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人魏元曠《堅冰志》中的記載：

慈禧召見端方，知他以前屬于戊戌黨，便問他“新政已皆舉行，當無復有未辦者”

端方回答“尚未立憲”。

又問“立憲如何”？

答曰“立憲則皇上可世襲罔替”。

這是最能打動清廷上層的聲音，端方、載澤這樣的滿人也的確非常相信。他們對自己面臨的局面很清楚，不改革就沒有任何出路。某種意義上，他們比漢人更焦慮，推動立憲的動機比漢人也更真誠，因為這關系到他們的身家性命。

因為變法實施新政之后，立竿見影的效果清政府是暫時看不著的，并且當時內憂外患，岌岌可危，于是一部分人開始尋求新的解決之道，當然慈禧也是站在大清江山永固的角度去考慮這件事情的。

而且，在當時，洋務派的推動下，學人開始謀求更加“優越的政體”想“從根本上促使當時的中國社會起死回生”。所以，無論當時輿論所指，還是官員上書，都朝著一個方向，那就是“立憲”。

1905年《東方雜志》第10期載《南方報》的一篇文章，題目就是《論立憲為萬事之根本》。當時立憲已達到朝野共識。

立憲運動是怎么發生的呢？

從1901年到1905年，由體制內官員與民間互動并不斷提出奏請，最終使得清廷上層接受立憲，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從體制內的角度看，當梁啟超于1901年6月發布《立憲法議》時，也是在此時，也是在日本，出使日本國的大臣李盛鐸，在應詔上書中幾乎和梁發出了同樣的聲音：“變法之道，首在得其綱領。綱領不得，枝枝節節，不獨圖新政窒礙難行，且恐依違遷就，未睹變法之利，先受變法之害。”“查各國變法，無不首重憲綱，以為立國基礎。惟國體政體有所謂君主民主之分，但其變遷沿改，百折千回，必歸依于立憲而后定。”因此，他建議朝廷“近鑒日本之勃興，遠懲俄國之擾亂，毅然決然，首先頒布立憲之意，明定國是”。（此材料來自侯宜杰的《清末立憲運動史》）

　　這個李盛鐸也就是1905年清廷后來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此時他和梁啟超同在日本，都是以日本明治后的皇室立憲為參照，故而從不同渠道向國內發出同樣的聲音。只可惜這個聲音進入朝廷便石沉大海，但這可以看做是朝廷內部立憲主張的先聲。

　　讓立憲的聲音進入朝廷并抵達上層，一個重要的人物便是張謇。

　　張謇是1894年的科考狀元，這位已經四十來歲的狀元先生并沒有入朝做官，而是返回南通家鄉從事實業與教育。1903年日本開國內博覽會，一位日本友人帶給張謇一張請柬，邀請他參加。張謇之前沒有出過國門，這次在日本前后考察70余天。虛往實歸，回來之后，人生坐標發生一次重要的轉變，即在實業與教育之外，以立憲為務，投身于國內憲政。他后來很快成為江浙派的立憲首領，一步一個腳印地推進立憲的各種事務，比如后來的國會請愿運動。

　　1904年5月，張謇代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魏光燾草擬立憲奏折，會集趙風昌、湯壽潛等數位朋友，反復斟酌六七次，方才定稿。稿定之后，張之洞不放心，要看直隸總督袁世凱的態度，便囑咐張謇事先商量于袁。張袁早在甲午前的朝鮮就相識，但兩人走的是兩條道，多年不通音問。為立憲故，張寫信與袁，無奈此時的袁并不熱心，認為此事“尚須緩以時”。

　　這邊的張謇并沒有停下腳步，這是他的自訂年譜：“六月，刻日本憲法成。以十二冊，由趙竹君風昌寄趙小山慶寬徑達內廷。此書入覽后，孝欽太后于召見權臣時諭曰：日本有憲法，于國家甚好。權臣相顧，不知所對，唯唯而已。”當時身為軍機大臣和外務部尚書的瞿鴻，連忙叫他的弟弟到上海，托趙風昌選購有關憲法的書籍，卻不知慈禧看到的憲法，正是張謇從日本帶回并和趙風昌一道印刻的。

　　袁世凱的路子沒有走通，江浙立憲派就把注意力放在瞿鴻身上，試圖說服他在朝中倡導立憲。瞿對立憲有興趣，態度也積極，他是清廷上層中立憲派有力的贊助者，當朝廷決定派臣出洋時，甚至打算“自請親赴歐美考察政治”。9月，張謇又刻印《日本憲法義解》及《議會史》，送給兵部侍郎鐵良。這一段時間，張謇利用自己的優越身份，廣與各方大臣談立憲。根據他的日記，在他看來：立憲之動機于鐵（良）徐（世昌）之入政府，端（方）之入朝，（載）振貝子又助之陳于兩宮。慈圣大悟，乃有五大臣考察政治之命。

所以說：當時慈禧和滿清的一些高官，出自自身的身家性命考慮，以此為基礎上升至國家之安危，是支持并同意改革政體滴。。

鏈接一個牛人：

端方

他是1905年清政府派出席方考察憲政的五位大臣之一。

1861出生于一個滿洲貴族家庭。戰死。

他一度支持戊戌變法，但在變法失敗后又受到榮祿和李蓮英的保護，未受株。

他是中國第一所幼兒園和省立圖書館的創辦人。他還派出了二十多名女生赴日本學習師范教育。

他是中國新式教育的創始人之一，他在代任兩江總督期間，在南京鼓樓創辦了暨南學堂。

鄭孝胥在評論時人說：“岑春煊不學(學問)無術(權術)，張之洞有學無術，袁世凱不學有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