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即自我身份的確認，這是認識論中一個古老而難解的問題，也是西方現代哲學的一個核心命題，即尋找自我靈魂的問題。作為現代人，在日益異化的現實情境里很多人都產生了身份危機，成了心靈王國中孤獨的漂泊者，于是到處去尋找真正的“自我”。
身份的缺失
余華寫于80年代的很多作品就涉及了這方面的主題。這個時期的身份危機主要表現為：因對自我身份確認的困難而產生的對自我身份的疑惑，顯露了“我是誰”的身份懷疑和精神困惑。
在《西北風呼嘯的中午》一文中，寫“我”被一個急躁粗魯的陌生人的敲門聲吵醒，他指認“我”是一個將死之人的朋友，于是“我”被迫稀里糊涂地去見“朋友”的最后一面，之后還參加了他的葬禮，并承擔了撫養“朋友”母親的責任。在這里，“我”的身份成為了別人指稱的對象，以至于對自我的身份產生了懷疑。
不由聯想到卡夫卡的《變形記》和《審判》。《變形記》里的格里高爾·薩姆沙醒來時變成了一只甲蟲，《審判》里的約瑟夫·K在一個早晨莫名其妙地被秘密法庭捕去，沒有犯罪的他卻被宣判為罪人，他四處奔波申訴卻全然徒勞，最后被處死。
格里高爾·薩姆沙、約瑟夫·K和“我”都面臨著同樣的困境，體驗著類似的精神危機。在生活中，他們都無法把握自己的身份，也暗示了他們無法把握外在的世界，更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
在《此文獻給少女楊柳》和《偶然事件》等文中，作者同樣模糊了人物的身份。
在余華20世紀90年代的小說中，身份危機主要表現為：生存困境下自我的渺小或者說身處于“無名”的狀態。
最能體現這種身份危機的是《我沒有自己的名字》，從小說的標題我們便可知道文中的主人處于一種“無名”的生存狀態。
小說由“你是誰？”的提問引出了這樣一段描述：“我是誰？我看著他們嘿嘿地笑，我不知道該怎么說。我沒有自己的名字，可是我一上街，我的名字比誰都多，他們想叫我什么，我就是什么。
他們遇到我時正在打噴嚏，就叫我噴嚏；他們剛從廁所里出來，就會叫我擦屁股紙；他們向我招手的時候，就叫我過來；向我揮手時，就叫我滾開……還有老狗、瘦豬什么的。”這里的“我”被任意指稱，人的尊嚴被踐踏得體無完膚。
文中的“我”是一個叫來發的智障孩子，他有名字卻沒有人叫，除了好心的陳醫生，誰都忘了他的名字；他渴望自己可以光彩地有名字地活著，可是就連這點渴求他都沒有滿足，別人給予他的都是欺辱；他沒有朋友，只有一條狗流浪狗與他相依為命，而最后，就連狗也被人打死了。
在《傻瓜吉姆佩爾》這部震撼靈魂的小說里，作家艾薩克·辛格塑造了“一個比白紙還要潔白的靈魂”，吉姆佩爾的命運充滿了屈辱與欺騙，他的命運其實也是猶太民族命運的隱喻。
正如余華所說：“辛格筆下的人物總是難以擺脫流浪的命運，這其實是一個民族的命運。”
而在《我沒有自己的名字》中，來發的命運又何嘗不是眾多現代人的命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