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基庭老師的康德式解讀
《死亡詩社》里的基廷老師恐怕算得上是每個處于青春期的學生都喜愛和景仰的對象——博學多識，個性十足，散發著不同于年齡的青春氣息，蔑視和挑戰權威。如此完美的形象簡直每一個組成部分拿出來都是足以俘獲青春期主體的力比多結構：博學多識驅散主體面對未知的恐懼陰影；十足的個性成了萌芽成長中的主體意識的最佳參照；青春活力更是共情的基礎；而挑戰權威成了稚嫩主體們釋放被壓抑的原始攻擊的合法性道德參照。當學生們被基廷老師的“及時行樂”引向對抗刻板專制的新教式精英主義教育的革命狂歡時，危險也接踵而至。缺乏啟蒙的原始能量才摧毀即成體系的同時也摧毀了主體自身（當然電影里自戀水平還在成長中的孩子們并沒有展現出對體系直接的暴力，不過間接地暴力小尾巴已經足以招惹體系的鎮壓了）。那么，基庭老師將要對他那不健康也不不完備的大他者構建程序負主要責任。
在這部電影的解讀中，我們知道了事實上在他的個性與叛逆的形象之后，是一個虛弱的基廷老師。他點燃了學生對獨立主體的追求，卻沒有教授他們在一個穩定的體系之中主體初現之時將要面臨的境地，更沒有訓導他們小心主體獨立時的危險。結合電影中的表現，基廷老師反而像是“使用”了他的學生，將學生的點燃作為他的學生時代未能得到滿足的創傷式的補償。而當他點燃的學生嘗到背離體制道德而被體制機器懲戒時，基庭老師的主體感這時蕩然無存，他開始彌補自己的不足，彌補的方式卻是否定學生由自己的理念點燃的激情。（好在學生中擁有很高自體成長潛質的陶德在基庭老師那里得到了合法主體的確認，才沒有使詩社陷入理想客體崩壞的下一輪災難中）當尼爾遭受全能控制的父親壓迫和吞沒，向基廷老師求助時，基庭老師的主體喪失的行為直接毀掉了尼爾寄放在自己心里的用以對抗和主體確立的支柱，將尼爾的死本能激發，制造了最終的悲劇。
我們在這里看到的是，基廷老師，學校，詩社的學生，包括尼爾父親的客體關系結構的對抗性與使用-被使用的聯結。學校作為一個擁有最廣泛、最具有歷史合法性的道德律令和強大的道德工具的虛構性實體，成為了包括基庭老師在內的所屬學生的大他者，也是這一集體中的有機整體的締造者和合法運作者。當然這個大他者秉承的倫理結構是傳統的，卡農式的，它必然是以強調傳統、規則、秩序，遵從精英主義道德律令，反對享樂、放縱、多元的反傳統和個性解放的。在這樣的普遍秩序中，基庭老師就成為了那個“格格不入”的存在，當然，這個“格格不入”也正是存在鏈中的盈余，也就是主體的浮現。在這個層面上，基庭老師的高度自我意識水平是毋庸置疑的，而問題恰恰在于基廷老師的虛弱自體，他既無力與普遍秩序對抗（可以在電影里看出，他也沒有對抗的意愿），也無力成為一個能夠充分訓導和作為驅動學生自我功能的大他者。基庭老師開始在這個困局中處理自我主體盈余的調停的兩個進程，一個是制造一個以自己為能指的大對體，而自己占據了這個大對體的客體-工具位置，這是一個非常隱秘的大對體的制造，并將作用范圍壓縮在了詩社之內，這樣巧妙的在學校（以及尼爾父親）這樣的大對體的壓抑之外開辟了一個私人空間；二是對學生的使用，將自己的（因符號性被閹割而創傷的）理想傳達給了學生，利用學生的年輕氣盛與強大的情感力量為自己提供補償，這一調停進程裹挾在前者里，具有了十足的偽裝性。這樣一來，基廷老師就利用了自己非完整的人格力量在學校這樣的大對體陰影之下開辟了一個小小的呼吸空間，對于主體意識備受壓迫的學生來說這個呼吸的私人空間簡直就是釋放自我的天堂——盡管它同樣被大對體所制造，而這一大對體正是“及時行樂。”由基廷老師派生，卻由他曖昧性的占據了這一大對體的客體-工具的位置（如果沒有第二層對學生的使用，這一行為就可以不被視為性倒錯式的。而是真正的主體性大對體，不過，隨后而來的沖突和災難也否定了這一點）。基廷老師與學校這一大對體的關系也同樣的曖昧，基庭在這里不得不與學生一樣遵從于大對體的權威，而他過于盈余的主體和補償性的創傷動力學又將他自己推向了對大對體的制造，基庭老師的中間階層地位面在對上和對下的擠壓和補償中制造了一個“雙重假自體”。（基庭這樣的社會階層位置有個非常以之相對的名詞：布爾喬亞）我們是否可以這樣大膽的推斷，基庭的死亡詩社，是不是一種對學校這個大對體的超我的惡的投射性反轉？他成為了曾經壓抑自己的大對體（當然，相對于學校這個大對體，基廷老師這個大對體在自我意識的確認與獨立主體成長要積極的多）。當尼爾的死宣布這種曖昧狀態的終結的時候我們依然沉浸在了對學校和尼爾父親這個大對體的憎惡與對基庭老師這個大對體的憐憫之中，這也正是那個將革命作為基調的時代（如果我們也有這樣的情感傾向，那么說明我們一樣處于這樣的時代的小尾巴里）的寫照，也夾雜著一種對失敗者的惋惜。基廷老師是個悲情英雄，是個優秀的教育者，也是一個不合格的點燈人和失敗的精神父親。
艾費多與卡農式的父親
那這樣來說，在電影季前半段的電影中，最適合作為精神父親的非《天堂電影院》里的電影放映員艾費多了，他承擔的早已不再是簡單的填補主角多多的空缺的父親位置的角色。而是孩子稟賦的發現者，孩子的習得的挫敗的鼓勵者，孩子迷茫的指引者和孩子成長的游戲玩伴，一個溫情而又堅實的大對體，激活自我功能的超我，點亮并且持久的支持孩子的主體戰勝本能的懶惰和躲避，本我的幻想和未被訓導的欲望。他更像是一個溫和包容的威爾頓預科學院或者堅定無私的基庭老師，用這兩者來喝艾費多比較是為了闡明相比于淵博的知識和精英階層的視野與資源，父親的精神更可貴的表現是在人格結構健康與強健之上，這一點，艾費多更適合成為一個現代的卡農式的父親。
這兩部電影都精妙的以一種離別結尾，我們看到的都是對一個父親形象離去的哀悼與精神繼承，哀悼是對歷史的凝固和認同，這個認同也反射給了我們自己。無論這個父親是堅實還是虛弱，是機智還是憨厚，眾人敬仰還是默默無聞，他們傳承的勇氣、力量、開拓和堅守依然在繼續傳承著。結束哀悼，更年輕的一代踏向未知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