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聽朋友講起他特別喜愛的一個玉石掛件：那是一塊十分普通的玉石，甚至應該說有些丑陋。整個石塊大概只有拇指的二分之一大小，樣子也不夠規整，非但不通透，顏色也不純正。這樣的石料，估計隨處可見吧。

可是，因緣際會，它卻碰到了一位眼光獨特的雕刻師傅。那位師傅充分地利用石塊獨特的形狀，巧妙地將它雕琢成了一個栩栩如生的“濟公”的形象。那臉龐極其夸張，玉石上面的斑駁雜色巧妙地表現出濟公的不修邊幅，整個作品幽默風趣，讓人忍俊不禁。

朋友對這個掛件愛不釋手。他將這件事說給我聽，并非因為掛件的精美，而是因為我是一個教師。我當然懂得他沒有明確說出的意思：一個好老師，也應當像一個優秀的雕刻師傅那樣，要善于發現人，更要善于成就人。

（2）

里約奧運會排球比賽，除了郎平指導，大家還記住了一個人——朱婷。

朱婷出身草根，進國家隊時，是隊里唯一一個來自農村的女孩，教練組認為她小時候吃得差，所以才瘦。朱婷出生于河南周口市鄲城縣秋渠鄉朱大樓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父親朱安亮在村里開了一間修車鋪養活全家八口，父母沒有任何運動競技的經歷。小學階段的朱婷，除了超過1.7米的身高之外，沒有表現出任何體育天賦。

母親楊雪蘭對童年朱婷的印象是，“會幫她姐干活，不愛說話”。到了五歲，父親把她送到朱大樓小學讀書。在學校里，朱婷依然表現得默默無聞。除了有一次默不作聲地扶好被同學弄倒的鐵鍬，她的三年級班主任高瑞華到現在也記不得，這個農家女孩還做過什么讓老師記得住的事，“很普通一個孩子，她身高當時并不突出，班里四十多個學生，一二十名的中等成績。”

小學畢業后，她到鄲城縣東郊的新世紀中學上初中。她的初三班主任張心義看到她時驚住了，“一米七多的個子，黃不拉嘰的，很瘦。” 2007年中考前，張心義一個個問學生初中畢業后的意向。輪到在班里一直處于中等成績的朱婷，張心義直奔主題，“你以后想弄啥？”“張老師，你看我能弄啥？”迷茫的朱婷看著張心義說。 　　張心義心想，中等成績的朱婷可能很難在學業上超越同齡人，于是問她，“你怕不怕吃苦？”“不怕”，朱婷回答得很干脆。“那你去練體育吧。”說完這句話，張心義看到朱婷笑了。張老師帶著朱婷去了周口體校，體校副校長夏陸海見到朱婷的第一印象是她的身高。那時朱婷已經長到了1米78。他讓朱婷做了簡單的摸高、跳遠測試。測試做完，夏陸海非常滿意朱婷的身體條件。朱婷一下子被爭搶了起來，賽艇教練要她練賽艇，籃球教練要她練籃球。周口體校唯一的排球教練夏陸海打斷了他們，“她這個體型適合練排球。”就這樣，13歲的朱婷開始與排球結緣。

練體育，不僅需要天賦，更需要刻苦、勤奮、不怕苦。剛去體校時，朱婷給父親打電話，說腿疼，腳抽筋，受不了。父親讓朱婷堅持3個月，如果確實不成，就回來打工。臨近3個月，朱婷跟父親說“我再堅持一星期，最后一星期”，說了幾次這樣的話后，朱婷堅持了下來。后面的故事人們都知道了，省隊、中青隊、國家隊，伴隨著少女變青年，朱婷的平臺越走越高，潛力和才華得到充分發掘，在里約盡情釋放。

冠軍的成長總是不容易，貧寒出身讓朱婷的成績來得更艱辛一些。朱婷在家排行老三，上有兩個姐姐，下面還有兩個妹妹，最小的妹妹今年10歲。在豫東農村，像這樣家庭的女孩，一般是早早輟學，早早打工，早早結婚生子。她們很少有人讀到高中，念幾年書或者僅僅是年齡到了便和同村人外出打工。目的地一般是蘇州、張家港，從事服裝廠、紡紗廠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工作。這本來也是朱婷最有可能的命運，黃淮平原上很多孩子的命運劇情也都是這樣發展的。

朱婷是幸運的。她的幸運來自她的老師。如果沒有初三班主任的推薦，如果沒有體校排球教練的慧眼識才，如果沒有后來郎平指導的精心指導，朱婷的命運，大家都可以想得到。可是，正是因為有了這些老師的發現與成就，她脫穎而出，絢麗多彩。

（3）

作家畢淑敏回憶個人成長經歷，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她是我的音樂老師，那時很年輕，梳著長長的大辮子，有兩個很深的酒窩，笑起來十分清麗。當然，她生氣的時候酒窩隱沒，臉繃得像一塊蘇打餅干，很是嚴厲。

那時我大約十一歲，個子長得很高，是大隊委員。 學校組織“紅五月”歌詠比賽，最被看好的是男女小合唱，音樂老師親任指揮。我很榮幸被選中。有一天練歌的時候，長辮子的音樂老師，突然把指揮棒一丟，一個箭步從臺上跳下來，側著耳朵，走到隊伍里，歪著脖子聽我們唱歌。大家一看老師這么重視，唱得就格外起勁。 長辮子老師鐵青著臉轉了一圈兒，最后走到我面前，做了一個斬釘截鐵的手勢，整個隊伍瞬間安靜下來。她叉著腰，一字一頓地說，畢淑敏，我在指揮臺上總聽到一個人跑調兒，不知是誰。現在總算找出來了，原來就是你！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現在，我把你除名了！ 我木木地站在那里，無法接受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剛才老師在我身旁停留得格外久，我還以為她欣賞我的歌喉，分外起勁，不想卻被抓了個“現行”。我灰溜溜地挪出了隊伍，羞愧難當地走出教室。

三天后，我正在操場上練球，小合唱隊的一個女生氣喘吁吁跑來說，畢淑敏，原來你在這里！音樂老師到處找你呢！從操場到音樂教室那幾分鐘路程，我內心充滿了幸福和憧憬。走到音樂教室，長辮子老師不耐煩地說，你小小年紀，怎么就長了這么高的個子？ 我聽出話中的譴責之意，不由自主就弓了脖子塌了腰。從此，這個姿勢貫穿了我整個少年和青年時代。 老師的怒氣顯然還沒發泄完，她說：你個子這么高，唱歌的時候得站在隊列中間，你跑調走了，我還得讓另外一個男生也下去，聲部才平衡。小合唱本來就沒有幾個人，隊伍一下子短了半截，這還怎么唱？現找這么高個子的女生，合上大家的節奏，哪那么容易？現在，只剩下最后一個法子了…… 長辮子老師站起來，臉繃得好似新納好的鞋底。她說，畢淑敏，你聽好，你人可以回到隊伍里，但要記住，從現在開始，你只能干張嘴，絕不可以發出任何聲音！說完，她還害怕我領會不到位，伸出頎長的食指，筆直地擋在我的嘴唇間。 我好半天才明白了長辮子老師的禁令，讓我做一個只張嘴不出聲的木頭人。淚水憋在眼眶里打轉，卻不敢流出來。我沒有勇氣對長辮子老師說，如果做傀儡，我就退出小合唱隊。在無言的委屈中，我默默地站到了隊伍之中，從此隨著器樂的節奏，口形翕動，卻不得發出任何聲音。長辮子老師還是不放心，只要一聽到不和諧音，錐子般的目光第一個就刺到我身上…… 小合唱在“紅五月”歌詠比賽中拿了很好的名次，只是我從此遺下再不能唱歌的毛病。畢業的時候，音樂考試是每個學生唱一支歌，但我根本發不出自己的聲音。

音樂老師已經換人，并不知道這段往事，很是奇怪。我含著淚說，老師，不是我不想唱，是我真的唱不出來。后來，我報考北京外語學院附中，口試的時候，又有一條考唱歌。我非常決絕地對主考官說，我不會唱歌。 在那以后幾十年的歲月中，長辮子老師那豎起的食指，如同一道符咒，鎖住了我的咽喉。

禁令鋪張蔓延，到了凡是需要用嗓子的時候，我就忐忑不安，逃避退縮。我不但再也沒有唱過歌，就連當眾發言演講和出席會議做必要的發言，我也是能躲則躲，找出種種理由推脫搪塞。有時在會場上，眼看要輪到自己發言了，我會找借口上洗手間溜出去。有人以為這是我的倨傲和輕慢，甚至是失禮，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是內心深處不可言喻的恐懼和哀痛在作祟。

直到有一天，我在做“誰是你的重要他人”這個游戲時，寫下了一系列對我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之后，腦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現出了長辮子音樂老師那有著美麗的酒窩卻像鐵板一樣森嚴的面頰，一陣戰栗滾過心頭。于是我知道了，她是我的“重要他人”。雖然我已忘卻了她的名字，雖然今天的我以一個成人的智力，已能明白她當時的用意和苦衷，但我無法抹去她在一個少年心中留下的慘痛記憶，烙紅的傷痕直到數十年后依然冒著焦糊的青煙。

(4)

流傳甚廣的還有陶行知先生的“四塊糖”的故事：

那是陶行知在育才學校當校長時發生的一件事。

一次，一位叫王友的男生用泥土砸另一位男生。陶校長發現后立即制止了他，要他放學后到校長室去。

放學以后，王友來到校長室，一會兒工夫，陶校長也來了。一見面，他掏出一塊糖果送給王友，說：“這是獎給你的，因為你按時來到了這里，而我卻遲到了。”王友疑惑地接過糖果。

隨即，陶校長又掏出一塊糖果放到他手上，說：“這也是獎給你的。因為你很尊重我，我不讓你砸同學時，你立即就住手了。”王友更驚異了，眼睛睜得大大的。

接著，陶校長拿出第三塊糖果，塞到王友乎里，說：“我調查過了，那位男生欺負了女生。你砸他，說明你很正直，很善良，我應該獎勵你。”王友感動極了，他流著淚，后悔地說：“陶……陶校長，你打我兩下吧！我砸的不是壞人，而是自己的同學呀……”

陶校長滿意地笑了。他隨即掏出第四塊糖果，塞到王友手中，說：“你能正確地認識錯誤，再獎你一塊。”說完，陶校長拍拍王友的肩膀，把他送出了校長室.

(5)

朱婷的成長故事告訴我們，發現與成就對于人才成長的重要性。古語說：“天生我材必有用。”龍生九子，尚且種種不同，各有所好。人與人的差異就更大了。作為老師和家長，我們首先要做的是“發現”，這種發現要突破學科的限制，要真正從“人”的角度去考慮。我不清楚朱婷初三的班主任張心義老師教的什么學科，不過，我猜他是一位體育老師的可能性恐怕也不大。但是他卻能夠“發現”朱婷成長的這種可能性。不過，仔細想，發現這種可能性其實并不難：朱婷初中時1米75的個子當然不只是會引起張老師一人的注意。可是，更多的人對此只是比較“麻木”罷了，大家看到的只是她的學科成績平平，哪里會看到她體育上的“潛能”。可是，張老師看到了，不只是看到的，還愿意幫助她，親自帶她去找體校的老師，這才有了里約奧運會上大放光彩的朱婷。

韓愈在《馬說》中寫道：“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對于基礎教育階段的老師來說，孩子們的發展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在這么多的孩子里，一定有一些在某些方面特別出色、特別有天分的。這些孩子也許學科成績像朱婷那樣毫不顯眼，但他在自己擅長的方面具有別人無以比擬的優勢，作為老師我們應該怎樣對待這些孩子？是僅從自己所教的學科方面去考慮，還是從“人”的發展角度去考慮？是把努力的方向確定為在自己所教學科讓她提幾分，還是從孩子的角度去考慮，為她開辟一片嶄新的天地？這確定值得我們去深入思考。

（6）

作家畢淑敏所講的故事，讓我不由得想起唐代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如此講述自己的“種樹之道”：“我郭橐駝不是能夠使樹木活得長久而且長得很快，我只不過是能夠順應樹木的天性，來實現其自身的習性罷了。但凡種樹的方法，它的樹根要舒展，它的培土要平均，它根下的土要用原來培育樹苗的土，它搗土要結實。已經這樣做了，就不要再動，不要再憂慮它，離開它不再回顧。栽種時要像對待子女一樣細心，栽好后要像丟棄它一樣放在一邊，那么樹木的天性就得以保全，它的習性就得以實現。所以我只不過不妨礙它的生長罷了，并不是有能使它長得高大茂盛的辦法；只不過不抑制、減少它的結果罷了，也并不是有能使它果實結得早又多的辦法。別的種樹人卻不是這樣，樹根拳曲又換了生土；他培土的時候，不是過多就是過少。如果有能夠和這種做法相反的人，就又太過于吝惜它們了，擔心它太過分了，在早晨去看了，在晚上又去摸摸，已經離開了，又回頭去看看。更嚴重的，甚至用指甲劃破樹皮來觀察它是活著還是枯死了，搖晃樹根來看它是否栽結實了，這樣樹木的天性就一天天遠去了。雖然說是喜愛它，這實際上是害了它，雖說是擔心它，這實際上是仇視它。所以他們都不如我。我又能做什么呢？”

“順木之天以致其性”，這是種樹之道，亦是育人之道。畢淑敏所講那個長辮子的音樂老師顯然并不懂得這些。十一歲做了大隊委員的畢淑敏在學校的表現一定是非常優秀的。尤其是作為大隊委員，相信那時的她一定是一個性格活潑、善于表達的孩子，她當眾講話的能力與機會都應當比普通同學多許多。可是，長辮子音樂老師的一番“作為”卻不但使她以后唱歌唱不出來，而且“到了凡是需要用嗓子的時候，我就忐忑不安，逃避退縮”。這種傷害，甚至影響到之后的許多年。

如果沒有發現與成就，起碼不要去傷害和抵制。這個故事應當引起每一個老師和家長的警醒。

（7）

陶行知先生“四塊糖果”的故事，有著廣泛的現實背景。孩子們之間摩擦打鬧的事情不是每天都在我們的身邊發生嗎？可是，我們在處理此類事情的時候，恐怕更多的是只聚焦在“問題”上。“你為什么拿泥土砸別人？”“你知道這是嚴重起違犯校規校紀嗎？”

陶先生卻能透過問題的表面，看到背后那煜煜閃光東西。這就是一種超乎常人的“發現”的能力。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發現”，才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

教育是塑造，還是成就？我覺得高明的教師一定會選擇“成就”，因為在他們看來，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顆渴望成長的、向善的種子，作為老師，就是要想方設法讓這顆種子發芽、成長。陶行知先生“四塊糖果”的故事，不正是催生了孩子守時之心、尊重之心、正直之心、知錯就改之心嗎？

（8）

最后還是回到開篇提到的那個玉石掛件上來。

如果拿這塊摻雜著雜質的斑駁的玉石，來雕刻一個端莊慈善的觀音像，可以嗎？顯然不合適。因為它有太多的瑕疵，無法呈現觀音所應有的美好。

可是，如果拿一塊質地純正的玉石來雕刻濟公像呢？那種幽默灑脫、狂傲不羈、讓人忍俊不禁之態能夠表現出來嗎？恐怕同樣不能。反而需要一些斑駁的色彩來映襯。

以前在學校讀書的時候，老師講“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當時頗費思量。那時候，心里只把世上事物分成兩類：好的，不好的。好的，便盡善盡美；不好的，則一無是處。歲月的磨礪，才慢慢地使我懂得：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絕對的不好。適合的才是最好的。

適合不適合，前提是能“發現”，而后才能“順木之天”予以“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