軸心時代

公元前5世紀左右在人類文明史的發展上，是個極為特殊的里程碑。按照卡爾·西奧多·雅斯貝爾斯的理論，這是個“軸心時代”。這個時期出現了許多“軸心圣人”，包括老子、孔子、釋迦牟尼、帕坦伽利、猶太教先知、巴門尼德、蘇格拉底等等。

軸心時代的思想發展有兩個重要原因：

1、當時全球各文明中心都經歷了某種政治或社會動蕩，如雅典的民主政治體制、中國所經歷的戰國時代。

2、農耕技術逐步解放了生產力，使得男人有時間對自己的存在進行思考。

需說明的是，男女平等并不是近代的產物。在很早期的種植階段，挖地主要靠簡單的木棍或鋤，即使孕期的女人也可以勞作，因此當時男女地位大致相當。這也是為何早期的宗教中會出現大量女神。而隨著農耕技術的發展，一些工具如犁只有男性才能掌控。根據馬克思理論，社會關系由生產力基礎決定，于是男女分工逐步演變為男主外（生產力）、女主內（再生產）。因此技術的發展只造福了男性的生產力解放，并未給女性的再生產帶來什么優惠。這也解釋了軸心時代的圣人無一例外全是男人。

軸心時代有個十分重要的特點，人類經過持久的思考，開始以從未有過的角度看待萬物。他們終于意識到，某些本質的、崇高的存在不再是在“外”的，而是在“內”的。若要接近神性，需要的不是外在的崇拜，而是深度的內省和靜修。這是軸心時代思想的共同特點，在此之前，人類的宗教、哲學、藝術都是某種神話式的崇拜。

（我的《哲學、藝術與意識》系列，并不是具體某一本書的讀書筆記，而是一種整合的解析。從上述文字可以看出，解析文明就必須看地緣和生產關系；解析意識則必須從哲學思想和藝術表現入手。）

蘇美爾文明與埃及文明

目前公認最早的蘇美爾文明，對埃及文明無疑產生了影響。但有趣的是，蘇美爾文明和埃及文明的宗教有著很大不同。蘇美爾文明認為神是看不見的，盡管神也是某種擬人化的形象。神的呈現主要是自然力量，這種多神的宗教觀影響了之后的希臘人、羅馬人、凱爾特人等多個歐洲種族。

而埃及文明認為法老就是神，并且服從法老能夠分享神的永生。這樣的差異主要與公元前14世紀的宗教改革有關。不難看出，埃及的宗教思想與政權統治有著密切聯系。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重要原因，是尼羅河兩側荒蕪的沙漠有效阻礙外來入侵，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成為中央集權政治所需的一大要素。

當然，龐大帝國的中央集權管理制度下，必然存在某種地方性的管理。因此美尼斯統一埃及之后的王朝，各地反而出現了大量外表是動物或半人的神。這種宗教混亂多半與地方性政權有關。

相比長期穩定的埃及文明，美索不達米亞的政權則從來不太穩定，蠻族多次入侵。只有像漢莫拉比那樣精力充沛的統治者才能有效控制整個地區。穩定的埃及文明，其神學思想非常關注死亡；而巴比倫的神學更關注現世的繁榮。漢莫拉比法典就誕生在巴比倫，占星術在巴比倫王朝也特別發達。巴比倫文明對天文的精準觀測，影響了后來的希臘文明。

這里記錄幾點巴比倫文明與圣經之間的關系：巴比倫文明發源于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圣經中的伊甸園就是指美索不達米亞。大約在公元前2000多年，周邊的閃米特族大量遷徙，人們逐漸開始不再說蘇美爾語，而開始說閃米特語。圣經中造方舟的挪亞生了三個兒子：閃、含、雅弗。閃就是閃族人的祖先。事實上，巴比倫祭祀描述了世界如何被創造，就被運用在圣經的“創世記”中。

無論各地崇拜的神如何不同，牛神在當時的文明中很普遍。公牛通常被認為是陽性生殖性能的化身，推測與公元前3000年時期犁的發明有關。隨著畜牧群體的興起和犁耕村落的產生，公牛成為了生產力的象征。畢竟，無論是祭祀地位（觀測氣象對農作物周期至關重要）還是神話崇拜（各種自然現象化身的神），我們都能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誰提供食物，直接或間接決定其宗教地位。

牛神崇拜在藝術上也能看出來：最早的里爾琴，其共鳴箱就是一頭公牛的形狀。

從蘇美爾文明和巴比倫文明的浮雕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當時的主要樂器無外乎就是里爾琴、琉特琴、雙管以及某種鼓。古埃及文明也沒多大例外。直到埃及第十八王朝，藝術開始了輝煌的發展。這個時期出現了卡納克和盧克索的神殿，甚至還出現了激發藝術創作的宗教變革，與文藝復興時期相像。當時出現了較輕便的弓形豎琴、也出現了三角豎琴。

總體而言，蘇美爾文明及其后裔，在宗教上是原始的，其崇拜往往與自然現象有直接聯系。古埃及文明的宗教則與中央集權有關。藝術方面，音樂主要為宗教服務，圣歌和圣詠通常用樂器伴奏。此外在宴會、葬禮等重要場合也會使用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