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成年人到底需要掌握多少種生活“必備”技能？

小時候，我看著父母操持家務，深深折服于一個成年人所需要掌握生活技能的多樣性。很多家庭不但自己做飯、縫制衣服，甚至還自己制作家具、裝修居室，要知道，那時候并沒有太專業的工具，做這些事需要花很多時間和學習成本。

就拿做飯來說吧，除了煎煮烹炸這些基本烹飪技巧，他們還要學會殺雞、剖魚……幾乎每一種活物都需要不同的技巧來對付，比如殺甲魚前需要先塞一只筷子到甲魚的喉嚨里，殺雞要把血都放干凈。

當時的我非常不明白，成年人到底是從哪里獲得的這些生活技能，而我又什么時候才能夠掌握這些知識和技能呢？等到我長大之后，我才發現，我們早已經不需要掌握這些生活知識和技能了，因為這些事情都可以交給商家來做。

現在，別說殺雞剖魚，很多人就連洗菜做飯都幾乎沒自己動過手，“餓了別找媽，找餓了么”——這個商業廣告不只是個巧妙的諧音游戲，也很大程度道出了不少人的生活真相。

就算你想自己做飯，超市也為你提供了已經擇好洗凈的青菜，切好的雞塊，剔骨的魚柳，甚至連佐料都已經給你配好，你所要做的，有時候只是按下幾個按鈕而已。

這當然是現代生活所帶來的方便和福利，專業化的社會生產分工不僅高效快捷，而且比大部分人都完成得更好，它讓我們騰出更多時間去做我們喜歡而不是不得不去做的事情，看書，學習，娛樂，哪怕僅僅只是發呆。

但是，所有的福音都是詛咒，這種便捷同時也帶來了一種危機，那就是我們越來越多人的私人生活事務已經被各種專業服務機構給“外包”了出去：做飯可以外包，做家務可以外包，慢慢的，養寵物、帶孩子、陪父母這些事也可以找外包。極端情況下，甚至連生育和哀悼都可以選擇外包，比如代孕服務和職業憑吊親人服務。

如果說擇菜、剖魚這些生活瑣事給人們帶來的麻煩本來就遠遠大于樂趣，被保姆或者機器替代也情有可原的話，那么像家庭保姆、子女陪護、婚禮策劃、派對籌備、家務經理人、家庭護工等等角色，替我們承擔了為人夫婦、為人父母、為人子女的種種責任，在減輕我們生活負擔的同時，也在弱化著我們的感情表達。

美國社會學家阿利.霍克希爾德在《我們如何捍衛私人生活：外包，便捷背后的破壞》這本書里指出，家庭是人類抵制商業化的最后一個堡壘，當這個堡壘也被市場化瓦解之后，當我們把諸多生活內容甚至私人情感都外包給外人來打理時，我們便不再是生活的主角，不知不覺中，我們失去了生活樂趣、技能和親情。

在這本書里，霍克希爾德探尋采訪了十個跟私人生活聯系密切的商業服務領域，從網上相親、婚禮策劃、婚姻診療室、代孕、派對籌備到天使護工、老年關懷、殯葬服務，最后是尋找新商機的需求專家。

霍克希爾德總結道，曾經只有為精英富豪們提供的私人服務已經擴大到了中產階級，私人生活正在迅速的商品化，美國人用掙得更多來換取花得更多，而增加得最快的部分之一，就是這些原本可以自力更生的私人生活花費。

這讓人想起美國的一個社會調查。近幾十年來，美國女性的就業率不斷在上升，1970年婦女僅僅占美國勞動力的18%，2009年美國女性就業人數首次超過男性，2010年之后女性占美國勞動力的比例已經超過了50%。由此帶來的家庭總收入也有大幅增長，與此同時，美國的物價始終保持穩定，但那些增加了收入源的中產階級家庭卻并沒有感覺他們的生活水準在相應提高。

那么多掙的錢到底花在哪里去了？調查結果顯示，這些錢主要花在了購買更好社區的房屋上，除了安全和環境，最重要是為了讓孩子獲得更好的學校教育，這跟我們中國人所說的“學區房”現象如出一轍。

于是，中美的中產階級家庭都陷入了一個循環：父母把更多時間投入到工作以換取更高收入，對孩子的虧欠感讓他們追逐優質的教育資源，由此帶來的經濟壓力需要更高的工作投入，從而帶來更強烈的心理虧欠……最終的結果是一個典型的囚徒困境：大家都把更多的家庭教育給外包了出去，換來的也許只是更忙碌的生活，更不安的內心和更疏遠的親子關系。

那么，到底該不該把我們的生活外包出去？經濟學里有一個比較優勢理論，它解釋了為什么一個大學教授即使比廚師做飯更好吃，也應該由廚師來做飯，因為大學教授在腦力勞動上的比較優勢更高，也就是說，他從事腦力勞動的性價比遠遠超出他做飯的性價比，所以，大學教授就應該把精力都放在腦力勞動上。

比較優勢理論被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稱為不容易立即意識到，但卻極其核心的經濟理論。不過，這個理論考慮的是純粹的經濟性，但人，卻不是純粹的“經濟人”。至少在撫育兒女、贍養父母、結交朋友這些私人事務上，人并不總是遵從效率和性價比至上原則的，這就好比剛才那位大學教授，他在帶孩子方面可能還比不上一個小保姆，但是難道他因此就要將陪伴孩子的事情全部都交給保姆了嗎？

生活并不是一個結果，而是一個過程，如果凡事都選擇外包，少了麻煩的同時，也少了一些滋味。“餓了么”們當然快捷高效，還能搶優惠券、積累積分和方便的投訴，但是你內心更期望的，還是媽媽自己做的那碗也許并不那么美味的熱湯，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