孩子不是人，那能不能像狗一樣丟到外面去，不管他吃飯睡覺？”

這時，導師比出抱著孩子向后縮的姿勢，表示欽人很生氣：“這是我的孩子！”

爭辯中，導師明白，孩子要長到一定年齡、經歷特定儀式后，才是社會認可的人。

努努知道導師反復講這故事，怕我中邪，說在她和她的欽人姐妹看來，這群男人就是吃飽了沒事干：孩子就是孩子，就是人，非要給自己一套騙人的言論。每次導師跟人爭辯，她都抱孩子走開。

男人知道女人的想法后，很生氣。幾次爭辯后，努努爆發了：“不要以為你們男人身上比女人多了一個零件，就總以為自己是對的。孩子是我們生的！你們生一個出來，再講孩子不是人的話！”

我想起導師說過：“不要惹努努生氣，后果很嚴重！”

田野中，導師一家被視為和當地頭人一樣尊貴，尤其導師牛高馬大，小胡子挺挺的，很威風。當地頭人給他們配了仆人負責家務。仆人和頭人家女仆相好，致孕。按習俗，需賠償，再婚娶。導師想，仆人和女仆，就算賠償，也小意思，信心滿滿進了頭人家。

頭人第一句話：我家出來的，即便是一只貓一條狗，也是尊貴的。要求按頭人家的規格賠償。

爭辯中，頭人將導師一軍：你也是頭人，我丟臉，你也會丟臉。

導師垂頭喪氣，回家教訓仆人，準備豬和牛。

每年雨季前，頭人帶全村求雨，敲鑼打鼓，呼喊跳躍，以求震動土地，震動云層。天地動，就有雨。

那時，導師剛學完數學本科，覺得匪夷所思。馬上就雨季，雨自然會來，求不求有什么關系。他跟頭人和祭祀爭辯，講大氣運動原理。

祭祀很耐心地聽完，說：“你說的很有道理，我相信事情就是你說的那樣子，時間到了雨就會來。”

“那為什么還求雨？”

“求過雨，我們心安理得，順便告訴大地母親，我們做了該做的，現在輪到她了。如果她不按時下雨，那不是我們的錯。”

導師目瞪口呆，人真會安慰自己。

后來，導師對人類學了解越深，越深切感悟人就是會騙自己，不騙還不安心。世界混沌、無限、荒謬。文化和社會化荒謬為常態。人躲在文化后面，隔開神秘，因文化而有力，也因文化而固化，不再感知無限，并對此無知心安理得。

...

這些故事，導師年年講，我都能復述。后來，大師兄來訪，這些故事他也能復述。

一開始，我因重復而煩。次數多了，我的關注點從故事轉向導師。他眼神熱切，全身心投入，身體和精神都在重演故事。講述，讓過去在現在重生。幾十年的時光，上萬公里的空間，似乎在他身上消逝，人和事活了起來，就在當下。

人類學家，以自己的有限，經歷無數他人的生活，自我與他人相互碰撞；抽離出來，又走出時光，看到生命的起起伏伏，獲得解脫。看到了自己，也忘記了自己。博爾赫斯說，西班牙語“醒來”一詞，原意就是“想起自己”。投入抽離中，自我生生滅滅。

人類學家多長壽，因為自我生生滅滅，如潮起潮落，又不生不滅。我想起大理蒼山無為寺的一幅對聯：

海水涌金波潮去潮來不生不滅，會臺懸玉鏡鑒古鑒今是色是空。

6. 怎樣培養一個人類學家？

讀博八年，我學到什么，或給自己塑造了什么？林林總總，能想出好多，但少了心魂中點亮一盞燈的感覺。

開始教學，站到教室另一端，統籌學科，跳出學生視角，也結合讀書時的感悟和眼前學生的實際，我明白，學生陷在了自己世界中，不太明白學到什么，而老師過于關心如何培養一個人類學家。

導師去世時，一瞬間有種抽離感，自己不再是學生或老師，跳出來了，又帶著他們的經驗。此后一年多，我慢慢感受到自己在田野、思考、及教學中不自覺滲透出的東西。

到美國第一天，導師就說，“你決定做人類學，就不只是我的學生，是我年輕的同行。”十多年過去了，我明白教育是把學科帶到新生命面前，碰撞交織，衍化無窮意味與知識。

導師說，這是當大學老師最讓人興奮的地方。他辦公室向來敞開, 歡迎學生來談。我在他辦公室，也改變著他。他否認集體記憶，我用景頗案例闡述集體記憶的流傳，直至他接受。畢業答辯上，他感謝我讓他明白這點。

以前，他都跟大陸學生劇烈爭辯（fight）馬克思主義教條，曠日持久，卻收效甚微。我來了，他擼起袖子，準備打持久戰。

沒想，我根本沒老馬的影子。學完物理，世界在我眼中演繹無窮，秩序與混沌相生相衍。他打到了空處。

畢業前夕，他說曾郁悶了一陣子，一度懷疑我是否在大陸上過學。與老馬的決定論斗爭，他經驗豐富，最后一個學生，讓他無用武之地。

我問：“你不高興嗎？”

他沉默幾秒鐘，說：“對，我高興。”眼中泛起點點寂寞。那時，他已不上課了，最后一個弟子也要走了。真要關門了。

在這氛圍中，我學會了人類學的三件事：大量讀民族志，寫作，大人類學的視野。

博士前四年，訓練集中在民族志。修四門區域研究課，包括自己研究的和之外的區域。區域課探討區域社會文化的所有層面，并置入時代和全球。此外，修16門專題課，都以民族志為基礎。資格考試時中有一道題，要求綜述自己研究區域的民族志。

讀民族志，剛開始煩，陷在細節與社會文化整體的糾纏中，讀完不明白學到什么。一本本讀完，無聲無息中，卻能觸摸人類可能的文化創造與生活面貌，在匪夷所思中感受人的統一；更關鍵地，學會在具體歷史情境和實際生活場景中理解活生生的人，而非理念和體系下被規范、或形象和意象中被呈現的人。

我選修了中國、南亞、拉美和東南亞區域研究課，在我研究的云南看到了東亞、南亞、東南亞的觀念、歷史的融匯，并在大洋彼岸的拉美看到相似與差異。

導師的教學方式強化了民族志中的人：“上課時，千萬不要認為你在教一個叫課堂的東西，你在跟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對話。”教學中，接受、觸摸、探討多樣，看到多樣具體、細致地嵌入世界體系和個體生活。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由來的世界，學生有老師想不到的創意。上課不是把大綱上完, 而是創造條件,讓學科與學生碰撞，激發探索。雖然, 課堂會“飛”到哪不知，進度詭異，但我們會被課上冒出的問題吸引，在該展開的地方用力，敦促思考。上完課，學生能快樂地用學科發現生活和世界的規則與樂趣。

他給本科生上《文化人類學理論》和《東南亞社會與文化》，我做助教。他拋開理論派別，從社會現象引出人類學的思想和方法。有非常喜歡的, 有接受不了的。給研究生開《親屬制度的形式分析》，只兩人選。每次，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從各角度分析。一個學期下來，沒學到什么具體理論與方法，卻知道面對一個問題該如何推進，會遭遇什么困難，以及如何應對他人的質疑與挑戰。

畢業從教，我延續與拓展這種風格。課程有嚴格、宏大、精致的體系，但具體傳達隨學生的接受和熱情而變。我努力理解學生，把體系化入到他們的關注中，拒絕簡單明了的小白菜式邏輯。我不想上完課后，腦回路都直了。

可我沒法延續基于民族志的培養方式。國內研究生三年制，還有大量思政和英語課，學生民族志都不會讀，就下田野，寫民族志。我只能說，三年完成當代人類學的民族志研究，要么是天才，要么是騙子。

我聽到了，很多人在罵我。

我博士最后一年，他不再教學。同門大師兄，畢業四十多年了，回來看他。閑聊中，他說很想念教學，那里，感覺自己和別人都是活的。

田野回來，訓練重點轉向口頭和書面表述：參加會議，即時、優雅且嚴密地論辯、質疑和回應，同時寫論文和求職信。

口頭表述，最低要求清晰簡潔，這對非英語母語的人很困難。導師建議，陳述時根據自己每分鐘說話字數，減一二十字，乘以給定分鐘數（減去一兩分鐘），嚴格控制字數，完整表達論點和論據：“非英語母語的，容易說很多不該說的，該說的沒來得及說。”

年輕人的專業陳述，首先不是闡明論點，而是展示學者的素養：根據情境，能完整傳達想法。之后才是有效傳達，展現作者風格，關注聽眾的興趣與熱情，帶動氣氛。導師說：“聽到的和讀到的效果很不一樣，你要讓聽眾清醒地激動起來。”

表達，不只把意思說清，更要直擊人心，讓人從邏輯和情感上接受。人類學的研究，講好一個故事，做好一個論證。

我一直都沒做到，要么太理性，步步推演，但聽眾注意力很快渙散，要么充滿詩意，讓人在感覺和情緒的氛圍中心潮澎湃，迷失重點。

讓我憂傷的是，課堂展示中，我看到學生不斷重復錯誤：超時；該說沒說，不該說的一大堆；缺乏生氣和熱情...學生和我都很抓狂，怎樣才能做到？依照模板，沒了風采，太有性格，容易枝蔓。

相對而言，寫是博士生每天都面對的。從入學開始，每篇文章，導師都逐字逐句改，要求簡潔、精確。

他用親身經歷來教導我。他出生在緬甸珠寶世家，十八歲前，不去學校，有私人家教。來美國第一次進學校，心中疑惑，為什么這么多人一起上課？父親棄商從文，當律師，說純正英語，聽兒子一口印度英語，幾乎崩潰，就用法律文本來教導師英語。從此，導師寫東西邏輯綿密，卻冗長繁瑣。等他意識到，已是幾十年后，積習深重，寄希望于學生改變。

幾年下來，他說我形成了學術英語的風格，可讓人舒暢地讀下去，雖然還有細微的語法和詞匯錯誤。“但是，我預測，你可能永遠無法精確使用the 和 a/an.” 他沒法跟我解釋清楚，需要我培養對英語的感覺。

讀博期間，我是雙導師制。另一位導師Keller任人類學三個最好雜志的編輯十多年。我論文初稿一學期寫完，卻在她手里連改七八稿，花了五個學期。

她告誡我：“風格，說到底是具體的字詞，詞句的銜接，甚至是標點。”民族志需要形成文字風格。我論文前幾稿，都用第三人稱轉述資料。她說：“讓人在文字中自我呈現。你不要站在外面素描他們。”我還被要求讀了幾部英文文學作品。

我慢慢明白，讓人物自己呈現，要求精確用詞，讓人物從字面跳起，還要把握語氣語調的節奏，呈現話語和行為的intonation，讓人物在字面流轉。

為錘煉寫作，兩位導師特意安排我給本科生英語寫作課做助教，教美國學生寫英文。他們說：“你的英語可以教母語的。希望你能跳出來，看到自己的寫作。”

畢業多年，我明白這是極高的文字境界，以超越母語的文字感覺，書寫世界那超脫文字的感覺。幸好當時我比較傻，沒明白，不然可能會放棄。那時，一門心思寫，找準確的詞，錘煉每句話，銜接句子和段落。知而不知，是一種幸運。

知而不知，寫不見寫，模糊又清晰，我在里面呆了五六年。教民族志寫作課，我突然明白，民族志要帶讀者進入情境, 讓他們熱烈跟隨，進入人類學家構建的精致體系。有時，學術寫作什么都說清楚了, 以至透明,喪失韻味, 理性得愚蠢。

我也明白，Keller導師說我在外面素描，是因為我的民族志質感描寫少，客觀敘述多，拒絕情感和感官，不帶讀者進情境，只把細節整合成體系。

此后，我給自己和學生培養一個理念：學術論文，只是一種文字形式；人類學家有無限豐富的想法，多彩絢爛的經驗，不要封死在單一論文體中？人類學生，可以不做人類學，但要寫有人類學味的文字。

學會寫，是培養一個人類學家的關鍵。

我有點悲哀，無法在學生培養上延續這傳統。經歷高考，加上大學拼貼式學術寫作，學生多文句不通，甚至寫要重譯回漢語才讀得懂的英語。達意都成問題，談何風格與審美。

伴隨讀和寫，我幾乎復制了人類學的發展歷程。本科，驚訝于他者的匪夷所思，在異文化中流連忘返；碩士，看到理性清明的人類學，驚嘆人類的無限與統一；博士，體會完整的人的形象，整合生物與社會，科學與人文。在國內的學習，偏重社會的構成與運轉，建構概念的體系，努力看到森林；到美國后，浸著后現代的余波，我試圖看到樹木，一個個鮮活的主體。

讀博八年，我親歷各種分裂：結構和主體，科學的體系與人文的質感... 我博士論文結合混沌科學與人類學，探討現實生活中知識如何交織演變，在混亂中生成共識，又奔潰流入混亂。

兩位導師，一位偏科學，一位偏人文，我努力彌合撕裂，調和著論文的走向。直到畢業，系里另一位老師說，“我是一個典型的人文主義者，但文義說服了我他的科學取向。”

那一瞬間，感覺努力都值了，也似乎，我真的彌合了分裂。

畢業回國，分裂又開始了。學生只做結構研究。第一年，我無知無畏，答辯時，當著全系資深教授和研究生說：“二十一世紀了，不要再做1922年的民族志了！”

從此，我名聲爛了，系里開始傳言，某留美博士...我被扣上了后現代的帽子。

我后知后覺，還跟學生論辯，強調人類學就是自己，從自己來觸摸世界和社會，經歷內在的轉變過程。

于是，傳言也在本科生中流轉，生命經驗和embodiment成為調侃我的梗。

每年帶本科生實習，希望他們在田野中找到心中最美的人類學。可惜，學生迷失在無限細節中，要么沒有社會的感覺，或者太社會，失去了人。

我在自己的田野中，試圖連接活潑靈動的人的感覺、情感、言語和嚴格殘酷的社會結構。為寫博士論文，我做了18個月田野，感受到多元矛盾的調和。帶著自己生命世界的質感，觸碰別人的世界，我經歷著人性與世界的交織。我也看到，美國這些年的新科博士論文，及期刊雜志中，人類學家的自我中心感越來越強，以至世界隱沒在主體中。

我可能過于強調了人，矯枉過正。第三年帶實習，我設計了一些小技巧，希望學生同時抓人和社會。我們寫故事文本、材料文本和反思，記錄動心、震撼、痛苦、迷茫的瞬間，且分門別類記錄當地社會事實和歷史，用反思連接二者。田野回來，整合兩個文本，書寫波瀾壯闊歷史中的回腸蕩氣。聯系兩文本的方式，銜接了故事與結構、情境與體系、人性與社會。

然后，傳言又開始了，說我風格大變，把大家撕扯得厲害。田野回來，每個人都很分裂。我請學生去社會學班分享田野，社會學生一開始就懵了，這么亂；細想，撕扯中，分享的人似乎觸到了什么，跟已熟悉的都不同。

導師把我培養成了人類學家，畢業，我給自己掛了各種傳言。我眼中的人類學，偉大而可愛，別人眼中的我和人類學，分裂而飄忽。

7. 掀起人類學家的底牌

導師中文名萊曼，緬甸名U Chitlaing,英文名F. K. Lehman，晚年論著多署F.?K.?L.?Chitlaing。本科學數學，輔修語言學，后獲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有6門母語，共習得17門語言。受聘于伊利諾伊大學香檳校區人類學系、語言學系、和認知科學中心近60年。他的思考和研究都基于田野，曾在東亞、東南亞、和南亞50多個點做過人類學和語言學調查。

導師似乎為研究而生。他說，“別人總擔心評職稱，為完成目標而努力。我做喜歡的研究，文章和教學就是附帶的結果，自然而然就完成了。”他給學生心中建立一種對知識的熱忱,及把研究化入生活的方式。

人們常說，掀起一個學者的底牌，會看見各種虛假與脆弱。掀起導師的底牌，我看到他的整個世界，有理念、有事實、更有含混的世界本身。

他入職時，結構主義蒸蒸日上，此后，詮釋學派席卷人文社科，伴隨著后現代，人類學掀起反科學的浪潮，逐漸喪失在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平衡。導師守住語言學的結構追求，立足田野和跨文化區域的研究，探討中緬多民族的社會關系網絡，如早期克欽人受馬幫貿易影響產生的政治制度變遷（1989），和今天中緬邊境貿易中傣人、佤人扮演的cultural broker角色（2009）。

九十年代以來，人類學家探討全球體系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既繼承后現代的無限細節和豐富質感，也延續傳統人類學的邏輯和結構。導師在生活表象的細節背后，探討區域政治經濟和共享的歷史塑造的社會文化形式。他兩篇論文曾在東南亞研究中引起強烈反響。學者兩次召開會議，應用和拓展他的思想（1995,?2003）。

他對秩序和結構的探討基于認知，從計算科學的角度，結合數學的形式邏輯與人類學的意義詮釋(1985)，尋求認知在語言和文化實踐上的統一與多樣，既體現在民族志個案中(1993)，也表達在統一的認知模式上?(2002)。

愛因斯坦把理論分為原理性的和構造性的，前者探討超越現象、引導思考的原則，后者尋求具體現象領域的規律。只有少數幾個人類學理論是原理性的：結構主義曾是最完善的；今天本體論轉向和協同進化論的結合通向人的整體。

骨子里面，導師是結構主義的，目標是原理性理論。我們曾討論哥德爾定理（集合中包涵不能被其規則解釋的元素），認為社會不能簡單從一個邏輯原點出發來解釋（2004），生命和社會有不可被邏輯處理的部分。二十世紀以來，不同學科都探討這邏輯與偶然、秩序與混亂、可言說與不可言說間的關系。量子力學有測不準原理，數學物理有混沌理論，生物學有基因及其表達的不確定性，進化論有創造性和選擇性進化。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學的本體論轉向關注生活世界中秩序與偶然的結合，配合著自然和生物的機制（協同進化論），理解人類的整體。

波普爾說，生命不是一塊鐘表，是一片云。

美國人類學慣于追求新異，常對根本問題絕緣。學科創始人提出的基本問題，被后人異化，編入各種二元對立。美國人類學先天不足，后天失調，我既認同其理解人類整體的宏大目標，也拒絕其偏執與單一的具體取向。可惜，九十年代以來，美國人類學被后現代沖得七零八落，迷失于民族志細節和個體生命的鮮活，幾乎放棄了人類學。

學人類學,既不能陷在文化和意義里面, 也不能只考慮進化和生態，需兼容文理。新一代人類學家，多缺乏科學訓練，迷失在人文話語中，導致今天的人類學，有強大精致的內部視角和投入體驗，缺乏有效的外部視角和系統探索。

數十年來，導師堅持學習數學物理。每天，早餐后在家讀一小時科學，到辦公室做人類學和語言學，晚上回家讀文學。

我跟著讀書，被科學與世界文化體系的對話吸引：來自量子力學、相對論、基因表觀學和神經科學的洞見與古老文化傳統中意識修證、天人交感的生命實踐之間的交流。我期待人類學在其中扮演人類之學的作用，整合科學與人文、感性與理性、可言說與不可言說，回歸學科創立之初的宗旨：理解人的整體，探討人之為人的意味和機制。今天的人類學，太人文，太社科了。

導師是寂寞的。系里年輕人多了，帶著后現代的批判和偏執，沒人跟他交流。他的路，尤其從數學角度描述世界，已沒人走了。他給我讀過好多數學人類學，但這不是我的路。我愛結構主義，卻走向實踐論，相信超驗與經驗可以穿透，模型反遮蔽了超驗。導師感受和理解著生活的無限表象和質地，探求世界機理，卻犧牲了質地。我希望機理中保留質地。

導師的具體道路沒人接了，但他的精神和理念一直延續。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站在時光之后，我看到了他的孤寂，也看到自己的影子。

導師代表作：

1985 Cognition and Computation, in Janet W.D. Dougherty, ed., Directions in Cognitive Anthropology.?pp. 19-48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9 Internal Inflationary Pressures in the Prestige Economy of the Feast-of-Merit Complex: The Chin and Kachin Cases from Upper Burma.Pp.89-102 in Susan D. Russell, ed., Ritual Power, and Economy: Upland-Lowland Contrast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93 (Janet D. Keller and F. K. Lehman)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in the Cognitive Modelling of Cosmological Ideas, pp. 74-92 in Pascal Boyer, ed., Cognitive Aspects of Religious Symbo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Can God be Coerced? — Structural Correlates of Merit and Blessing in Some Religions of South East Asia. Pp. 20-51 in Blessing and Merit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Cornelia Ann Kammerer and Nicola Tannenbaum.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Program, Monograph #45.

2002??(F. K. Lehman and David J. Herdrich) On the Relevance of Point Fields for Spatiality in Oceania. Pacific Linguistics, special issue, 179-197.

2003?The Relevance of the Founders’ Cult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the Peoples of Northern South East Asia and its Chinese Borderlands, pp. 15-39 in Nicola Tannenbaum and Cornelia A. Kammerer, eds. Founders’ Cults in Southeast Asia: Ancestors, Polity, and Identity, New Haven: Monograph 52,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2004 On the "Globality Hypothesis" about Social/Cultural Structure An Algebraic Solution. Cybernetics and Systems?36, 8 (Special Issue on Cultural Systems): 803-816

2009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he Shan/Tai Buddhism For The Socio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Wa And Kayah Peopl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Buddhism?10, 1: 17-30.

8. 生命總在錯失，我們在錯失中成為自己

畢業典禮上, 導師最后一次給學生撥博士帽的流蘇。我看他手一直發抖，心中涌起深沉的擔憂。想起2003年，我第一次到美國，導師和努努開車三小時來機場接我。飛機晚點，我在巨大的芝加哥機場迷路，他們在機場等了兩小時，我們沒碰上。 2016年，導師去世，我用中文回憶紀念，導師不懂中文。不懂，是導師精神在他之外的延續。

生命總在錯失，我們在錯失中成為自己。我不時給學生講導師的故事。生命和精神在講述中延續, 演繹流變， 生出新的意味。講述中，我與他的道路不時重合，不時偏離。走上學術人生，我找到自己的精神血統,在具體演繹中，我一次次與精神血統錯位, 逐漸成為自己，

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說，我們被市場牢牢控制，但生活隨機產生微小“瞬間”，以強烈情緒沖擊，把人打出習以為常。熟悉變得陌生，人開始反思自己如何被控制，微調生活軌跡。幾十年下來，社會的邏輯和生活的隨機把你塑造成獨特自我。如基督教的上帝和惡魔，上帝是結構，讓人向上，惡魔隨機出現，誘人犯錯。上帝無處不在，對所有人一視同仁，惡魔隨機發放各種福利，福利有好有壞，因人而異。二者結合，個體生動鮮活。

我想起爪哇的一首歌謠：

We have lived to see a time without order

In which everyone is confused in his mind.

One cannot bear to join in the madness,

But if he does not do so

He will not share in the spoils,

And will starve as a result.

Yes, God; wrong is wrong:

Happy are those who forget,

Happier yet those who remember and have deep ins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