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應試作文功利性的驅使下，如今的作文教學幾乎全力投入“怎么寫”的“技術”指導，一些報刊也在大肆兜售所謂“作文技巧”的秘訣，諸如怎樣擬題，怎樣開頭，怎樣結尾，怎樣安排結構，怎樣打造“亮點”，怎樣吸引閱卷老師的眼球，等等，甚至有老師給學生面授“機宜”——“開頭至關重要，結尾馬虎不得，中間無所謂”。于是乎，一些學生便拋開對作文“本真”的追求，拋開對社會生活的體悟，拋開對名著時文的閱讀，而去潛心研究以不變應萬變的作文“招式”，挖空心思在作文形式上“翻新”，以致把作文搞成了“文字游戲”。

誠然，“怎么寫”很值得我們在作文教學中予以關注，但是“寫什么”更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而且它才是我們作文教學的關鍵所在。

大家都知道一個常識，寫文章就是反映自己對客觀事物的理解和看法，就是表達自己的態度和情感，就是服務于現實生活。因而，“寫什么”即文章的內容肯定是第一位的，只有當社會生活在人頭腦中產生了反映，只有因學習、工作、生活的需要而有話要說，人們才有了表達的意愿，才開始動筆寫文章。至于“怎么寫”即用怎樣的形式來寫，那要看對何人表達，在何種場合表達，為達到何種目的而表達，不必刻意去“包裝”。內容決定形式，這是亙古以來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葉圣陶先生早在1924年就指出：“我們不能只思考作文的法度、技術等等問題，而不去管文字的原料——思想、情感的問題，因為我們的作文，無非想著這原料是合理的，是完好的，才動手去作的。而這原料是否合理與完好，倘若不經考定，或竟是屬于負面的也未可知，那就盡管在法度、技術上用工夫，也不過虛心耗力，并不能滿足寫作初愿。”他還說：“作文這件事離不開生活，生活充實到什么程度，才會做成什么文字。所以論到根本，除了不間斷地向著充實的路走去，更沒有可靠的預備方法。”（《作文論》）葉老的話深中肯綮，十分突出地強調了“寫什么”的重要性。正是基于這一共識，教育部制訂的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在“課程目標”中明確提出：“學會多角度地觀察生活，豐富生活經歷和情感體驗，對自然、社會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能考慮不同的目的要求，以負責的態度陳述自己的看法，表達真情實感，培養科學理性精神”。

從中學生寫作實際的情形來看，“寫什么”一直在困擾著他們。確如“綠色作文”的倡導者趙謙翔先生所分析的，由于某些惟分是圖的家長的慫恿，由于某些惟利是圖的媒體的誘惑，由于某些惟考是圖的教師的誤導，當今青少年學生的心靈受三種流行病的侵害：“一為‘貧血’——親情冷漠，激情偏執；二為‘缺鈣’——胸無大志，意志薄弱；三為‘腦膜炎’——缺乏理性，跟著感覺走。”（《作文應該是綠色的》）這樣就導致中學生對生活的體驗、感悟和積累不足，作文的原材料十分貧乏。沒有豐厚的積淀，就沒有作文的悟性、靈性和個性，那種“技巧性”的東西自然也就運用得笨拙，寫出的文章充其量也只能是一個“花架子”。因此，我們很有必要以“人本”思想統領作文教學，關注學生的精神世界，關注學生的情感領域，關注學生的認知層次，引導他們以積極的心態參與生活，以和善之心對待生命，以細微的感受體驗生活的“水珠”與“枝葉”，以敏銳的眼光發現真善美與假惡丑，以健康的情感徜徉在書頁之間。真正從根本上解決了“寫什么”的問題，學生的精神世界豐富了，情感領域活躍了，認知層次提高了，便會萌生作文的欲望，靈活運用一些作文的技巧了。

值得一提的是，作文教學重在教“寫什么”不是指在選材范圍上畫框定調，而是幫助學生鑿通生活的源泉，喚起學生對作文本質意義的深刻認識，調動學生體悟生活的情感與主動性，指點學生到生活（也包括書本）的廣闊原野去獲得精神營養，引導學生說出“誠實的自己的話”（葉圣陶《作文論》）。具體來說，可以進行旨在充實自我、提升人生境界的四個方面的“對話”：與自我對話，認識真實的自我，展示血肉豐滿的自我，展示一個獨特的世界；與自然對話，投身大自然的懷抱，不只是身形的接近，而且是心靈的融入，用眼去觀察它們的形態，用心去傾聽它們的聲音，用情去呼吸它們的氣息；與社會對話，強化自己在社會舞臺的角色意識，學會與周圍人交往、交流、和諧相處，懂得珍視生命、尊重他人、關愛他人，形成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大師對話，多讀關于大師的傳記作品，多讀大師們留下的經典著作，觀照自我，通過追慕靈魂來拷問靈魂，從而擺脫“小我”，提高人生品位，使自己成長為一個富有個性的大寫的“人”。誠如是，我想學生在寫作時就能傾吐真情、張揚個性，也就會在作文的自由王國里自由翱翔了。

再重申一下我的觀點，“寫什么”才是作文教學的關鍵所在。奉勸只在“怎么寫”上出“招”的老師，好好讀讀葉圣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