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民國文史上一顆耀眼的明星，也是民國政治家們最喜歡的文人，他一直致力于讓學生只去研究學問不要胡思亂想去搞其它的東西的工作，比如，學生們進行各種學術上面的爭辯，不管多激烈都行但是上街游行他就不是很贊同。
不過，胡適并不是認為文人不應該參與到政治當中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他是明白的，就如他自己，他就給當時的政府做過官，他只是單純的認為，學生就應該學習，文化之爭就是文化之爭，不應摻雜其它，如果摻雜進其它東西，那就變了樣子，黑不是黑白不是白了。由此處可以看得出，胡適的身上還是書生氣太濃了些，他的這股書生氣，也被帶到了他的生活當中。
胡適在私生活中不失為一個灑脫的人，總能找到生活中的樂觀和妙處，即便經常被老婆壓制，但胡適卻以此為生活之樂，在當時主流思想還是男尊女卑的民國，胡適算得上是一股清流了。為官入仕，胡適的書生氣并未給他帶來的除了爭議就是蔑視和不信任，作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必須要為國家的實際利益進行考量和奔走，但是胡適在出任駐美大使的時候基本上不問政事，對大使館的管理采取無為而治的方式，讓各部門各司其職，自己并不過多的插手。
胡適都去干什么了呢？三件事：旅行；演講；收學位，胡適在美國單是1942年上半年就旅行了三萬五千里，在美國任大使期間他的演講場次也達到了四百多場，收到榮譽博士學位二十七個，這是胡適的在美國期間最突出的表現。胡適始終認為自己作為一個“學者大使”就應該用演講去為中國做宣傳，用學者的方式進行外交，胡適的外交方式，也的確有些效果，當時的美國政府對胡適很是尊重，但是他們所尊重的是胡適的學識，也就是胡適學者的身份，而非是胡適在外交上面所展現出的政治家風范。
胡適的確不適合做一個政治家，用他的話說，他本來就不想和政治扯上瓜葛，但是因為國之為難，他不能拒絕，必須要挺身而出擔起責任。有這樣的情懷固然是好的，但是胡適做大使的確是有些趕鴨子上架，他在美國的時候還有一件趣事。
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前，北平的圖書館將數百部的珍貴書籍運到了華盛頓委托給美國國會圖書館幫忙暫管，這算是一件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和國會圖書館的館長邀請胡適并派出人員陪同他，去書庫當中查看，結果胡適 作為駐美外交最高長官，竟然在進入書庫以后面對浩繁的珍貴的書籍，挪不動腳了，坐在地上看了一個多小時，把圖書館館長和那些外交大員們晾在走廊踱步。這是極失禮節的一件事情，通過這件事也足見胡適終究是個文人，在喜歡的書籍面前，他顧不得自己當時的身份和自己所代表的國家形象，因而從古到今書生氣比較重的人，都很難在官場有所建樹，空有一身的名望和抱負。
1942年8月15日，胡適終于收到了免職的電報，他終于要能夠擺脫政治對自己的束縛，但是他并沒有意識到，只要攪入旋渦想要抽身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后來，胡適雖然回歸自己的學術研究當中，但是始終無法與政治做出割絕，甚至越陷越深，逐漸的失去了對自我的掌控，這對于一個文人，一個書生來說，是非常可悲的，這也讓胡適的文學成就和他的作品蒙上了一層塵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