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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在老家的一個角落里翻出了一大袋舊書，其中有半本發黃的雜志，目錄上有父親的名字。我一時興起，拿去問母親，母親拿起雜志一看就微笑著說：“這是你父親當年和同學創辦的文學社的雜志。”我驚訝，父親還有這方面的才華？

根據時間推算，那正好是朦朧詩等新詩流行的時期。這么一想就沒那么奇怪了，那個年代，新詩引領的潮流讓很多年輕人為之著迷。讀完父親寫的三篇新詩，我才真切體會到年輕時的父親也是一個文藝范兒十足的青年！

聽母親說起父親的過去，才知道父親原是能文能武的人。他讀高中時有武館師傅主動要收他為徒，打起架來真能以一敵三。父親除了會寫詩，還會吹笛子。追母親的時候，經常在母親宿舍樓下吹奏一曲。后來回了家鄉，還是筆架嶺文學社的編輯。

只可惜，這些青春時發的光早就暗滅。他不再是那個一只手就能拎起我的健壯小伙，他的鋼筆蒙了灰塵，他的頭發開始脫落……

閆紅有一篇《八十年代的文藝范兒》，說到當時讀詩是再尋常不過的事了，就連小伙撩妹都是從談詩開始。可是為什么明明那些人還健在，卻很少看到他們談論這些了呢？他們當中，有些人已經成了我們的父輩母輩，有些人還在為房子掙扎……詩？那只是年輕時的事了。

母親無奈地嘆氣，只是說一句：生活就是如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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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熱衷于寫詩的朋友說他曾經看過父親寫的情詩，句句動人。可惜自從他出生后，這份激情就漸漸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家庭、子女等現實問題。于是我們慢慢得出一個結論：父輩其實也很文藝，并且一點都不比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差。只是再好的文藝，都被迫埋沒在生活里。

當豐滿的理想與骨感的現實相遇在尷尬的青年時期，該選擇哪一條道路，才能把詩和遠方都帶上？容不得多想，父輩絕大多數選擇在現實面前讓步，因為他們沒有追尋詩和遠方的資本。

《混在北京》里面講：“文學太需要錢來養。”你想讓一個人安心坐冷板凳去搞文學，就必須先解決他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可是在中國，在那個年代，文學那么不值錢，有點頭腦的當然是筆桿子一扔，下海去了。

并非“他們的熱愛不足以支撐他們走下去”，而是他們的底氣不足以支持他們選擇詩和遠方。海子只有一個，所以才那么出類拔萃，選擇不當海子的都在各種酒席間觥籌交錯，為了明天的業務，為了今年的政績，為了將來的生活，不惜讓身材變形，不惜用一塊印章代替心愛的筆。

當你真正站到了理想與現實交匯的十字路口，你也會動搖，內心也會有所偏向，然后活成大家想要的模樣。

再然后，只能寄希望于子女。詩和遠方，就真的走遠了。

3

小時候家里經常有客人來玩，打麻將、喝酒的都有。有一年中秋，一個叔叔一邊打麻將一邊聽電話，籌備老同學聚會的事，答應著由他來起草邀請函。他掛了電話，叫我拿來紙和筆，皺著眉頭想了一會兒就寫好了。他把紙塞給我：“你幫我發短信，我打字慢。剩下什么‘誠摯邀請您’的套話你看著寫。”說完他又轉身回到了麻將桌。

我拿過紙一看，是一首七律，第一句就是“一聚一散一輪回”。那個時候的我對親友聚散初有體驗，看到這句話突然有種流淚的沖動。下面的內容我記不太清了，那首詩已經完整地表達的一封邀請函的主要內容，只需加上時間地點足矣。

我扭頭看看這個大腹便便、叼著煙罵罵咧咧打著麻將的“地中海”叔叔，想不到他大筆一揮，就把一封邀請函天衣無縫地摻進一首懷舊抒情的七律里。他在酒桌上毫無形象地大聲吆喝，在我家七扭八歪地坐著，喝起酒來腮脖子通紅，滿口粗話……你看不出這樣一個人，年輕時文質彬彬，是一個十足的文藝青年。

跟父親說起這事的時候，父親笑著說，如果不是從政他也不會變成這樣。不止他一個，很多朋友，哪一個年輕時筆下的文章是拿不出手的？可是大家都是農民出身啊，當年市場經濟運行，誰愿意繼續面朝黃土背朝天？哪有那么多詩情畫意的田園風光？不過是詩人酒足飯飽后的遐想罷了。

父親又說，即便我們荒廢了幾十年，寫出來的也比你現在寫的那點東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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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以后，再看到一些老板或者官員或者小職員家里掛著山水畫、題字時，我不會在心底嘲笑他們附庸風雅了。對門口刻石碑的老爺爺我也改善了態度。一個會揚琴、二胡、篆刻和地方戲劇的老爺子，比我厲害得多了，有什么理由看不起他呢？

那些字畫并非俗不可耐，就算他們不是精通其中，但背后是一顆虔誠的文藝心，滿滿的文藝情懷。他們可能借此來彌補曾經那段在生活面前讓步的青春，在這些物事面前，他們可能在懷念那個文藝的年代里文藝的自己。

也許有一天，你也會像他們這樣，不得已拋下喜愛的文字，成為一個為生活奔波勞碌的人。無論你過得灰頭土臉還是光鮮亮麗，都不會再有那份文藝。詩和遠方，永遠埋沒在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