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迪華出身在上海常熟路一個商人之家。她出生的年代——1930年代，已是Broadway一詞在上海登峰造極的時代了。
Broadway，可理解為廣博多元、萬物共淪一爐。中文也有過譯為“百樂會”“百老匯”，現統一為“百老匯”。上海人的英譯，真可謂匠心獨到，音、意都相融。
而百樂門之所以譯為“百樂門”，相信譯者也在意、音上盡量往Broadway上靠。百樂門對老上海娛樂業的意義，其實不單在其金碧輝煌的外表和爵士樂隊，應該講，百樂門是近代史上中國首家引入Cabaret規模的餐廳。Cabaret和Restaurant不同，雖然都是提供美食的餐廳，但前者有歌舞餐廳之意，后者只是單一的餐廳。1932年百樂門的落成標志著Cabaret在上海已自成一體，比殖民地香港要早二十年之久。
上海灘上的許多流行，最新的好萊塢插曲、最流行的女子發式衣飾，都源自于Cabaret Show。
畢業于上海中國女中的潘迪華，美麗活潑，是頗具反叛個性的上海Baby。
1940年代后期，好萊塢歌舞片在上海鋪天蓋地，一部新片剛剛上演，好萊塢夢工廠的工業化操作就已令其制成唱片，唱遍上海大街小巷，還有周璇、李香蘭等待著江南小調韻味的時代曲，令潘迪華無師自通，跟著唱機就可以朗朗上口。
那點老歌，對上海人都是永恒的回憶——“天涯呀天涯，覓呀覓知音……”真正是如一注醇酒，讓人心都醉了。
然而1949年之后，上海夜總會門口的霓虹燈相繼熄滅了。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白光、周璇錄制的《夜上海》《玫瑰玫瑰我愛你》的黑膠唱片給踏碎了扔進垃圾桶……那時的上海，入夜后一片死寂，連街燈都是昏暗孤寂和蒼白的。
可那些唱著《何日君再來》的上海Baby們，并沒有隨著靡靡之音的被禁而面目模糊，她們中的一部分南下去香港神魂顛倒去了。潘迪華就是其中一個。
1949年5月，這個年輕的上海Baby孑然一身南下香港，誠然帶不走上海百老匯的舞榭歌壇，卻帶著絲絲縷縷的海上生活精華。
潘迪華是香港導演王家衛手中的一張上海百搭。
幾乎王家衛每一部有上海元素的電影中都有潘迪華。可以講，潘迪華是王家衛電影的靈魂，縱使她從沒在其中出任過主角，只要晃過她的上海韻味的身影，王家衛的電影就成為王家衛了，而且一個不小心，她會搶走主角的戲。
在《花樣年華》《阿飛正傳》或者是侯孝賢的《海上花》中，潘迪華那口原汁原味、沾滿十里洋場吳儂軟語的老派上海華，入耳頗有時光倒流的感覺。潘迪華猶如《人鬼情未了》里那個靈媒，我們唯有憑借她那一口老派上海話，才能感性地與那個逝去的時代有個短暫的交流。
千禧年之后，雖然仍然講著一口標準道地的上海話，被問及有無葉落歸根，回上海養老的打算時，她卻無奈地一笑，說：“我知道上海越來越好，但是大約回不去了。我在香港可享受政府免費醫療……”畢竟身在香港逾半個世紀，接受了落花飄零、他鄉認故鄉的事實。
她是一朵曾在上海十里洋場綻放的蒲公英，然后被一陣風吹起，在維多利亞港邊落地生根，帶著就上海百樂門的一縷余韻，又沾上一身英倫殖民地的紅塵，還揉入絲絲嶺南之風。
潘迪華位于香港跑馬地的家，一如五十多年前她位于上海常熟路的家，屬都會的“上只角”高尚地段。她的家居布置如同她那一口原汁原味的老派上海話，很是老上海。尤其那深色方形嵌花柚木地板，正是老上海最規范的、資歷最深的、圖案經典的打蠟地板，比淺色的楓木地板更顯沉實華貴。她家的玄關清清爽爽，不似一般香港廣東人，門口供著土地公，還有一長列各式各樣的拖鞋。
她客廳里的喬其紗元寶型燈罩、布質的鋪著透花白紗巾的沙發、粟殼色的銀器櫥和同料同色的六人大菜臺子，造型老式、經典，猶依稀飄散著1960年代前一種老上海中產階層的居家芳醇。這樣的審美，這樣的上海情結，反在今日的上海已不多見。
難怪《阿飛正傳》中，王家衛安排了一個場景：劉嘉玲飾演的咪咪對那位上海太太（潘迪華飾）中日緊閉的大門內的居家，充滿好奇，一日，終于鼓起勇氣要求這位上海太太打開大門讓她見識一下。上海太太就閃身請她入內。通過王家衛的鏡頭看到一個南下香港的上海太太的居家擺設：一樣的喬其紗大燈罩，一樣的鋪著白通殺的布質矮沙發、矮咖啡柜……
1931年出生的潘迪華，論年紀，她足以做個時髦外婆，然而看她的眼神舉止，令人想起白先勇收錄在《臺北人》中一個短篇《永遠的尹雪艷》：“尹雪艷總也不老，不管人事怎樣變遷，連眼角也不肯皺一下。”
她天生屬于燈紅酒綠的歌壇和夜總會，屬于磨人心腑的情場。
中國人對女孩涉足歌壇舞榭，本已有成見，如再躋身飲酒作樂的夜總會，更是萬萬使不得，如再沾上點點洋氣，簡直可謂丟祖宗臉——偏偏潘迪華就是個另類。
在上海時她狂熱地做著明星夢，甚至已考入電影公司，但父親堅決不讓去。不料，香港圓了她的明星夢。
1953年，潘宛卿用“潘迪華”這個藝名，拍了電影《白衣紅淚》，開始她水銀燈下的生涯。
1957年，香港璇宮夜總會，這位上海Baby在友人的慫恿下，被臨時拉去替代了即將離職的歌星。僅僅在樂隊領班帶領下練了三個禮拜的歌，潘迪華這個在夜總會中完全新鮮的名字，伴隨著穿一身晶亮亮的串珠旗袍的美人魚般的上海小姐，開始了粉墨登場。就是這個晚上做為契機，幾個月后，潘迪華的名字被亮閃閃的霓虹燈照得金光燦亮，融入夜香港的不夜城上空，成為其中一道絢爛的風景。她的歌喉唱遍了麗宮、首都、香檳等幾間港九高級夜總會，在香港流行曲史上留下輝煌的一頁。
至今，若要問誰使香港第一個華人爵士音樂家、歌手及樂師？港人都會異口同聲答：潘迪華和顧嘉輝的樂隊。
以前滬、港的Jazz樂壇都被菲律賓和西方白人一統天下，滬、港本地的Jazz音樂家歌手都屬“留學派”——跟著留聲機學的。
潘迪華自小就迷Jazz，或者這種富有節奏的、熱鬧得如萬花筒的旋律，本來就是她的個性。她從小就坐在房間的地毯上，對著留聲機，邊抹唱片邊學唱爵士樂。
朋友對她說，唱爵士樂要有良好正宗的英語基礎，光靠上海中國女中和一般應答的英語是不夠格的。她即時去英國文化協會辦的英語班苦攻牛津英語，并拜師跟樂隊領班李寶璇老師學Jazz。學唱Jazz，也學Jazz舞。一星期上足五天課，每次練歌費三十元，一個月也要六百元。在1957年，六百元算一筆大數目。《花樣年華》里梁朝偉飾演的報館編輯，想來都沒有六百元一個月的費用。
曾有香港報紙如此感慨：“……香港是個華洋雜處的社會，加上近年觀光事業蓬勃，娛樂業也隨之蓬勃，但夜總會卻仍紛紛以外籍人士表演作號召，令人不可思議。為什么不能用東方藝人的技巧去吸引游客？難道真的是‘月亮是外國的圓’嗎？”
為了呼應，香港大會堂餐廳夜總會特聘潘迪華作駐唱歌手。
接下來，剛剛在香港矗立的當年屬最摩登的酒店“希爾頓”，也終于承認了香港歌手的國際地位，潘迪華成為首位駐唱希爾頓的華人歌手——那都是1960年代后期的事。她同父異母的兄弟潘勝華是這樣介紹她的——“我阿姐在香港出名的程度、猶如當年的白光、周璇在上海的出名……”
《花樣年華》中，王家衛特別要她在片中唱一曲《梭羅河畔》，那是1960年代被她唱紅的一曲歌。是她的風華絕代。1960年代的青年早都已步入中年，潘迪華那沙啞的豆沙聲，經歷過情愛的滄桑、全世界最豪華夜總會的熏陶，帶著一股濃麗的頹廢，恰如電影最后將秘密埋在樹洞里的梁朝偉的心情，喚醒了那一帶青年對自己的花樣年華的追憶。
當上海人只有八只樣板戲可看的時候，香港第一家免費電視臺已在每周末晚上推出《歡樂今宵》推動流行音樂的發展，通過熒屏，令一般市民在家中也能享受到夜生活。而潘迪華就被邀請為這檔節目的首位駐臺歌星。
為了這檔節目，她特地花了近三萬元的服裝費。1960年代的三萬元，可以買層樓了。可惜當時還是黑白片，再加上強烈的燈光令旗袍上的閃片珠反光得厲害，結果這批華服都派不上用場。
1968年十七屆亞太旅游會上，潘迪華作為香港旅游協會派出的親善大使中的一員，穿著繡著金龍的旗袍，為眾人高歌一曲《繽紛港九》，成為整個會議中最精彩的插曲。會議后，一班原打算去東京的代表，紛紛改道去香港考察旅游資源。從此，《繽紛港九》成為潘迪華巡回演唱的指定節目，被人稱為“香港的市歌”。
如果只唱中文，自覺市場始終有限。為了令外國人聽得懂，潘迪華首創用英文唱中國歌曲。自從踏上歌壇起，她已起誓要做其他中國歌手沒有做過的。
她有大把理由可以奢侈地置辦行頭。只是，她從來沒有一件袒胸露背的性感晚裝。很多女歌手可以有幾架用集裝箱裝的華服，潘迪華只有十八件華麗的繡花或串珠的旗袍。誠然，人人都知道旗袍是中國女人的國服，但并不是每個中國女人都能襯得起這樣一件窄腰、貼身、開衩的國服的。
潘迪華當然明白，當女人要靠身體來吸引他人注意時，那是悲哀和無奈的。她曾自信地說：“我從來不賣弄性。”
接下來，潘迪華帶著她那十八件旗袍和一把中國寶劍，開始在世界各豪華夜總會巡回演出，成為現代版的“天涯歌女”。她是很享受這一切的。潘迪華風姿綽約的上海Baby身影，向世界提供了另一個上海版本，外媒將她稱為“東方夜鶯”。
但她不滿足只做外國人的“中國娃娃”，這就是為什么，她會在1974年的時候做出那樣一個壯舉：拿出近百萬元積蓄來打造中國的百老匯歌舞劇《白娘娘》。她要做中國文化的使者。
這出根據《白蛇傳》改編的具有中國色彩又揉入西方百老匯形式的音樂劇“白娘娘”，票房慘敗。但盡管如此，戲中的改良古裝成為日后香港電視臺跳中國民族舞的既定服飾。她總算是圓了一個夢的。
和眾多上海Baby一樣，年輕時招蜂引蝶的漂亮女孩，到頭來總是影單形只，大都逃不過“丑丑夫人相，紅顏多薄命”的詛咒。
潘迪華這一生豐富地猶如一本跌宕長篇小說中的主人公，其中，不能忽視的，還有她生命中經歷過的三個重要男人。
一個是她愛得肯為他死的，一個是她為了歌唱事業寧可放棄的丈夫，一個是愛了她二十三年又無法娶她的情人。
潘迪華從不諱言，初來香港時，她曾與一位長她一截的上海先生一起生活。
“他很好，教會我許多事！”回憶往事，沒有怨憤，沒有悔忌。后來，這位上海先生回了上海，不知他是否熬過了后來上海的一連串政治運動。1950年代中后期，有不少香港上海人回上海。
這次愛情給她帶來一個兒子，她此生唯一的一個孩子。想必這位教會她許多的上海先生就是那個她肯為他去死的一個。
在香港的家中，客廳東墻下寫字臺上方式一幅書法：“……多情卻似總無情，唯覺樽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潘迪華說這是她先生寫的，只是這個“先生”——一位香港政府高官，并不是他的丈夫。
潘迪華是在1974年——因為《白娘娘》的慘敗，最低落最沮喪時，認識的他。她終于找到了一副堅實的肩膀，可令她靠上疲憊的頭，但他卻是有家庭的。
她給了他七年時間，但他仍放不了那個家。她不要做不能見光的情人。七年后，斷然斬斷情絲，走出溫暖的愛巢，重登歌壇作環球演出，又開始她的天涯歌女的生涯。
不料一年后，當她在舊金山的夜總會演出時，他也在臺下。這次重逢，令她再也不想失卻他。從此，他們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直到他病逝。
“知道他患上絕癥后，我想接他來我這兒養病，我是很會服侍人的……”她這樣的女人，或者她自己未必知道，她的臂彎，是無數男人夢想的溫柔港。
她是想，最后的日子可以陪他一起過。一如當年的凱瑟琳·赫本，無名無份地與斯賓塞苦戀了二十多年。最后，斯賓塞死在了她的懷里。這個愿望潘迪華沒有實現。
她也沒有能去參加摯愛的葬禮，就此兩隔。二十三年，足夠她在心里將他奉為自己的先生。
上海Baby們的情感之路，總是一支“我等著你回來……”的變奏。
作為生活中的女人，從繁囂熱鬧的歌壇下來之后，家庭生活的空缺她不得不面對。但是她并不后悔。
“我不后悔，”潘迪華曾在采訪中說：“我很虛榮。虛榮心，人人都有，我的特別重。別人的虛榮或者是買豪宅、穿金戴銀；我的虛榮，就是愛揚名，愛人人都知道潘迪華這個人，愛站在舞池中央令各色聚光燈都打在我身上。”
但她絕不鼓勵別人躋身歌壇娛樂界。因為一腳踏入這個名利場，虛榮心會令你再也無法回頭。就像瑪麗蓮·夢露的成名爵士曲《鉆石和愛情》中的歌詞：
當女人老了 / 男人的心就涼了 / 最終一切韶華都會盡去 / 還是鉆石好 / 它是女人最忠誠的伴侶 / 這是一個俗氣卻又是永恒的事實……
2003年的時候，潘迪華自費將自己一些絕版歌曲再整理出版，有朋友勸她：“你不可以只憑幾個年輕人的話又沖動去做傻事。現在發行這些舊歌，會有市場嗎？你又想再蝕呀？你還在做夢呀？”
男人喜歡的女人，不一定是最漂亮的，有一種女人，像永遠在發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