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稱明代的政治制度因為丞相制的廢除和對士大夫的打壓而有所退步，現在的歷史教育也常常斷言皇權至高無上，神器無匹。但是難道真的是主獨治于天下而無所治嗎？未必啊。
古代中國最大的社會群體是村夫野人，而他們卻常常不是由皇權所執掌。帝力止于縣，縣下無君王。真正控制這絕對數量的群體的是鄉紳宗族權力。鄉紳群體不受薪祿，不任官職，對于他們皇權僅占有武力上的優勢，而這一群體的龐大數量和巨大影響力又幾乎徹底的阻斷了皇權暴力征服的可能。這樣一群受過教育的有產的社會群體因為其較好的教育環境和捍衛財產利益的本能，并不像一般的愚人一樣對皇權保持高度的敬畏，更多的時候，這部分人會基于己利而選擇隱蔽的違逆中央權力，他們的籌碼不是別的，正是被他們所影響控制的愚昧鄉民，大多數與之同姓同源，即經濟地位不如他們的宗族之人。
在皇權無法貫徹到帝國最底層時，皇帝們放棄了控制帝國每一個細胞單元的努力和嘗試，而將目光投向帝國的神經元，寄希望于那些由忠君思想熏陶而出的士大夫們，盡管君王們用思想的，武力的，他們能使用的任何方式修改了有威脅統治可能的所有典籍，這種修改往往是及其殘酷的，君主希望以此培養出合格而忠貞的帝國官僚，但不幸的是，借由皇帝通過帝國律例賦予士子們的特權，諸如免除賦稅，不受勞役，平等的與帝國官吏對話等，這些被給予厚望的年輕人迅速的和商人群體結合起來。當商人的勢力還處于小商戶小作坊之時，士子們尚且能夠與商人們平等相處，也還能保持對最高統治者與家國的忠誠；而一旦商人群體聯合起來形成商幫壟斷一郡一省之時，曾經作為平等合作伙伴充當商人既有利益維護者的士大夫也就逐步淪為商人勢力的政治代言人，為商人謀取更大的利益。此間已蘇淮鹽幫所控東林黨為最，這些受過系統的政治訓練的職業代言人充分的利用輿論與死諫對君主進行脅迫，是至高權力名不副實。
以上是帝力的遠方，尚且處于陛下們看不見的地方，而在帝權的近處，君王所親近的官員也沒有像期許的那樣虔誠于天下之主。明清的皇帝們創設了廠衛制度，密折制度，被教科書定義為皇權的巔峰時刻，是權力畸形的極度膨脹。其實也未必如此吧，越強調的越缺乏，密探密折只能把皇權的無奈揭示的淋漓盡致。作為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君王已經無力通過常規部門獲取真實的信息了。但更為不幸的是，作為皇帝最后耳目的隱形特吏們最終也選擇了背棄君主，猖獗者如魏忠賢之流甚至于希望取而代之。
皇權之無奈，天下治則功分百官，天災人禍則罪責君主。皇帝大概只是舞臺上落寞的獨舞者，臺上的他看不見臺下的形形色色，臺下的人也看不見他孤寂的惶恐，四周影影綽綽者竟是無一可依。那些背負罵名的大概是很有些心酸的吧，守銀成癖的崇禎，制木為疾的正德大抵都是如此吧。
沒有查閱史料，僅胡言亂語，隨意揣度，姑妄言之，不可當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