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戲劇家和翻譯家楊絳女士，昨日以105歲高齡辭世，馬上引來了媒體和許多網友的哀悼。朋友圈里，循例升起點點燭光。不管有沒有讀過她翻譯的煌煌巨著《堂吉訶德》，以及她晚年真情流露的散文集《我們仨》，各種真假版本的“百歲老人語錄”，都以心靈雞湯的方式蔓延散播開來。我一位在公司上班的朋友，告訴我上班時間老板準假，讓他去書店買了《圍城》、《走到人生邊上》等幾本錢鐘書楊絳伉儷的代表作。只要有哪位名人去世，老板的書架上就會多幾本應景圖書。
我看到網上最惡毒的一句話，是“你的問題在于讀書不多，但給過世作家點的蠟燭太多”，這句話戲仿了老人生前說過的話。但我以為，不能對大眾苛責過多，畢竟，我們總是以自己的某些成見、以自己所處的時代，來感知世事的變化和歷史可能的樣貌，這一點，大概無人能自外于此。眾人想象中，楊女士出生于晚清，一生大風大浪，肯定有許多人生感悟與見解。因此有偽托者編造出，“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后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這類話，說這是楊女士的人生感言，一時風行于朋友圈，也好理解。我敢打賭，這句話就算編排到其他去世的百歲老人身上，信的人也會為數不少。
但是，讓普通人擺脫廉價的感動，接觸到逝者更多的歷史信息，卻是媒體應負起的責任。因此，當我看到有媒體把楊絳譽為“最偉大的遺孀”，以“最賢的妻”為標題報道她的一生，有點坐不住了。我看過國外一些報紙上的名人訃聞，配偶的信息一般放在文末，為讀者了解情況而做簡要交代，把“錢鐘書夫人”列作逝者頭銜，這是不可想象的；作為公共生活的報道者，也是不合適的。翻遍當年錢鐘書先生去世時的報道，無一例把“楊絳丈夫”列為逝者頭銜。這就是輿論對于女知識分子的區別對待。
“最才的女，最賢的妻”，這是錢先生對妻子的褒揚，夫妻之間的私下評價，這很平常。但把前一句省略，只留下后一句，作為一位著名作家和學者一生的公共角色定位，實在是莫名其妙。而且，世人只知“最賢的妻”，卻不見得知道這句話是在怎樣的情形下說出來的，楊絳反過來又是如何評價錢鐘書?？箲鸬陌四?，楊絳在小學教書，一邊寫劇本貼補家用，憑《稱心如意》《弄真成假》等幾部劇作飲譽上海，可以說，成名比夫君更早。用楊自己的話說，錢鐘書留在上海沒個可以維持生活的職業，還得依仗幾個拜門學生的束脩，“他顯然最沒出息”。
當然，這句話帶有幾分玩笑性質。即便在那樣困頓的歲月里，楊珍惜夫君的才華，主動攬下養家糊口的重擔，才有了錢鐘書的《寫在人生邊上》《談藝錄》《人獸鬼》，以及《圍城》。世人偏愛楊絳晚年憶述家庭生活的文字，以才子佳人、紅袖添香的刻板印象，來包裹楊絳的一生，忽略了她作為獨立的個人，在事業上曾經的巨大成就，實在有失公允。
我覺得，從楊絳的去世，可以看出這個時代，對女性知識分子的想象之窄化、感受力之蒼白、表述之貧乏。而今，像楊絳一樣，以“先生”為稱謂的一代名人，很多都去世了。如何避免以這樣那樣的標簽，還原知識分子個人歷史的原貌與復雜性，重塑社會對逝去公眾人物的感受力，這都是需要重視的問題。
——轉自網絡《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