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了北京阜成門,
再向北走一段兒,
隨著喧鬧聲漸少,
就到了宮門口西三條胡同21號:
魯迅在北京的故居。
這個灰墻青瓦朱門的小四合院,
是魯迅親自設計改建的。
在小院南邊的客廳里,
東墻的正中,
魯迅掛上了他最喜歡的一幅畫,
一副由粗條木炭勾勒出的畫像。
這幅肖像素描的創作者:
陶元慶,
被魯迅親切地稱呼為璇卿,
而他的人生,
正是因為魯迅,
才能大放異彩。
當陶元慶還沒遇見魯迅的時候,
他初到北京,
是個才華無處施展的青年畫家。
陶元慶不善交際,
除了到北京城各處轉轉、找找素材,
其余時間都宅在房間畫畫,
畫完了就擱在屋里,
又臉皮薄不好意思推銷自己的畫作。
他的畫作引起了同住舍友許欽文的注意,
許欽文是魯迅的好友,
恰巧知道魯迅最新譯著《苦悶的象征》要出版,
需要繪制一個封面,
于是許欽文便向魯迅推薦了毫無名氣的陶元慶。
《苦悶的象征》是陶元慶書籍封面設計的處女作,
他大膽吸收國畫和西洋畫的精華,
將民族特色融入設計之中,
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固步自封。
但他也擔心自己的設計,
過于超前,沒人能理解。
魯迅收到陶元慶的這幀封面時, 竟高興地連聲說:
“很好!很好!
原畫多色、鮮明、強烈,
首創了新文藝書籍的封面畫。”
還在該書的《引言》里特別感謝陶璇卿君,
盛贊他“使書被了凄艷的新裝”。(“被”通“披”)
1924年12月3日,《魯迅日記》里寫道:
“午后陶璇卿、許欽文來。”
這是魯迅和陶元慶,
在許欽文的介紹下,
第一次正式見面。
北平的冬日,風緊天寒,
但在這個小小的四合院里,
大家卻聊得熱火朝天。
陶元慶一向是個認生且沉默的人,
遇見魯迅,卻像找到了知音,
說起話來滔滔不絕。
其實魯迅不僅文字功夫了得,
美術方面的修養也不一般!
大概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們才能聊得如此投機。
從這幅封面畫開始,
魯迅便“一批一批地” 向陶元慶索要封面畫,
鼓勵他大膽創新,
支持他的創作。
魯迅甚至會誠懇又謙恭地去信說:
“我很希望兄有空,再畫幾幅,
雖然太有些得隴望蜀。”
大家可以想象這樣一個:
觍著臉,
叫著一個比自己還小的人“哥”,
調侃自己“得隴望蜀”的可愛的魯迅嗎?
魯迅其實為自己的作品,
繪制了很多精美的封面和扉頁,
他最重要的幾部作品的封面,
卻都是交給陶元慶設計。
以當時魯迅的身份和名望,
如此謙恭地請一個青年畫家作畫,
便可以窺見陶元慶創作的獨特魅力。
陶元慶對魯迅索求的封面畫幾乎有求必應,
先后完成了《彷徨》《墳》《朝花夕拾》等封面畫。
特別是《彷徨》一書的封面設計尤見功力:
三個并列的單色人物,
坐在一起看著變形的落日,
預感到天之將晚,想要有所行動,
但是缺乏果敢決心,依然坐著不動,
有彷徨徘徊之意。
但這個封面卻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有人嘲笑陶元慶“太陽都畫不圓”。
陶元慶只好憤憤地說:
“我真佩服,
竟還有人以為我是連兩腳規(圓規)也不會用的!”
魯迅知道以后,趕忙去信安慰陶元慶:
“《彷徨》的書面實在非常有力,
看了使人感動。”
信中還提到一位研究美學的德國人,
看了這幀《彷徨》的封面畫,
也加以稱贊。
魯迅的鼓勵與支持讓陶元慶深受感動,
陶元慶更是以同鄉晚輩的身份,
對魯迅執弟子之禮,
不僅經常贈畫作,
還不時贈送家鄉的火腿,
以及從西湖邊采擷來的梅花。
但這段友誼僅僅維持了不到五年,
1929年8月6日,
陶元慶因傷寒不治去世,
終年三十七歲。
許欽文將這個噩耗告訴魯迅之后,
魯迅給許欽文匯了三百元錢,
并叮囑他為陶元慶置辦的墳冢,
一定要在人間天堂的西湖邊。
陶元慶去世三年后的一個晚上,
當魯迅再一次翻開陶元慶生前送給他的畫集,
回憶起當年爐火邊暢談的場景,
他不禁百感交集,
在畫集扉頁寫上,
“倏忽已逾三載,
而璇卿已永眠于湖濱。
草露易晰,留此為念。
嗚呼!”
陶元慶在西湖邊的墳冢因戰火被毀,
這位英年早逝但才華橫溢的設計師,
最終連尸骨都沒有留下。
在“民國熱”的當下,
很多人都被捧成了大師。
但陶元慶作為中國現代書籍裝幀史上,
首用圖案裝飾作為書籍封面的第一人,
他沒有受到吹捧。
或許是因為,
他只是在自己的專業領域,
做好了自己的事情,
他也沒有那么多傳奇經歷和風花雪月。
時下總有人感嘆,
“民國之后無大師啦”!
其實我們真的需要那么多大師嗎?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
那些在我們所不熟悉的專業領域中,
專注做事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