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始叨逼叨「古代人日常如何叨逼叨」之前，我想應該先明確一個概念：

什么是「文言文」？

文言文，說白了，就是先秦時期的口語。

也就是說，孔子日常說話，就是各種「之乎者也」。

儒生們并不是因為，文言文讀起來比較高大上，而刻意把「朋友打遠處過來，開心地不得了呢」潤色為「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他們只是如實記錄孔老夫子的言論。

秦統一前，嘴上說的和書中寫的，基本上還沒多大區別。

直到兩漢時期，可能是因為草莽皇帝劉邦，覺得天天講文言文渾身難受，口語和書面語才逐漸有了點差別。

口語，開始大步流星地往大白話方向發展；而書面語，則在文言文的道路上一抹黑走到底。

到了唐朝，在王公貴族的追捧下，佛教在高端社交圈，火的是一塌糊涂。

然而，由于教義太過高深，人民群眾根本搞不懂你在說什么，所以佛教在民間遲遲打不開銷路。

由于擔心廣大潛在信徒，被其他宗教實力圈粉。佛教徒決定加快完成「吸粉兒」任務，于是他們對廣大唐朝人民，展開了瘋狂的營銷推廣活動。

他們客觀分析了，唐朝人民的平均文化水平。為了讓群眾能深刻理解「色即是空」等佛教理論，他們花費了巨大精力，將晦澀難懂的佛教文獻，翻譯成了老百姓日常講的白話文。

大量翻譯的佛經和佛教故事，普遍使用的是當時的口語，成為早期白話的重要來源。

到了宋朝，文言文和白話文，已經完全是兩種東西了。

這一時期，不少大儒開始使用白話文寫作。當然，知識分子普遍有懷古情結，所以寫嚴肅文字時，依然會使用文言文。

有一個人，在這兩種文字間，可謂切換自如。

那便是儒學集大成者朱熹。

他早上可能剛在個人隨筆「朱子語類」寫了一句書評：

南北史除了通鑒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

下午就在學術著作「四書章句集注」寫上一句批注：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說完朱熹，再說說東坡。

作為公認的性情中人，他寫信也是相當隨性。

每次給「河東獅吼」男主角陳季常寫信，都會在書信末尾，加兩個字「呵呵」。

遺憾的是，他筆下的「呵呵」究竟在表達何種情緒，無人知曉。

到了元代，算是徹底亂了套了。

由于漢語并非蒙古人口語，很多時候，皇帝詔書干脆直接飆起了大白話。

元初知名全真道士，兼暢銷書作家李志常，在其著作「長春真人西游記」中記載了一篇，成吉思汗寫給丘處機的詔書：

宣差度元帥賈昌傳奉成吉思汗皇帝圣旨：

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別來至夏日，路上炎熱艱難來……我這里常思量著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

到了明清時期，白話小說進入黃金時期，四大名著均成書于這一時期。

在民間文化的滲透下，皇帝大白話批奏章，也逐漸演變成日常行為。

明太祖朱元璋，聽說沿海倭寇猖獗，就下詔書說：

告訴百姓們，準備好刀子，這幫家伙來了，殺了再說。欽此。

至于那些年雍正批過的奏折，更是言簡意賅，直抒胸臆。

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

不難看出，自打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我大中華文化從上到下，的確是更接地氣兒了，但似乎也失去了一絲韻味。

文言文和白話文的戰局，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才算是落下帷幕。

胡適在其著作「文學改良謅議」堅持主張「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語」，打響了「白話文運動」的第一炮。

從此以后，白話文開始逐漸代替文言文，成為漢民族的通用書面語。

這標志著，不少像我這樣的文盲，看同時期書籍，再也不用邊翻字典邊看書了。

從一定程度上講，白話文對于知識在民間的普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豐富多彩的知識，通過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傳播給了越來越多的人。

最后，是一個關于白話文的故事：

胡適跟黃侃（國學狂人，著名語言文字學家）說：白話文比文言文簡潔多了。黃侃不服，胡適說：別急，咱們做個試驗，再下結論。

胡適于是告訴學生：前些天行政院，邀我做行政院秘書，我無意從政，便發電報拒絕了。回復的電報，就是白話文寫的，非常便宜。同學們不妨代我，擬一則文言文電報，看看是白話文省錢，還是文言文省錢。

學生們費死了勁，總算是憋出了一句話。胡適挑出最短的一則，露出了迷之微笑，淡然讀道：才疏學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

念完，胡適暗喜，得意地說：「這份電報僅有12個字，可謂言簡意賅，也就比我寫的多7個字」。

同學們被吊足了胃口，紛紛問道：「老師寫的是什么」？

胡適答：「干不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