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

1

李叔同是1912年來到浙江省立第一師范的。

這位“二十文章驚海內”，同時開拓了中國近代戲劇、音樂、美術三大領域的前衛大師異常驚艷，立刻就吸引到了比他小六歲的夏丏尊。

第一師范的老人夏丏尊心折之下，一再驚呼：

“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的不僅是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

他是一尊“佛像”，光彩燦然。

而李叔同對他這位后來有著名文學家、語文學家、出版家、翻譯家、教育家之稱的同事、小弟，同樣傾心不已。

高而瘦的李叔同才氣縱橫，行事果斷，溫而厲，自有一種特殊而高華的混合氣質。

稍胖的夏丏尊多愁善感，操心命，憂國憂民憂家憂友憂學生，天生的半屈原半黛玉類型。

可那時的他們在一師校園，杭州西湖，卻仿佛一對情侶。多年以后，他們即便一個在天之涯，一個在地之角，一個已出家為僧，一個仍掙扎于俗世，也還是“此情綿綿”。

這樣的“傾城之戀”，奇特組合，很令人費解，但或許，僅用他們的兩首詩，就可解惑。

（夏丏尊）

2

李叔同當時大多住學校宿舍，而夏丏尊則在杭州彎井巷租了幾間舊屋。那屋子雖破，窗前卻有一株梅樹，因此夏丏尊便給它起了一個極雅的名字：“小梅花屋”。

夏先生的詩一向很少有人提起，但非常不錯，他當年為這小屋所作的那首《金縷曲》，句子很美，情趣畢現。

“已倦吹簫矣。走江湖，饑來驅我，嗒傷吳市。租屋三間如鋌小，安頓妻孥而已。笑落魄萍蹤如寄。竹屋竹窗清欲絕，有梅花慰我荒涼意，自領略枯寒呋。

此生但得三弓地。筑蝸居、梅花不種，也堪貧死。湖上青山青到眼，搖蕩煙光眉際。只不是家鄉山水。百事輸人華發改，快商量別做收場計。何郁郁，久居此。”

這樣的一個夏先生，是一生也難“別做收場計”的，熟料李叔同卻反而支持，曾為他作了一首這樣的《玉連環》：

“屋老，一樹梅花小。住個詩人，添個新詩料。愛清閑，愛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

兩個人當年經常會到西湖湖心亭品茗清談，有時候只因為學校有所謂名流來演講，也要逃到這里。這類事，他們是從不參加的。

多愁善感，無事不憂的夏丏尊，同時也淡泊名利，心存自然，是心靈詩人，屈原與陶淵明的合體，這一點，李叔同不但懂得，也與之相得。

君子之交在于知，在于懂，在于同，此所以當年伯牙荒野彈琴，子期一聽嘆為“巍巍乎志在高山”，再聽嘆為“洋洋乎志在流水”。李叔同、夏丏尊之交，無疑也正在一個“善哉，子之心與吾同”。

這同，是心同、意同、情趣同、志趣同、人格同，甚至也是才氣同。他們因同而知，因同而懂，也因為知與懂，互相熏染，越發趨同。

這是世間少有的君子情戀，高潔深遠，既是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也是嵇康的“廣陵散”。

（豐子愷）

3

橫跨文學、繪畫兩界的大師豐子愷，在13歲時，就接觸到李叔同的歌了。

那一年學校組織學生宣傳國貨，他和同學們曾排隊上街，一路高歌：

“……國是世界最古國，民是亞洲大國民，嗚呼，大國民！嗚呼，惟我大國民！……誰與我仗劍揮刀？嗚呼，大國民！誰與我鼓吹慶升平？”

但他那時并不知道這首風靡大江南北的《祖國歌》是誰作的，也完全想不到此人后來會成為他的授業恩師、心靈導師。

四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績從崇德高等小學畢業的豐子愷，應該很慶幸自己從全部錄取的三所學校中，選擇了省立第一師范。他也該感謝母親，感謝命運。

把他推向兩位民國大師，讓他的生命，從此有了中國第一流的藝術，第一流的格調，并有了黃鐘大呂、高山流水之音的，正是母親的意愿，第一師范的吸引，和命運之手。

豐子愷初到一師，本是奔著國學、古文來的，他首先遇到的是國文老師夏丏尊。

夏先生看到學生玩狗，會說，為啥要同狗為難。看到學生花錢，會說，銅鈿少用些。等學生們放假，他又會跟在后面喊，早些回來啊，勿可吃酒……

舍監很麻煩，沒人愿意做，但夏先生卻自告奮勇，毛遂自薦。

他的關心無處不在，學生們無論什么事都愿意找他。他也勇于承擔，學生們任何合理要求，他都會說成是自己的意見，不厭其煩地，去跟校方交涉、爭取。

他是豐子愷們的“媽媽老師”。

豐子愷最初并不重視藝術課，同學們也不重視，他們第一次上李叔同的課，唱著、喊著、笑著、鬧著，全沒當回事兒。但是等進了教室，卻瞬間安靜，就連最調皮的學生，也從此不敢搗蛋。

李先生早端坐在課堂上了。前額寬廣，鳳眼細長，鼻梁隆正，一身黑布馬褂的李叔同自帶威嚴，只一眼，就能讓一切聲音消失。

李叔同對藝術是嚴肅認真的，教學也嚴肅認真，他很快就用他深厚廣博的學養，為學生們打開了一個藝術的、情趣的世界。

藝術課因他有了不同的滋味，藝術也因他成了一門學問，他是學生們的“爸爸老師”。

李叔同在第一師范有二大代表作，一個是豐子愷的學長，著名音樂教育家劉質平，一個就是豐子愷。

他的授徒如他本人一樣傳奇。

4

1912年，劉質平作出人生第一首曲子后，李叔同看過，注視許久，默然許久。劉質平正惴惴不安間，李叔同忽然起身。

“今晚八時三十五分，赴音樂教室，有話講。”

那夜狂風大作，大雪紛飛，劉質平按時赴約，卻見教室內無聲無光。他以為老師沒到，只好在風雪中等候。

約十分鐘后，教室燈光忽然大亮，李叔同手持一表走出——這表，他平時上課時放在琴上。好，你很準時，回去吧。

準時，意味著守信，能在狂風大雪中站立那么久，說明虔誠能吃苦，而劉質平前面的作品，則說明他有天賦，足堪造就，劉質平就這樣列入李叔同門墻。

沒有夏先生我不會學文，沒有李先生我不會學畫，而豐子愷從李叔同這里看到的，則是另一種情形。

李叔同教琴，你得“還琴”，也就是你要把你學到的，彈給他聽，“還”回來。

豐子愷“還琴”時，李叔同遠遠而立，你一旦指法不對，用錯一根手指，按錯一個琴鍵，他立刻就能知道，立刻就會讓你重來。

你若一再通不過，他就會讓你下次再還，直到成功為止。

李叔同是極其嚴厲的，但他也絕不吝嗇贊美。

豐子愷因為李叔同愛上了美術，他的畫很快在同學中出類拔萃，有一天晚上，李叔同忽然把他叫住。

很好，你的畫進步很快，我的學生中，還沒見誰有這樣快速的進步！

這話仿佛神諭，后來的豐子愷說，我就是因此“大變方向”的，這句話徹底改變了我的一生，如果我相信算命，那它就該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一個關口。

李叔同一旦肯定，那就是真肯定，這就是要收徒了，聰明的豐子愷心領神會，從此就開始跟著李叔同大吃小灶，接受更嚴格、系統、深入的培養。

他們的師生情最初就是在這種吸引和敬畏中建立起來的，然后他們又因為心同，逐漸打破了師生界限，結成君子交。

（豐子愷畫作）

5

杭州西湖湖心亭的品茗清談很迷人，有一次，夏丏尊說，我們這種人，是應該出家做和尚的。

誰也沒有想到，當初說這話的人一生塵緣難了，當初聽這話的人，后來卻真的做了和尚。

李叔同的決斷力、行動力向來至大至強，有時候近乎荒謬，他和夏丏尊在這一點上截然不同。

那年學生宿舍丟了財物，夏丏尊無計可施，李叔同立刻出招：你去發布告，讓學生自首，就說三日內無人自首，說明舍監誠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

那要是感動不了，沒人來呢？夏丏尊問。李叔同說，真沒有，那就只有真自殺了，不然就無效力。

頗有點殺伐決斷之氣的李叔同后來出家，看似與那個斷食事件有關，其實遠不如說是早有傾向，深埋佛根。這種心的隱秘，誰也難以破解。

時間大概在1916年夏，夏丏尊有一天從一本日本雜志上看到一篇介紹斷食的文章，很感興趣，立刻跟李叔同說了。

斷食能夠去惡德，使身心更新，生出偉大的精神力量，釋迦、耶穌等都曾有過這種修煉呢。說者只是心向往之，而聽者立刻躍躍欲試。

李叔同在周末、假期，一般都會去上海海倫路跟日本妻子團聚，但是這年年底，他經葉品三介紹，卻偷偷去了虎跑寺。他在那里一住一個月，斷食竟達十七天之久，開學后好幾天才回來。

終于回來的李叔同自稱欣欣然，就像他在《歸燕》歌中說的那樣：“呢喃，呢喃，呢喃，呢喃，不如歸去歸故山”，到此時才知道的夏丏尊驚異而不滿，你為什么不告訴我，自己玩？

李叔同回答，你是能說不能行的，預先讓人知道，難免大驚小怪，生出波折。

夏丏尊苦笑，他大約從那時起，就預感到“大事不好”了：俗世將失一位才子，佛界當增一位高僧，他與摯友，將為一道佛墻阻隔。

（馬一浮）

6

號稱“千年國粹，一代儒宗”的馬一浮，那時正在杭州延定巷做閑云野鶴。風聲雨聲難入耳，唯有讀書治學。

這位學貫中西的大儒，對佛學也鉆研極深，三藏十二部統統讀過，還自有一個“儒佛通攝說”，這招得儒學家、國學家、佛家都拜他為大師，都將那陋巷當做寶地。

李叔同跟馬一浮是老相識，只是之前并無深交，但他打斷食之后，也突然開始不斷往馬一浮家跑。

馬一浮的學問一般人懂不了，但李叔同懂，他和詩畫書文冠絕一時，還精通多種文字，并后來也成為一代高僧的蘇曼殊，都曾高度評價過馬一浮。

蘇曼殊說：馬一浮無書不讀，談論娓娓，可以使人忘饑。聽馬一浮說話，那是不吃飯也行的。

李叔同說：馬先生生而知之。假定一個人一生出來就讀書，每天讀兩本，還能背誦，到他這個年紀，也差了太多。

李叔同說這話時，曾食指、拇指張開，表示那書就這么厚，這實在沒法不讓人驚為天人。

大胡子的馬一浮，國學、佛學、西學之外，還精通音律，擅長書法，家有古琴，他的人格、趣味也跟李叔同相近，這未免使李叔同更加傾心，于是那之后，他就被馬一浮越引越深，越引越遠。

他有時候還會帶著弟子豐子愷去，只不過那時的豐子愷，對那些“楞嚴”、“圓覺”之類，大都一頭霧水，他只覺得馬先生頭大而圓，如果不是身體這樣矮胖的話，一定負載不起。

17年下半年之后，李叔同宿舍里的經書漸漸多起來，那大多是從馬一浮那里借來的。他的房間里還終于出現了一尊佛像，終日青煙裊裊、虔誠禮拜。

這年年底，李叔同又是去虎跑寺過的年，不用說，他是注定要讓他那日本妻子，感受到“慈悲對世人，為何獨傷我！”的蝕骨、刺心了。

7

李叔同的皈依，是在次年的正月十五，他寫信給弟子劉質平說，我是受了馬一浮大士的熏染。

但他那時還只是居士身份，因為他還有教期未了，豐子愷的教育沒有完成，他得負責任。

夏丏尊那時候看到這種情形，懊悔不已，自責不已。

我不介紹那篇斷食文章就好了。他三番五次要離開杭州，我不阻攔就好了。都是因為我，他對我的愛，早超出一般友誼之外。

李叔同那幾次拒絕聘書，的確都因為夏丏尊，但他是否沒了斷食體驗，杭州那種佛教環境，馬一浮的影響，就一定不會“世味日淡”了呢？這可難說。

信仰的事不同于名利之事，夏丏尊無可奈何，他有一天心憂失去好友，終于忍不住說了一句：這樣做居士不徹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他哪知道李叔同早有此意，只是一直不好跟他說，這一下，李叔同算是有了借口。他以后出家成功，動不動就跟人說，幸虧我的朋友夏丏尊，此恩永不相忘。

1918年6月，李叔同完成課業，又給豐子愷找到幾位好老師，終于開始行動了。

他把油畫作品贈給了北京美術學校，把筆硯碑帖送給了書法家周成德，把金表、折扇、書法作品等留給夏丏尊幾個，把衣物書籍留給豐子愷、劉質平幾個，把玩好之物留給陳師曾……

“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

但是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事后才知。七月二十二，李叔同在他出家的最后那晚深夜，曾點燃蠟燭，留下了他在俗的最后一副書法作品。

那是他一年前答應同事姜丹書，早該為姜丹書母親完成的墓志銘。

德在藝先，“要做一個好文藝家，必先做一個好人”，李叔同如此教導弟子，也如此身體力行，他博愛光明，信守承諾，不留一絲遺憾。

李叔同寫完之后，將筆一斷兩截，飄然而去，第二天，等姜丹書聞訊趕到時，李叔同室內只有一書一截筆一殘燭，那書是“直闖魏室”的驚世之作。

李叔同倒是“私心大慰”了，可其時的夏丏尊正在上虞老家度假，他回來后才知道。夏丏尊一聽就蒙了，立刻跑到虎跑寺問罪。

不是說只做居士，不出家的嗎？

光頭的李叔同微笑，你不是說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嘛……

夏丏尊終于無可奈何，那我吃素一年，盡力為你護法吧。他后來說，因為李叔同，他再也不敢質疑佛家，說半句“壞話”了。

8

李叔同的出家，與另一個人也多少有點關系，此人是馬一浮的朋友彭遜之。

彭遜之的出家，由他跟馬一浮的研究《易經》而起，他經過推算，認為只有出家才能免于憂患。他后來推算下去，還曾跑到錢塘江自殺，所幸被人救起。

馬一浮認為修行不一定非要出家，他對這種出家就更加反對，只可惜苦口婆心，全無效果。

彭遜之丟下的妻兒，一直是馬一浮照顧，直到他兒子長大能夠自立。彭遜之自殺不成之后，無人照顧，又是馬一浮自覺承擔，但這些事李叔同當時并不知道。

人家是一修即悟啊，那么虔誠有行動力，李叔同只有佩服得不得了。

但是當李叔同出家的時候，馬一浮就不同了，他曾親去靈隱寺看望，并送去高僧著作，以示尊重、敬重、祝賀。

李叔同是一層層上樓的，他的心與眼睛，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他有更高層次的追求，最為虔誠，自不可與一般俗人同日而語。

李叔同出家之后，云游四方，1925年曾到寧波七塔寺，當時夏丏尊也正在寧波，聽說后立刻趕了過去。

李叔同名氣之大，當初曾令弘祥法師不敢收他，但他此時在水云堂，卻與四五十個僧人打通鋪，住在下層。

破席子卷破鋪蓋，又黑又破的毛巾，吃的是蘿卜白菜，有時還咸得要命，夏丏尊見了幾乎落淚。但李叔同卻甘之如飴，什么都覺得好極了。

雨天李叔同不讓送飯，他說他有木屐，可以自己走著去，說得木屐好像非常了不起似的。這一切都把夏丏尊感動了。

人家說他是受苦，可我覺得在他是享樂，你沒見過他吃蘿卜白菜時的喜悅。

像他這樣的人，是經歷無量數劫種了善根的。我以前對他不安，對他負責任，不但是自尋煩惱，也是一種僭妄。

9

李叔同出家后，也把豐子愷托付給了夏丏尊。這其實是不必要的事，他主要是想讓豐子愷跟夏丏尊學習日文。

豐子愷1919年畢業后，曾先與師兄劉質平等人在上海辦校，后來為深造，又去日本學習了一段時間。

那是1921年，他出國前，曾專門到杭州找李叔同辭行。

而那時的夏丏尊，依然在為中國教育竭心盡力。

1919年的一師，受新文化運動影響，學生們在祭孔上與校方發生了沖突。教育廳要求開除部分學生，校長經亨頤不答應，他說學生沒教好，那是教育者的責任，開除學生違背教育的宗旨，這辦不到。

教育廳震怒，一再施壓，經亨頤掛冠而去，于是夏丏尊等教育界名人，集體跟隨辭職。

他此后先在長沙任教，后又于1921年，去了經亨頤在白馬湖自辦的春暉中學。那所私立學校人才濟濟，朱自清、朱光潛、俞平伯、劉叔琴等都在，主持日常工作的夏丏尊，之后還把弟子豐子愷請了過去。

豐子愷在日本并沒有待多久。

他們當時還曾合辦了一個《春暉》雜志，豐子愷的畫作就是由此走出去的，民國著名的白馬湖作家群，也正誕生在此時此地。

那么一大波志趣相投的風流才子，一起辦教育，一起醉心藝術，一起吃酒談天，何等愜意。豐子愷在這里不但有同道之樂，也經常得到提點，尤其是夏丏尊（他書畫上的見識也是非凡的），真是如魚得水，只可惜好景不長。

1924年，因經亨頤不在學校，夏丏尊這些開明派又因一個學生，與勢力很大的保守派開戰。

學生黃源戴氈帽上體育課，保守派老師不準，還要開除，這點小事因觀念意氣之爭越鬧越大，學生罷課，夏丏尊等辭職，他們那一撥隨即又另擇寶地。

這弄得專門來看他們的李叔同白走了一遭。

10

為教育，為理念，為學生，一再不顧自身的夏丏尊等人這次到了上海立達學園。“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立達，來的不只是當日那些才子老師，還有大批跟隨而來的學生，它無疑是白馬湖理想的繼續。

這一次，我們還見到了更多大師的名字：茅盾、葉圣陶、鄭振鐸、胡愈之、夏衍、陳望道、劉大白……

豐子愷作漫畫，是夏丏尊慫恿的，而鄭振鐸的品評、推薦，則使他的漫畫名氣暴增，風靡全國，這是豐子愷進入中國藝術殿堂的關鍵時刻。

他的漫畫自成一家，而他的為文，則從此得以與夏丏尊、朱自清并列，稱為白馬湖作家群的當頭三馬。

夏丏尊為培養他真是大費心血。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酒盡余歡，今宵別時寒……”這是李叔同那首膾炙人口的名作《送別》里的名句，讀來悵然。

但李叔同、夏丏尊、馬一浮、豐子愷四人，雖然不時零落，卻并無別時之寒，他們一生都在互相遙望，互相追尋，但得只言片語，偶然一會，就可把酒盡歡。

那些年，他們書信來往不斷，誰也無法忘記誰，就是出家為僧的李叔同，也不例外。

李叔同最掛念的，到底還是夏丏尊、豐子愷，1926年，李叔同一紙數字相招，夏丏尊、豐子愷立刻登上火車，趕往杭州。

去六小時，回六小時，一場短暫的見面之后，豐子愷激動萬分。

“這次來杭，我在弘一師的明鏡里約略照見了十年來的自己的影子了。我覺得這次好像是連續不斷的亂夢中一個欠伸，使我暫離夢境；拭目一想，又好像是浮生路上的一個車站，使我得到數分鐘的一個靜觀。”

豐子愷已經六年未見恩師了，弘一大師神力無限，僅短短一面，就讓豐子愷又進了一個新的境界。

那是氣象與人格的牽引、映照，大歡喜般的另類超度，除了李叔同，誰也給不了。

（豐子愷藝術展）

11

當年暑假，弘一帶著弘傘忽來上海，兩個大和尚忽然出現在校門外，他們是專門來看豐子愷。

這一次李叔同談起了自己的身世。

父親六十八歲有他，母親在他二十六時去世，他自稱二十歲到二十六歲，是他最幸福快樂的時光，之后便是不斷的悲哀與憂愁，直到出家。

他是庶出，五歲喪父，二十六喪母，母親不在時，他正出去買棺木，回來時人已不在。他從此就身如飛絮，生無所寄。

這是一篇很好的小說題材，大師說完這話，當晚就去了廬山。

1926年秋后，李叔同從江西回來，有段時間一直住在豐子愷家。他給豐子愷的小屋起了個名字，叫“緣緣堂”。

那是豐子愷一連兩次都抓了個緣字而起的，但意味深長。一切的一切，都是緣。

1927年秋，李叔同又來“緣緣堂”住了一個月，他為豐子愷取了一個法名“嬰行”，這意味著豐子愷也皈依了佛門。

此后豐子愷出畫集，馬一浮寄來題詞，曾說，“藝之獨絕者往往超出意識之表，乃與嬰兒相近”，他和李叔同都對豐子愷的為人，“心甚奇之”。

李叔同早先有名“李嬰”，夏丏尊是赤子之心，馬一浮也本性自然，他們哪一個不是“專氣致柔復歸于嬰兒”？

豐子愷是李叔同俗世弟子、朋友中，唯一一個追隨他，皈依佛門的人，李叔同非常欣喜，那段時間，豐子愷無疑為李叔同代言人，凡要跟李叔同見面的，都得經他遞轉。

帶仙氣的大和尚李叔同（葉圣陶語），1927年后，與弟子豐子愷最熱衷的事，是弘揚佛法，宣傳護生，豐子愷一系列的《護生畫集》，就因此產生。

四君子其實都有參加，夏丏尊曾幫助出版、寫序，馬一浮也曾寫過序言，不斷指點、評點。

畫集影響巨大，被譯成十五種版本，暢銷海外，但也曾遭到譏評。

理解者說悲憫，嘲諷者說荒謬，柔石曾經撰文，說豐子愷也是吃雞蛋的，他應該畫一個人吃雞蛋，一只雞在旁邊說，我的蛋。柔石認為這是一種矛盾與欺騙。

但豐子愷回應：“掩耳盜鈴”，并不傷我們的慈悲之心。

此后抗戰爆發，曹聚仁也有微詞，豐子愷再次回應：

護生就是護心，救護禽鳥魚蟲是手段，倡導仁愛和平是目的。我們為什么要殺敵？因為敵人不講公理，侵犯我國，違背人道，涂毒生靈。我們是以殺止殺，不是鼓勵殺生，是為護生而抗戰。

我們并非愛惜螞蟻，或者想供養螞蟻，只是不想這一點殘忍心擴而充之，將來變成侵略者，用飛機載了炸彈去虐殺無辜平民。讀畫集，應體會其理，不可執著其“事”。

李叔同恰也曾反復書寫過此句：“學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他的解釋是：“佛者，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

那些年，他一直處在憂憤之中，他的圓寂、殉教，未知是否也與此有關。

12

1928年，文化界還曾發起一場募捐，專為了李叔同。

夏丏尊、經亨頤、豐子愷、劉質平等人，因感于李叔同十多年來居無定所，太過辛苦，打算為他在白馬湖修建一所常居之處。

“晚晴山房”最終在1929年夏建成，李叔同很喜歡，但他并沒有常住，那違背他云游四海，傳經布道的宗旨。

這十幾年，四君子中只有馬一浮沒有動窩，就是梁漱溟、熊十力、竺可楨、陳百年等輪番來請，哪都可去，他也不為所動。

1931年，豐子愷終于有機會再次踏入大師家中。他一則是為李叔同所托，來送兩塊印石，一則是多年未見，心中想念。

其時李叔同已經年老體衰，按他對夏丏尊的說法，那也是訣別之意。他那時候已基本不大肯見人，因此曾告訴夏丏尊，以后有誰找你或子愷，就說我不再見客、通信。

老屋依舊，馬一浮也依舊目光炯炯，笑聲朗朗，這與李叔同、夏丏尊的情狀迥然不同，就是與豐子愷也大不相同。

豐子愷當時因母親去世，情緒非常低落、頹唐，還蓄起了胡須，但是他只跟馬一浮談了一個多小時，就精神大振。

出門來，豐子愷心情愉快，見一輛黃包車，價都不問，跨上去就飛奔而去。其實馬先生不必跟我講什么無常，我一見他的顏色，就心頭亂麻頓開。

1933年，豐子愷再次見到馬一浮，馬一浮已經須發變灰，但臉上顏色依舊不改。那時的豐子愷已在老家建起一座中國風的庭院，那是新的“緣緣堂”，那三個大字正是馬一浮題寫的。

在家的五年，是豐子愷創作的盛產期，他直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才戀戀離開。

當時馬一浮已移居浙江桐廬，曾來信問他情況，他立刻追隨而去。

抗戰之后，以“臨江多悲風，水石相蕩激”遍告友人的馬一浮，給了豐子愷極大的力量，他自稱他的追隨，是奔著有新鮮空氣的地方去。

接下來，豐子愷在桐廬，與他的又一個精神導師馬一浮朝夕相處達一個月之久，整天談天說地，談古論今，談國學，談文學，談音樂，談繪畫……那簡直是無所不談。

這之前，他一小時是必得抽三四支煙的，但這時候，他常常會忘了吸。

“我的心被引入高遠之境，吸煙這種低級欲望自然不會起來了。”

這莫非就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大化之境？

豐子愷本來是將馬一浮比作“麟鳳”，“將求麟鳳向天涯”的，此后若非日寇迫近，大家只得各自逃難，他決不會離開。

但分開，不等于心不追隨，而且他還有很多機會。

（馬一浮書法）

13

1938年初的豐子愷，在長沙、漢口，參加了抗戰文藝宣傳，馬一浮也終于出山，做了浙江大學的客座教授，專講國學。

38年6月后去了桂林教學的豐子愷，還曾專門為馬一浮找房子，把他接來，而39年在浙大教學的馬一浮，也曾花掉二百法幣，為豐子愷買房買地，要他到浙大來。只是豐子愷到達時，他已去四川，辦起書院。

弘揚中國文化，搶救中國文化，這也是一種抗戰，就跟鄭振鐸不遺余力地搶救中國古籍，避免它們失落毀壞，或者落入日本人之手一個意義。

此時的四君子真正是天涯海角，零落四方，但佛家、儒家、教育家、文學家、畫家，卻都在為了國家盡其所能。

大藝術家、大學問家，也一般都具有大人格。

夏丏尊1936年曾被推舉為中國文藝家協會主席，這是他道德文章的一次公認。他因為沒有關系，又年老體衰，抗戰時期一直住在上海。

隨著淪陷區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夏丏尊越來越牢騷滿腹，但他還是堅持教學、寫作、讀書。

他教書時需要換坐電車，步行一大段，一般都是手提一個白手帕扎好的書包，端坐在鬧哄哄的三等車廂。熟悉他的于在春說：“這真是一尊抗戰期中艱苦文人的不朽塑像！”

狂漲的物價，使夏先生的孫子孫女相繼輟學，他自己也更加困難，有一段時間，夏先生很“病態”，懷疑知識，懷疑一切。

但是當1943年冬，他被日本人逮捕時，卻依舊堅韌、貴氣，無論日本人如何威逼利誘，都拒絕合作。

兩個多星期的“留置”，對他的摧殘可想而知，這位寧死不要富貴的可敬老人，被內山完造救出后不久，就因嚴重的肺病，幾乎不起。

1944年，留在上海的于在春也曾被捕，夏丏尊曾積極營救。他因為擔心，還曾前去于在春家中探望。

老人上個二樓，都要喘息一陣才能說話，后來于在春出獄，從妻子張淑祥口中得知，唏噓不已。

抗戰勝利那晚，上海一片歡騰，誰都不知道消息從哪而來，于在春曾去找夏丏尊探問，夏丏尊說他是聽羅宋人說的。

那一夜不管真假，夏丏尊都跟年輕人一樣，一夜未睡，他在屋外走來走去，怎么也冷靜不下來。

抗戰之后，夏丏尊一度斗志重現，但很快就感到失望，被身體打垮。

夏丏尊是1946年4月23日去世的，葉圣陶曾聽到他最后一句“牢騷”：“勝利，到底啥人勝利，無從說起！”

葉圣陶說，他的眼神帶著他平生的悲憫，我永不能忘，豐子愷說，中國的孩子氣太少了……

但是如此而去的夏先生，還先得為摯友李叔同的圓寂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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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子身處天涯海角，一直書信不斷，三位年長的大師，始終很掛念豐子愷，豐子愷也掛念他們。

夏丏尊偶爾會說到困境，但大多數時候在騙豐子愷，說他一切尚好。他也依舊在不斷地給弟子的繪畫，提出高卓建議。

豐子愷在1938年還曾想供養李叔同，但李叔同婉言謝絕。在俗的夏丏尊都不肯拖累弟子，他的需要就更加無多。

1937年5月，李叔同曾到青島弘法，淞滬之戰進行得激烈時，他又曾在轉去廈門途中，順道赴上海看望了夏丏尊。之前，他早已從旁人那里仔細問過夏丏尊的情況，一句一聲阿彌陀佛。

當時的上海炮聲隆隆，戰火紛飛，李叔同端坐念佛，鎮定自如，這看得夏丏尊佩服萬分，但他實在無法效仿。

那一次夏丏尊要求李叔同留照存念，李叔同答應了，夏丏尊隨后給豐子愷寄去一張，這就是李叔同最常見的那張慈像。

李叔同早曾跟豐子愷說過圓寂之念，但他跟夏丏尊談得最多。

夏丏尊曾說，萬一你有不諱，我什么都不懂，怎么辦？

李叔同笑，我已寫好遺書，到時會交給你。若你不在，我會請你家里人電你回來，你一切照辦就是。

沒想到，1942年10月31日，夏丏尊還真收到一封遺書，只是上面并無交辦之事。其中那句“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正是他們關系的真實寫照。

李叔同晚年基本都在福建，當廈門危險時，各方都曾勸他離開，但他卻只有一句：“為護法故，不怕炮彈。”

他甚至還曾說過：“吾人吃的是中華之粟，所飲是溫陵之水，于此時不能共紓國難于萬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

李叔同其實圓寂于10月13，他給夏丏尊的信是事后而發。他先幾日就開始斷食，只喝開水，并另有遺書，一切托妙蓮法師一人負責，無論何人，不得干涉。

但他在這期間仍舊有不少書法留下，這都是他以前答應過別人的。

大師的圓寂是中國文化界、佛教界的一件大事，各處反應極大，而夏丏尊、馬一浮、豐子愷，更是悲痛萬分，各有不同表現。

（李叔同紀念館俯瞰如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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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丏尊收到遺書后即去打探，消息確定后，悲極而泣。

作挽聯寫悼文，這是必然之事，他還曾不顧自己的身體，接連發起了好幾場紀念活動。

“綜師一生，為翩翩之佳公子，為激昂之志士，為多才之藝人，為嚴肅之教育者，為戒律精嚴之頭陀……”

這是夏丏尊為那本集合了文化界、佛教界八十多篇回憶文章的《弘一大師永懷錄》，所作的序言中說的話。

李叔同出家后的書信基本都靠夏丏尊轉寄，就連給弟子劉質平、豐子愷的也基本如此，這種情誼，這種相知，無人可以替代。

馬一浮當然也曾寫文悼念，這里最奇的是豐子愷。

消息傳到，他沒有流淚，先是眼望長空沉默許久，然后就開始為恩師畫像，分送各處。此后，他為完成恩師志愿，全身心地投入護生集系列繪畫。

他直到43年3月才有話語：“我的驚惶與慟哭，在確定他必死的一日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做過了。”

47年，他稱恩師是“十分像人的一個人”，自己對他崇高偉大的人格，不敢贊上一詞。

48年，他說恩師是進入靈魂生活的人，學術文藝于他只是暫時的美景，連身體都是虛幻的存在，這樣的人，是不肯做本能的奴隸的，必須追求靈魂的來源，宇宙的根本。

這完全不同于豐子愷在夏丏尊去世時，所表現出的悲痛、激憤。

“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態，都要皺眉、嘆氣。他不但憂自己，又憂友，憂校，憂店，憂國，憂世……憂能傷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給憂愁材料的社會所致使，日本侵略者促成的！”

夏丏尊的追悼會有專門的治喪委員會主持，他們雖然遵照夏丏尊遺囑，不接受任何賻贈，但卻募集了一個教育基金，專門獎勵在語文教育上有突出貢獻的人。

這事最終雖然因物價問題沒有進行到底，但“善道不孤”，卻是確實。

這正如于在春所說，對于夏先生這樣的人，“我們的哀挽不應該僅做到抒情便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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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后，四君子只剩下馬一浮和豐子愷了，他們兩個先在重慶相聚，然后又都返回了杭州。

49年，豐子愷曾專門去福建，拜謁過恩師圓寂之地，他50年搬到上海后，一直想做的就是為恩師建一座紀念館。

此事佛教界本也想做，但礙于李叔同生前有遺言，不得為他的身后事募化，只好作罷。鑒于此，豐子愷決定自己做。

消息傳開，葉圣陶等一大批友人、弟子、傾慕者，紛紛解囊，于是1953年9月，弘一大師舍利塔終于在杭州虎跑山建成。

落成典禮上，馬一浮也冒雨趕到，他親題塔名，還寫了一首《虎跑禮塔》紀念：“……昔年親見披衣地，今日空余繞塔行……”

以后的歲月里，豐子愷與馬一浮書信不斷，他每年都要去杭州看望馬一浮，直到運動到來。

1965年，因廣洽法師回國觀光促成的那次相聚，便是他們最后一面。

馬一浮去世于1967年，那時候的豐子愷什么都做不了，他直到1973年3月，才恢復自由，有了一次杭州之行。

那原本是為憑吊，但是豐子愷最終，卻在快到蔣莊時停了下來。

他對弟子胡冶鈞說，你去看吧，我在這等。

人已不在，這又是一場“今日空余繞塔行”，豐子愷覺得不必了。

子期亡，伯牙摔琴，無非為知音再難尋覓，豐子愷的廣陵散，也從此絕矣。

這一次知交并非天涯海角，而是陰陽兩隔，偶有的把酒之歡已成繁華舊夢，這應當是他們四個人的廣陵絕唱，后人很難再續。

參考資料：

《豐子愷文集》、《夏丏尊文集》、《馬一浮全集》、《弘一法師全集》、陳星作《君子之交：弘一大師、馬一浮、夏丏尊、豐子愷交游實錄》、《上海孤島文學回憶錄》，及相關回憶資料文獻。

文?| 九鴉

圖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