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么一個人，他不會哭，不會傷心，也不會生氣，任何你能想得到的強烈的外在刺激都不能使他有任何相應的外在表現，其中包括他至親之人和他自己本身，在他母親的葬禮上他就像是角落里的一只蒼蠅，書中有這么一句描寫“這些人一落座，大多數人都打量著我，過了一會兒，一個女人哭了起來，我不認識她，但是我不愿意聽她這么哭，周圍的人輕輕晃著腦袋，我突然滑稽的認為他們是在審判我”，葬禮至始至終對默爾索的描寫就像一個看客，云淡風輕，怡然自得，會讓人覺得“不合理”，甚至懷疑他不是個正常人，就因為他沒有那些“該有的”悲痛的情緒，粉墨登場的“正常人”不遺余力地表現自己的悲傷和痛苦，仿佛那才是正常人該有的反應，是道德的，有良心的，反之，就是違反道德人性的，必須要受到人道主義的審判的，最終，可想而知迎來了對他的審判，因為在明晃晃的太陽底下把對方手里的東西看成刀，處于自衛開槍殺死了他，在面對陪審團，法官的審判時，他沒有進行任何辯解反而干脆地承認自己犯了殺人命案，面對人群社會與司法機制，他感覺到了理虧，本可以從輕量刑，顯然這很清楚，不管是放在今天的司法機制還是二十世紀法律完善的背景下。
在陪審團和法官都對這個案子討論的熱火朝天的時候，他插嘴，但是被告誡最好不要說話，他們繼續如火如荼談論著他過去的生活細節，比如，沒有在母親的葬禮上哭，跟朋友的女朋友上床，這些妖魔化的細節使他沒法動彈，對于自己的命運他好像成了最沒有權利過問的人，以前的朋友都被一一叫來談談他過去的生活作風，他們的神情好像和那些審判他的人一樣。不過，幸好，他是他，他不會難過，最終，法律機器運轉的結果是“預謀殺人”“絲毫沒有一點人性”，以法蘭西人民的名義背判死刑。對這一精神狀態的默爾索來說，這一判決是最殘暴不過的，它將一個善良誠實的人物完全妖魔化了，在道德上對他進行無線的上綱上線的殺戮，加繆沒有強調司法體制而致力司法對人性殘殺的揭示，更大程度第表現出默爾索，這個死于意識形態，世俗觀念的荒誕。
“我以前有理，現在有理，將來永遠有理，我以這種方式生活過，也可能以另外一種方式生活，一種陰暗的氣息撲面而來，穿越到尚未到來的歲月，所到之處，一切不再有高下優劣的差別，他們所確定的命運，他們尊崇的上帝，對我又有什么重要，他懂嗎？”能讓我記起這一世的，就是我想象的來世。
普通的存在主義哲學認為人性先于存在，例如“人之初，性本善”，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則認為“存在--自由選擇”存在先于意識，人的意識形態是根據后天的不斷選擇形成的，自由選擇對抗這個荒誕的世界，正如西西弗斯苦役中，西西弗斯年年月月地始終不懈地選擇去推動滾下來的那塊石頭，推上去，滾下來，上去，下來，循環往復，好像沒有任何意義，但是推的過程中形成的力量就是他選擇的對待這個無意義世界的方式，不妨說，他的生命力量好像全來自于那塊石頭，而加繆則選擇了對抗這個荒謬的世界“荒誕--反抗”，他用最沉默的方式反抗人類世俗與荒誕的意識形態，由此形成的雙重壓力也是他雙重悲劇的要害。
通常，我們會被要求聽很多道理，被要求做“正確”的事，可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不缺的就是道理，我們不需要別人告訴我們去怎么做，辛苦的感覺來自于“被迫而為”，而愉悅的感受來自于“我想做”，更多時候，我們喜歡將道德情懷綁架在別人身上，綁著綁著 ，人人皆自帶牢籠，成為行走中的“籠中人”。我們需要做回“局外人”，跳脫出來觀察一下自己，聽聽自己想怎么做，而不是做“大家都覺得正確的事情”，退一步來說，好的意見出自于對事物本身有正確理解的人，而不是生活經歷最多的人，他首先得是智者，其次還得是個預知者，既然難尋，不妨就沉淀下來，觀察一下自己的心和靈，你會清楚地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剔除刻意討好諂媚，不去做違背自我意識的事情，逐漸形成自己的處世格局和評價體系，一個有堅定的獨立人格的人不會被外界評價負累，相反他會形成自己特有的氣場，被他人尊重。取得認同不難，難的是被尊重，選擇工作也好，尋一人白首也好，獨立人格的合理性不需要再強調，當我們形成自己的處世格局和評價體系就不會被外界評價所負累，因為他所具備的堅定的意識形態和清晰的邊界足以構建出強大的內在，保護你的不同，這是對你自己最大的愛惜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