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人的佛山十五年

法律人的鄉愁與經歷

我出生在西安市第五醫院，那一天是端午節，老爸去買粽子給媽媽，誰知道她難產了三天生下來我，在我的記憶力粽子應該是甜的，或棗泥，或豆沙，裹上蜂蜜，別提多好吃了。

爺爺家住在西門外的八佳巷里，傳說是八戶人家聚集所得，記得那時候常常在西門（安定門）外的天橋上晃蕩，護城河總是臭臭的，城門樓外面很多打把勢賣藝的，如今只有在電視里才看得見的，賣大力丸的，變戲法金魚的，算命的，總是很是熱鬧。有時候也會去環城公園聽秦腔，那種特別的唱腔讓人印象深刻，說陜西人是生冷蹭倔，這個特點在秦腔里感受的比較明顯。

外公家住在南稍門那邊，就更接近城里了，常常去南門外吃澄城的水盆羊肉，小時候覺得太油膩，大了反倒喜歡吃了。

我在陜西西安成長了23年，八百里秦川浩浩蕩蕩，三千萬兒女嘟嘟囔囔，難忘暑假里去翠華山下的秦嶺南麓的郁郁蔥蔥，難忘華山頂上的風華無限，難忘一切鄉愁的記憶。

高考那年還是有些忐忑的，成績高出一本幾十分，還是想選本地的學校，最后也很開心去了西北政法學院，西北政法是一個青春的所在，但也是給我很多成長的地方，學校猶如一個小社會，四面八方的人匯聚于此。

時光荏苒，歲月多變， 我畢業那年2003年，本來可以繼續讀研究生，剛好趕上了非典，西安城里搞的四處封閉，找工作比較順利，最后還是去追尋那個法官的夢想。

我告別了那個飄蕩著胡辣湯、肉夾饃、涼皮的味道的地方，來到了佛山這個陌生的城市。

佛山對我來說，唯一的印象就是“佛山無影腳”，說實話，15年來，我也沒見過這路腿法。所以很多人說起佛山，都不知道佛山在哪里。

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語言不通和文化不適。

語言其實是思維的內核，而廣佛實際上是廣府人的大本營，廣州話的普及程度超乎想象，我這一口標準普通話竟然很多人聽不懂，一時間電視里播的，廣播里放的，日常生活用的，開會講的，工作要，甚至判決書里都是廣東話式的語法結構，讓人無所適從，我沒有什么語言天賦，幾乎化了3年左右的時間才可以完全聽懂，現在十五年了，陜西話說的糊里糊涂，廣東話說的不三不四，只有說普通話了，有點尷尬。

文化也是個問題，很多人都說廣東是文化沙漠，其實不是沙漠，而是與北方文化有很大差異，很多時候，我們沒法理解。

工作的前八年，我一直在法院渡過，從書記員做起，從啥都不懂的大學生，學開車、學辦案、學喝酒、學應酬交際、學為人處世、學負重前行，記得第一年工作，我回了兩趟家，都是坐火車，27個小時的臥鋪，晃蕩的我昏昏欲睡，我常常想是不是該回去故鄉，那個有城墻的地方，回到父母親人身邊去，不要這樣異鄉漂泊。

毛主席不是說過么：“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爸媽身邊的孩子是長不大的，也許獨自面對世界才是男孩到男人的必然之路。

八年的法院生涯，經歷都是財富，從苦熬的執行歲月，每年500件案件的壓力與責任，到查封健力寶，抓被執行人送拘留所，到在法庭家長里短或劍拔弩張，再到法律研究工作和總體對外宣傳。從輔助的書記員、執行員，到能獨當一面的助理審判員。回過頭想想真是財富。

30歲我因為某種機緣，調入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負責綜合性法律業務，時間不長卻接觸了大量的勞動爭議的案件。時間不長的人社局生涯，因為公選的緣故，作為全區公選年輕干部第一名被提拔到佛山某鎮做副鎮長，成為全區最年輕的副科級干部和最年輕的政協委員。

往后的6年，我先后在市、區、鎮的多個崗位擔任領導崗位，從維穩信訪到輿論防控，從安全生產到市場監管，從文體旅游到國資人事，可謂經歷豐富。之后又在企業工作了了一年，了解了企業如何運作，涉法工作十五年，通過專業、經驗和見識，幫助更多的人成了我們的必然選擇。

告別體制，很多人都覺得很不解，其實很簡單，作為第一代80后，如何去實習人生價值才是關鍵，離開體制是釋放生產力第一步。

到佛山的十五年，也是不忘鄉愁的十五年，無論何時何地，都對故鄉充滿了自豪，也許就是文化自信，不忘周秦漢唐的輝煌舊事，也許歷史早已成灰，但基因卻刻在文化。

每當我回到故鄉，我都會抽時間去小雁塔看看少年時代散步的小路，去碑林看看那些石碑上的文字，去城墻腳下聽聽鏗鏘有力的聲音。

在佛山常常會懷念故鄉，最好的辦法就是去吃吃故鄉的小吃，這幾年來陜西在網上越來越火，西安也成了抖音網紅。我始終覺得，生長的地方猶如產品的產地，無論怎么改變，始終都有一些地域的本色。作為一個陜西西安出生長大的人，至始至終都不能辱沒了城市的性格，從西北政法走出的學子，也一樣會始終堅持用自己的努力去幫助更多的人。

從法官到官員，從政府到企業，從體制內到自由職業者，走向不惑的我，更加明白深藏一份情懷，做好一份事業，但行好事，莫問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