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不做什么，往往比他做什么更重要。2010年股東信里，巴菲特就利用這種逆向思維，說明了有哪些事情他永遠不會做。

到了2010年這個時間點上，伯克希爾的股東人數已經達到了五十萬名，由于剛剛收購了一家新公司，又新增了六萬五千名股東。對于巴菲特和他的搭檔查理·芒格來說，股東們能夠認同伯克希爾的業務、目標和文化至關重要。因此巴菲特在這封信里，大篇幅闡述了這些重要原則，希望所有新股東都能夠繼續遵循下去。

巴菲特的這四個不做，分別是：

不碰長期看無法預測的生意；

不依賴陌生人的善意；

不干預下屬公司的經營；

不討好華爾街。

第一個“不”，你可能聽過一些類似說法，比如不懂不做。但請一定注意，巴菲特在這里加了一個時間限制——“長期”。在伯克希爾，需要的是能夠看清未來幾十年利潤的業務。因此，即便有些業務可以預見未來會有巨大增長，比如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航空業，五十年代的電視機行業。但如果你無法判斷這個新興行業未來的利潤率和回報率，就不要輕易加入這個游戲。

第二個“不”，不依靠外界的幫助，指的是永遠做好最壞的打算。在伯克希爾，自有現金的流動性相當充足，盡管這部分現金資產只能產生很低的收益。但當外界發生危機時，總能幫助伯克希爾安全度過。

第三個“不”，不過度干預下屬公司經營。巴菲特痛恨管理層級復雜的官僚化機構，盡管放權可能會出現一些錯誤，但這總比決策緩慢要好得多。因此他和查理·芒格的主要工作就是分配資金，控制風險，以及招人和制定薪資。

第四個“不”，不爭取華爾街的支持。巴菲特不需要看重短期利益的投資者，他需要的是可以長期合作的合伙人。因此，他更愿意直接、充分、及時地和股東交流。

一起來聽聽巴菲特2010年的股東信，看他如何闡述“四不準則”：

<2010年股東信節選>

很久以前，查理就說了他的野心：“我想知道自己將會死在哪里，那樣我就絕不會去到那里。”這個智慧是受到偉大的普魯士數學家雅各比的啟發，他把“反向思考”用來解決一切艱深的問題。

我們在伯克希爾應用了查理的思考，這里有一些例子。

查理和我避開那些我們無法判斷的企業，無論他們的產品看上去有多么好。過去，人們不需要太多的聰明才智就能預見一些行業的爆發性增長，比如1910年的汽車產業、1930年的飛機產業以及1950年的電視機行業。但是，未來的行業競爭會異常慘烈，進入行業的絕大部分公司會倒下。即使那些能脫穎而出的幸存者也是鮮血淋漓。

盡管查理和我能清晰地預見一個產業可觀的增長前景，但我們無法預測其利潤率和資本回報率，尤其是當一群競爭者要爭奪壟斷權的時候。在伯克希爾，我們只專注在未來幾十年有盈利前景的企業。即便這樣，我們還是會犯不少錯誤。

我們從來不會依賴陌生人的善意；大而不倒絕不是伯克希爾的出路。相反，我們有條不紊地安排各項事務，當有現金需求的時候，必然來源于我們自有的流動性。而且，流動性是來自于伯克希爾旗下眾多的多元業務所產出的盈利。

2008年9月，當金融體系陷入休克的時候，伯克希爾為整個系統注入大量的流動性和資本，而不是索取者。在危機頂峰，我們為企業界投入了155億美元，否則他們只能指望聯邦政府能夠幫襯。為保持一流的財務能力，我們付出很高的代價。我們長期所持有的價值200多億美元的現金等價物，只能產生很低的收益，但至少我們能睡個好覺。

我們讓旗下公司各自運營，從來不去管理或監督。我們有時候會很晚才發現一些管理問題，還有一些運營和資金決策，即使咨詢查理和我的意見，也未必執行。然而，我們大部分經理人運用我們賦予他們的獨立性，保持主人翁態度，給我們回饋了信心。他們的精神是可貴無價的，你很難在其他大型組織里找到這種品質。我們寧愿為一些錯誤的決定承受可見的代價，也不愿意由于組織變得官僚化而導致決策遲緩，并因此付出太多無形的代價。

在收購北伯林頓鐵路公司以后，我們現在有大約25.7萬名員工，數百個不同的運營單位記錄在冊。我們希望有更大的規模。但是，我們絕不會讓伯克希爾演變成某種龐然大物，被各種委員會、預算報告和多層級管理整得臃腫不堪。相反，我們計劃推進一種平行化的組織結構，各中型單位和大型企業獨立運營，大部分決策都發生在執行層。查理和我會專注在配置資產，控制企業風險，選擇經理人以及制定他們的薪酬。

我們從不試圖取悅華爾街。如果投資者是通過媒體或者所謂的分析評論來買賣伯克希爾的股票，那他顯然不是我們需要的投資者。相反，我們希望的投資者是，他們在自己懂的行業里進行長期投資，這是他們認同的投資準則。如果查理和我只是和幾個合伙人經營一個小企業，我們會尋找和我們價值觀一致的人，共同的目標，共同承擔命運，所有者和經營者共同建立一個愉快的商業“聯姻”。所以，今天即使規模擴大很多，仍然沒有改變這個事實。

為了建設一個和諧的股東群體，我們和投資者們直接地、充分地溝通。我們的目標是告訴你，假設我們互換立場，我們也想知道的那些信息。這些事項無法三言兩語在僅有的段落里歸納清楚，也不會用那些記者期待的招人標題。

去年我們就發現斷章取義的報道可以錯得離譜。在12830字的年報中，有這樣一句話：“我們可以確定，2009年整個經濟會陷入到泥沼中，搞不好可能會更糟。但是，這個結論并不能讓我們預測市場會上升還是下降。”許多媒體都大肆報道了，不過只提及了這句話的前半部分，壓根沒提后半句是如何收尾的。我認為這類新聞報道是糟糕透了：被誤導的讀者或受眾可能認為查理和我對股市持有悲觀的預期，盡管我們不只是在這句話里提到，而且還在其他地方都清楚地表明，我們一點兒也沒有預測市場。所有被這種聳動文章誤導的投資者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這封信發布的時候，道瓊斯指數是7063點，截止到年尾，指數站上了10428點。

基于前車之鑒，你就會明白我為什么盡可能用這種直接和完整的方式與大家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