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全世界惟有中國人罵起人來是有條有理、合邏輯的。英國人不信地獄之存在也還咒人‘下地獄’，又如他們最毒的一個字是‘血淋淋的’，罵人‘血淋淋的驢子’，除了說人傻，也沒有多大意義，不過取其音調激楚，聊以出氣罷了。中國人卻說：‘你敢罵我？你不認識你爸爸？’暗示他與對方母親有過交情，這便給予他精神上的滿足。”

“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認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類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著有什么意義呢？不管有意義沒有，反正是活著的。我們怎樣處置自己，并沒多大關系，但是活得好一點是快樂的，所以為了自己的享受，還是守規矩的好。”

魯迅先生對中國人國民劣根性的剖析和鞭笞之深刻有力，吶喊之振聾發聵，古往今來無出其右者。不要誤會，上引兩段話都不是大先生的手筆，而是出自張愛玲，前一段出自《洋人看京戲及其他》，后一段出自《中國人的宗教》。張愛玲向來被視為鴛鴦蝴蝶派，紙醉金迷缺乏對現實社會的體察和對國人的關懷。當然讀過張愛玲的散文集《流言》就會明白這是無稽之談。

這次讀張愛玲，忽然對她與魯迅之間的關系很感興趣。但我是不看“文學研究”文章的，也不喜歡學院派的東西，所以只能就我經過看過的文本所及，談一點想法。

早在1945年，《炎櫻衣譜》中張愛玲就提到過魯迅：

魯迅有一次對女學生演說，也提到過“諸君的紅色圍巾”。

張愛玲其實引用有誤。這句話大概出自魯迅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文藝會所講的《娜拉走后怎樣》中所說的娜拉“倘只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有意思的是，其實張愛玲本人就是一個出走的娜拉，魯迅說娜拉需要錢：“她還須更富有，提包里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張愛玲就直言，她愛錢。

在非常有意思的市民文化散文《談吃與畫餅充饑》中，張愛玲又提到了魯迅的譯文：

幾年后我看魯迅譯的果戈里的《死魂靈》，書中大量收購已死農級名額的騙子，走遍舊俄，到處受士紳招待，吃當地特產的各種魚餡包子。我看了直踢自己。魯迅譯的一篇一九二六年的短篇小說《包子》，寫俄國革命后一個破落戶小姐在宴會中一面賣弄風情說著應酬話，一面猛吃包子。近年來到蘇聯去的游客，吃的都是例有的香腸魚子醬等，正餐似也沒有什么特色。蘇俄樣樣缺貨，人到處奔走“覓食”排隊，不見得有這閑心去做這些費工夫的面食了。

果戈里的《死魂靈》是我認為最好的俄國小說。納博科夫的《俄國文學講稿》也對它推崇備至。但是《包子》應當是張愛玲又搞錯了，其實是魯迅翻譯的《貴家婦女》，而且魯迅其實譯文寫的是“肉饅頭”，而不是“包子”。據我所知，紹興話里，是沒有“包子”這種東西的。魯迅寫的人血饅頭，其實是北方人的包子。

當然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張愛玲其實不僅讀魯迅的演講稿，還讀魯迅的譯文，那么自然，張愛玲不可能不讀魯迅的小說。《關于笑聲淚痕》中有這樣一段：

有人冒名出書，仿佛值得自矜，總是你的名字有號召力……被剝削了還這樣自慰，近于阿Q心理。

《四十而不惑》中則提到魯迅的《祝福》：

我從前看魯迅的小說《祝福》，就一直不大懂為什么叫“祝福”。祭祖不能讓寡婦祥林嫂上前幫忙—晦氣。這不過是負面的影響。

當然，魯迅的學術作品張愛玲不可能不讀。在《國語本<海上花>譯后記》，張愛玲寫到：

劉半農竟輕信清華書局版徐廑父序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記傳聞，以為《海上花》是借債不遂，寫了罵趙樸齋的。

說起《海上花列傳》，倒是為魯迅叫屈。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把晚清的狹邪小說分為“溢美”、“近真”、“溢惡”三種，且認為《海上花列傳》“平淡而近自然，較近于寫實”。張愛玲寫《憶胡適之》引用了胡適給她的信，說《海上花列傳》平淡而自然，但沒有注明這其實是魯迅的評語，以至于現在很多人認為這是胡適的評語。

可見，張愛玲對魯迅的雜文、譯文、小說、著作都有涉獵，但是她沒有寫過任何正面評價魯迅的文字，全是在論述其他問題時捎帶出來。可是我認為，正是這種看似不經意間的“捎帶出來”，更可以說明張愛玲對魯迅的熟悉，差不多可以“信手拈來”。

關于張愛玲對魯迅的正面評價，我所看過的只有兩則：

一是胡蘭成在《山河歲月》中所說：

愛玲也說魯迅的小說與《三閑集》好，他的滑稽正是中國人的壯闊活潑喜樂，比起幽默諷刺，他是厚意，能調笑。他常把自己裝成呆頭呆腦，這可愛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卻又是個非常認真的人，極正大的。

這個評價應當是出自張愛玲，是對魯迅非常深刻、正面的評價。

二是臺灣作家水晶在《蟬——夜訪張愛玲》中所說：

談到魯迅，她覺得他很能夠暴露中國人性格中的陰暗面和劣根性。這一種傳統等到魯迅一死，突告中斷，很是可惜。因為后來的中國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幟下，走的都是“文過飾非”的路子，之說好的，不說壞的，實在可惜。

說這些話的時候，已經是1971年，張愛玲旅居美國，46歲。這些話表明，此時的張愛玲，已經差不多在精神上可以和魯迅一路同行了。其實在1944年寫的《洋人看京戲及其他》一文中，張愛玲開篇就已經非常接近魯迅精神了：

多數的年輕人愛中國而不知道他們所愛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東西。無條件的愛是可欽佩的──唯一的危險就是：遲早理想要撞著了現實，每每使他們倒抽一口涼氣，把心漸漸冷了。我們不幸生活于中國之間，比不得華僑，可以一輩子安全地隔著適當的距離崇拜著神圣的祖國。

在不斷閱讀張愛玲文本的過程中會發現，雖然她屢次提及喜歡張恨水，但是也明確表示，張的作品格調并不高——只是她是慣喜歡做小市民的，也熱愛小市民的俗氣，所以欣然任自己喜歡。但是她對魯迅，卻明顯表示出極大的欣賞和肯定——事實上，除了《憶胡適之》中的胡適之，張愛玲幾乎只對魯迅一個人表示了這么大的欣賞。而且她對于胡適，其實是作為文化旗手的敬仰，但對于魯迅，我認為是對于頂級作家的欣賞。

張愛玲和魯迅有一個共同的特征：他們的小說都只寫小人物。張愛玲唯一寫的大人物也許是張學良，但寫的實在壞。她寫得好的，無一例外是小人物、小故事，不寫戰爭，只寫時代：在大時代下被迫害、破壞的小人物。而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有力地寫了小人物小說的，就是魯迅，是他的《狂人日記》。他們小說共同的特點是更注重“人生安穩的一面”，以這安穩的一面為底子，去勾勒時代飛揚的一面。不同的是，魯迅是戰士，是在黑暗的鐵屋子里剖析人的全部劣質的精神元素；而張愛玲只是在紛亂的時代背景下，挖掘個人的情感世界，描寫亂世男女孤注一擲的愛情和無處安放的欲望。

而在散文或雜文上，他們都對“中國人”的精神內核和行為特征做了細致、深刻、精準地剖析，如手術刀一般。舉一個例子，張愛玲的《造人》說“生孩子的可以生了又生。他們把小孩看做有趣的小傻子…憑空制造了一個人，然后半饑半飽半明半昧地養大他…”，魯迅的《熱風·隨感錄二十五》說“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這像不像鏡子的兩面？

由此推論，張愛玲和魯迅對“人”的悲劇還有一個共同的認知：他們都認為“人”（那時代的中國人）的悲劇，不能完全歸咎于環境，而有相當的自身的責任。不論是《金鎖記》中的曹七巧、《第一爐香》中的葛薇龍還是《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嬌蕊，張愛玲筆下的悲慘女性，無一例外都有極高的“自甘墮落”和“自戕”的成分，這一點張愛玲自己說得很清楚，她認為把女性的悲劇全部歸咎于壞境的迫害是不公平的，女性自己就有迫害自己的欲望和事實。差別僅在與，對于魯迅而言，他寫的是全部的中國人的愚昧和劣根性，張愛玲則專門選取女人的悲劇和愚昧。

這種相似性，我認為究其原因有兩個：第一是張愛玲和魯迅應該都更贊揚個人主義而不是集體主義，這是“五四”以來的文學精神傳統，他們有相同的文學傳統來源；第二是張愛玲和魯迅一樣，都是孤獨的。魯迅說：孤獨者最強大。因為孤獨，所以他們所寫的小說和散文都具有極強的永恒性：任何隨著時代轉動的人，是不可能寫得出永恒的作品的。他們“不爭朝夕，只爭萬年”。

這就是為什么魯迅的書常讀常新，他所批判的，仿佛就是今天一樣。讀張愛玲的散文，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不信，我們最后引用一段她的文字做結尾：

有個外國姑娘，到中國來了兩年，故宮、長城、東方蒙特卡羅、東方威尼斯，都是沒瞻仰過，對于中國新文藝新電影似乎也缺乏興趣，然而她特別賞識中國小孩，說“真美呀，尤其是在冬天，棉襖、棉褲、棉袍、罩袍，一個個穿得矮而肥，蹣跚地走來走去。東方人的眼睛本就生得好，孩子的小黃臉上尤其顯出那一雙神奇的吊梢眼的神奇。真想帶一個回歐洲去！”

思想嚴肅的同胞們覺得她將我國未來的主人翁當作玩具看待，言語中顯然有辱華性質，很有向大使館提出抗議的必要。要說俏皮話的，又可以打個哈哈，說她如果要帶個有中國血的小孩回去，卻也不難。

跟我們今天的輿論場像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