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熬下來，跟回了國的丈夫離了婚，留下了一身的病痛，可黑在日本的張萍依舊沒能達到心中預期的目標：“房子錢越攢越不夠，現在連一個墻角都沒攢出來，別提首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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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5年10月15日那天開始，張萍就成為了一個“不存在”的人。
直到今天，回想起那天在東京羽田機場把坐著輪椅的丈夫送走時的情景，她最感慨的依然是那句：“我從來沒做過傷天害理的事兒，怎么老天就把我的簽證給弄沒了呢？”
7年前，張萍兩口子抱著來日本淘金的美好愿望，托人辦理了假的廚師簽證（日本技能簽證的一種），一路從東北農村殺到日本茨城，“投奔在這邊開飯館的叔伯家小姑子”。
“從小我就覺得自己過得不能比別人差”，這個執念是張萍不斷突破邊界、渴望跳脫的源動力。小學五年級讀完，為了照顧身體不佳的父母，家里排行最小的她只能輟學回家種地，但心里對改變命運的機會依然如饑似渴。
20歲那年，丈夫的親叔叔上門提親，就算知道未來的婆家離自己家有30里地，未來的公公又癱瘓在床，張萍依然義無反顧選擇嫁過去，“我不想再種地了，給我累傷了”。
然而，結婚之后，她的命運依然沒有與莊稼脫開干系——“他家只有一坰多地，他連薅草都不會，我懷孕的時候，挺著肚子還得下地薅草”。這樣的生活讓張萍感到絕望，因此，當看到村里有人靠養客車、跑城鄉線路賺到錢時，張萍便說服丈夫四處湊錢置辦了一輛大客車，“誰成想線路沒選好，沒過多久，市里的公交通了，把我們的線路給占了”。幾年下來，連養車帶交罰款，兩口子欠下了40萬的饑荒。
“咋整？沒整兒！”樹挪死、人挪活，當遠親近鄰們在一衣帶水的東洋“發達了”的消息，不時地傳到他們的耳里時，出國一搏的念頭便在心里生了出來。
按照正常標準，申請一張去日本的廚師簽證，至少要有10年以上的廚師工作經驗，對工作所屬的酒店級別也有一定的要求。但這些標準對于從小務農的張萍兩口子來說，是不真實的扯淡——張萍的打算很簡單，先花高價托人用假材料辦兩張廚師簽證，丈夫先走一步，等在日本站穩了腳跟，她隨后就到。倆人一起拼個幾年，把饑荒還上，萬事大吉。
沒成想，計劃趕不上變化，就在丈夫2012年剛剛抵達日本不久，8歲的女兒卻因為尿頻被查出尿蛋白偏高，被醫生診斷為腎病。“當時覺得天都塌下來了，我爸60多歲，他哭著跟孩子說：‘你有病都不如我有病，我活到這把歲數死了也值了，你有病，這輩子不就完了嗎？’”
但總想著逆天改命的張萍不允許女兒就這么“完了”，她帶孩子去省城、去北京，“多難的號我都能拿，花多少錢都行”。張萍帶著女兒去北京兒童醫院，連著好多天半夜就去排隊掛號，一天后半夜，手機里突然收到一條短信，是給他們兩口子辦簽證的人發來的，通知她說去日本的簽證馬上就要到期了，要是再不去日本登陸，簽證就作廢了，錢也就白花了。
咬咬牙，張萍撇下病重的女兒，帶著驚慌和恐懼從北京飛去了日本。女兒的哭喊把張萍的心炸成了碎片，從此再也沒拼全乎——“媽媽，你不要我了嗎？”
第一次到日本的時候，張萍的心始終揪揪的，她惦記女兒，只待了5天，就慌忙飛回北京，直到兒童醫院的大夫宣布孩子沒事兒了，她才徹底放心把孩子送回東北老家。
這一次，張萍的去意決絕，她變賣了農村的房子，給癱在床上的公公做了幾頓好飯，然后收拾了一拉桿箱的衣服，塞了幾條長白山（香煙），兩眼一抹黑，又踏上了東洋的土地。
這次她一離開就是6年，歸期渺茫。
2
給人打工要看人臉色，哪怕老板是實在親戚，也難免體會人情冷暖。
張萍的丈夫初到茨城的幾個月，一直在妹妹中餐館的后廚里幫忙。張萍的“突然”到來，給這家小店徒增了不小的負擔。盡管張萍看メニュー（菜單）、點菜這些“生存技能”都是跟小姑子學的，但飯店不是學校，白吃白住難免惹人討厭。沒過幾天，受不了小姑子的臉色，張萍兩口子選擇一起離開，輾轉去妹夫朋友的飯店幫忙。
和神通廣大的妹夫不同，張萍丈夫性格內向靦腆，不善言辭。離開了親戚給陌生人打工，老板的嘮叨和“假廚師”的身份，讓他頭一回感受到了壓力，時常坐立不安。不出一個月，壓力便像火山爆發，在與老板發生了口角之后，當晚便被炒了魷魚。
凌晨5點，茨城下著小雨，張萍兩口子一人拖著一個拉桿箱，茫然地站在街頭。除了點菜那幾句，他們倆一句日語都不會。
被掃地出門后，妹夫又給他們介紹了山形縣的一家飯館可以去“幫忙”，可沒人接也沒人送，當務之急就是找到車站。張萍手里拿著一張地圖，領著丈夫四處踅摸。一個剛從便利店買早飯出來的日本大姐耐心地聽了張萍的描述，“我就比量，那么長的一輛有轱轆的車，窟窟窟窟響的那種，她就明白了”。
那個大姐不僅把他們送到了車站，路上還把傘一個勁兒往張萍這邊傾斜，“我說不用不用，她就捂著額頭比劃說，現在下雨呢，天這么冷，你萬一淋雨生病了怎么辦？我當時眼淚就在眼圈里打轉兒，還是好人多。”
那時張萍還不知道，后面再過不到兩年，“絕對不能生病、絕對不能倒下、不到萬不得已絕對不能去醫院”將成為她在日本獨自生存的法則之一。
從茨城到山形的路，只是他們夫妻倆在日本奔波的開始。
雖然都不懂日語，但丈夫在后廚，不用見人，所以工資還算穩定。而相比起來，張萍則像是“買一贈一”的那個贈品，倆人每月的工資只能算一人份：20多萬日元，合人民幣1萬多，但就這樣，也比在國內東北老家時強百倍。
飯店一般都從中午開始營業，張萍每天11點上班，一口氣干到夜里12點，下班后就跟六七個人擠在老板給安排的“寮（宿舍）”里，“‘寮’就是把一個房子打了好幾個隔斷，洗澡上廁所都是公共的，晚上睡覺誰放個屁都聽得一清二楚”。她每天都是凌晨6、7點才睡，不睡覺的時候，就把一本《大家日本語》翻得卷了邊兒，每一頁上面密密麻麻標滿了漢字注音。
作為“外人”，張萍兩口子始終徘徊在那些小飯店雇傭體系的外圍，成了那些老板裁員時的軟柿子，被解雇時聽到最多的理由就是“老板家親戚來了，得騰地方給他們了”。性子又剛又直的張萍在吃了數不清的啞巴虧之后，依然固執地相信，“自己只要干好自己的活對得起工資就行，沒必要低三下四的”。
既然“人窮志不能短”，在別人的屋檐下不肯低頭，結果就是他們幾乎和工作過的每個小飯店的老板們都吵了個遍：“有一次，店里面打セール（打折促銷），一直沒人氣，老板娘心情很差，就找我的茬兒撒氣，我也沒慣著她，就跟她干起來了，她當時就讓我滾蛋。我老公這時候從后廚過來說，再怎么著人家打セール呢，缺人手，咱們不能這時候走——干完了這一天領了工錢，才卷鋪蓋走的人。”
就這樣在山形挺過了半年，張萍兩口子在2013年底前轉去了福島的一家燒烤店。此時的張萍，已經可以獨立接聽預訂電話、用流利的日語為客人點餐了，而光是她一個人的薪水就漲到了25萬日元。
工資漲了，張萍手里卻始終沒什么錢——每個月，她都要通過黑市以較低的匯率把錢匯給在國內的嫂子，“國內那邊錢到賬了，我這邊再打款，安全”。眼瞅著東北老家的饑荒一點點還上了，張萍那顆要強的心又開始蠢蠢欲動起來，想在城里面買個房：“從小我就覺得，我不該（欠）誰、不少誰，比上不足比下得有余，我過得不能比別人次。”
在那之后的好多年，每當她在日本“萌生退意”時，就會問自己：“張萍，你買房的錢攢夠了嗎？”只不過，在她的定義里，“買房的錢”一開始指的是“全款”，后來變成了“首付”——賺錢的速度始終趕不上國內房價的漲幅，這是張萍始料未及又無可奈何的事。
3
張萍的廚師簽證材料有假，但簽證本身是真的，每年都要重新遞簽。可2015年初第三次遞簽的時候，折了。
原本是十拿九穩的——他們兩口子和村里其他人一樣，一開始都是找中介去省城遞一份材料，花不了幾個錢，千把塊。但后來妹夫拍著胸脯說自己有門路，說他“在日本的社長”就能辦簽證（投資經營者簽證），讓他幫忙，雙保險。于是，夫妻倆東拼西湊，花了9個月湊了14萬人民幣，想破釜沉舟一次，“誰成想，給整叉劈（出差錯）了”——因為兩家中介遞交的資料存在事實性的出入，兩口子的簽證被日本入國管理局以欺騙為由，駁回了遞簽的請求。
對在日本打工的人而言，“身份”意味著一切，無簽證、有簽證、暫住和永久居住權，不同的身份在日華人社會鄙視鏈上有著各自的層級，也對應摻雜著許多無法放在光天化日下明說的潛規則——這份辛酸，張萍在徹底沒了身份之后，比別人體會得更深。
在等待簽證的那幾個月里，張萍兩口子剛被福島那家燒烤店以“經營不善”為由裁了員。在那不久前，夫妻倆又剛好借了一筆錢給剛來東京研修打工的外甥，5萬人民幣。
“當時根本沒有富裕的錢，只是我們自己稍微能緩一緩，就左手倒右手，倒了點兒錢出來，就為了幫他一把”。互相幫襯原本是在日華人的生存之道，但幫忙的馬上成了被幫的，這就讓那5萬塊錢的“接濟”性質變得有些曖昧了。沒了工作就意味著沒了住處，走投無路之下，張萍兩口子只得去東京投奔外甥，偷摸擠在外甥的會社給員工租的宿舍里——在西日暮里舍人線（輕軌），一間狹小悶熱的房間。
寄人籬下的日子并不好過，然而更難過的是丈夫突然改變的態度：一到東京，丈夫就寧可起五經爬半夜地上建筑工地拆房子、打臨時工，也絕不肯再踏進飯店的門。而東京飯店對服務員的高要求也讓張萍望而卻步，這跟她原本盤算的“大城市機會更多”，偏差太大。
整整3個月，張萍天天在“中華物產店”等免費的中文報紙，一來找住處，二來找活干。無奈東京的中國人實在太多太多了，房子找不到，工作也沒著落，眼看著錢包一天天癟下去，馬上就要揭不開鍋了，張萍急得滿嘴起大泡。
有一天，丈夫突然一身酒氣地回來，告訴她：“建筑工地的老板跑了，工資一分錢也拿不回來了。”那一刻，張萍覺得日子快過到頭了，看著眼前這個頹喪的男人，她突然想起多年前的那場可笑的婚禮：彩禮錢都是借的，喝完喜酒就都還了回去。好不容易花了幾千塊錢置辦的戒指、項鏈和耳環，也在婚后不久不翼而飛。“我姐曾經懷疑過是不是讓我老公給賣了，我說不可能，我特別相信他。但好多年以后，來到日本，我問起這事兒時，他說沒賣，當了。當時我只是說，那你以后再給我買回來”。
可內心里，張萍覺得有些東西已經死了。
日子還是得過，張萍總算在一家餐廳找到了工作。
張萍還記得那天上午她在餐廳接到丈夫的電話，丈夫說：“找到房子了！”語調里都充滿了歡樂。
“他問我要不要去看一下，我說不用，哪兒都行。”上午簽了合同，當天晚上，他倆就從外甥的宿舍搬到了自己的小家。
兩年了，終于有了屬于自己的“家”。可張萍還是想在中國建個真正安穩的家，如此一來，他們就必須繼續留在日本。
張萍不肯認輸，她找到律師事務所，打算辦一個正兒八經的投資簽證，“做物流貿易”——因為這是一個不需要技術，只需要相當財力證明的簽證種類，里外里需要500萬日元（人民幣30多萬），光手續費就要20多萬日元，租店面也需要80萬，時限2個月。
擱哪湊這么多錢呢？張萍厚著臉皮，跟在東京剛認識沒多久的同事們挨個借錢。同事們都是從五湖四海來日本打工的中國人，賺多賺少，大多都選擇匯給家里，手上留錢的不多。不過讓張萍意外的是，飯店后廚有位不起眼的川菜廚師，這時突然站了出來。
在這個師傅的游說和幫助下，張萍很快湊齊了500萬日元——這位師傅自己就掏了1/5。把錢交給張萍的時候，川菜師傅語重心長地說：“萬一（投資簽證）整成了，算我幫你個忙，整不成，錢也瞎不了，你到時候再還給我。”張萍只記得那時候自己心里都是感動。
500萬現金和每月4萬房租的小房子，讓張萍的心神穩了一些。然而丈夫卻始終沒有振作起來，為了讓丈夫減壓，張萍同意讓他跟著妹夫家的剛來日本游玩的朋友“回茨城散散心”，自己則專心在餐廳打工賺錢，好歹一個月22萬的工資，勉強夠吃喝。
可不爭氣的希望短得就像東北老家的春天，丈夫剛到茨城，就在橫穿馬路時被一輛摩托車撞得小腿骨折。雖然責任不在對方，但摩托車車主還是主動繳清了全部的醫療費，還賠給了他們100萬日元。那半個月，張萍隔幾天都要坐兩個多小時的電車，從東京去茨城的醫院看望丈夫。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這時，新遞交的材料再次沒有通過簽證申請，心情沉重的她不知道接下來的路究竟該怎么走，根本無暇顧及丈夫的苦痛。
丈夫的腿傷并不嚴重，但需要長期靜養，出院后，又休養了整整兩個月。入國管理局得知后，給他們的簽證順延了3個月。這段時間里的每一天，眼看著丈夫一天比一天頹廢，生活開銷漸漸入不敷出，張萍的心里醞釀出了一個更大膽的念頭：
“不如，勸丈夫一個人回國，我自己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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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就是一個巨大的消音器，一切苦痛掙扎的吶喊，從它這里一過，都只剩下了夸張的口型。
幾個月的掙扎、吵鬧、冷戰，讓丈夫心灰意冷。他走的那天是2015年10月15日，是他們簽證有效期的最后幾天，張萍記得清楚。她想不明白，明明是自己要丈夫回去的，可為什么最后在羽田機場，她卻失聲痛哭，哭喊著：“要不你別走了，留下來吧！”
丈夫一句話都沒說，就獨自坐在從機場租來的輪椅上，消失在登機口前，連頭也沒回一次。他倆心里都知道，從此一別，大概就是永遠。“村子里那么多人出來了，后來都離了。我后來說要回去，連他爸都不相信。”張萍說，“但他們全家都盼著我能回去。”
丈夫帶走了他倆在日本的全部積蓄和那100萬日元的賠償金，只給張萍留下了一個月房租。告別了坐著輪椅的丈夫，也告別了熟悉的自由，在日本失去了“身份”的張萍從那個短暫的“家”里搬了出來，重新住回進了“寮”里，跟七八個剛來日本的中國年輕人一道。她跟老板娘攤牌，告知了自己的處境，出于同情，老板娘非但沒有開除她，反而給她漲了1萬的工資。
生活表面波瀾不驚，底下卻早已暗流洶涌。
在日本，沒有簽證打工的人被稱為“黑戶口”，一旦被人舉報或被入國管理局發現，就有當即遣送回國并永久不準入境的危險，同時還伴隨著數額巨大的罰款——罰款往往最讓人無法接受，因為大多“黑”在日本的人，都只有一個單純的目的——多掙錢。
身份焦慮讓張萍吃不下飯，睡不好覺，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時候就會被查，然后遣送回國，害怕去醫院會暴露非法滯留的身份，兜里始終揣著各種消炎藥、敗火藥、腸胃藥。她的同事打趣說，不管誰生什么病，只要跟張萍說，她兜里保準有藥。可張萍自己覺得這樣是必須的：“我不能倒下，倒下就完了。”
張萍徹底遁形的生活是從一通電話開始的。那天她還在“寮”里休息，一個同事打來電話說“有人來店里找你”。張萍至今都不知道那個人是誰、為什么找她，“我在東京沒交過任何一個人，我就怕身份不好，要是有人查到店里會連累老板娘，老板娘有恩于我，我不能害她”。
當天下午，張萍就再也沒去過店里，她在電話里辭別了老板娘，開始了流浪。
知道她的行蹤的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人，當年曾經借給她100萬的川菜師傅算是一個。在日本的華人都有自己的小群體，但都不算怎么緊密。“最壞的就是同胞。”——這是在日本打拼了20多年的王姐后來跟張萍總結的經驗，王姐是張萍初到大阪時的恩人，她們的結識，以及張萍從東京遷徙到大阪，都與那個川菜師傅有著不可分割的緣由。
在來大阪之前，張萍只能像所有“黑戶口”一樣，如同沒頭蒼蠅一般亂撞。在簽證還有效的時候，張萍曾買過一個蘋果iPhone，辦了一張實名電話卡，她用這張卡注冊了微信，進了幾個500人的“工作群”。平均每個群里，都有將近百人跟張萍一樣是“黑戶口”，“如果不是找活干，誰都不和誰交流，你不知道誰好誰壞。有交情，這是相當危險的行為”。
能讓“黑戶口”們干的正經工作，工資少得可憐，通常不足正常行業工資的一半，還伴隨許多“不確定性”。張萍曾經就聽她在山形縣工作的朋友說起過，一個小姑娘“黑”在一家店里打工，有天夜里，她的老板什么都沒穿就鉆到她被窩里去了，“她能報警嗎？不能。她敢辭職嗎？不敢。她只能忍著，像奴隸一樣”。
當時張萍正在考慮接受熊谷縣一家餐廳月薪10萬的工作，跟那個姑娘的狀況類似。她找川菜師傅商量，被師傅勸阻了，“我后來很害怕，如果去了，不敢想象會發生什么”。
被各種潛規則威脅的同時，風俗店（妓院）對張萍的誘惑也從未停止。盡管從小務農，張萍長得卻也不差，多年的室內勞作讓她身形消瘦，皮膚蒼白，盡管用不起好的護膚品，但也因為不化妝而減少了對皮膚的損傷，隨便扎個馬尾，笑起來，臉上還保有幾分少女般的羞澀。
“矜持型”的女人在風俗店最受歡迎，如果她肯接受這份工作，每月50到100萬日元的收入不成問題。但張萍放不下這份尊嚴。好多次，老父親都拿話敲打她，說“不能干不好的活”，她就會說：“你放心，你姑娘這個志氣有，不會做傷風敗俗的事。”
然而，生活不會給“黑戶口”太多選擇的余地。排除了眾多選項之后，張萍發現自己無路可選。川菜師傅在這時拋出了橄欖枝，他說：“不如我們一起去大阪。”“一起”的意思，就是一起生活，搭伙過日子。這個意思張萍從他的眼神里讀得出來。
“我不會虧了你和你的家庭，咱們好歹互相有個依靠。”這姑且算是一份扭曲的承諾。說是扭曲，是因為川菜師傅在國內也有家，兒子那時都14歲了，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從不讓老婆過來探望，自己也很少回國。他比張萍大幾歲，其貌不揚，永住身份，馬上要隨著公司派遣從東京調到大阪。
張萍曾經問過他為啥非要跟自己在一塊兒，他說，“看你樸實，也挺難的。”
但其實張萍心里明鏡兒似的：“我要是自己沒辦法自食其力，他會養著我嗎？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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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那個時候，丈夫“廢”了。這個狀況讓張萍始料未及。
丈夫回國后，以照顧孩子的名義暫住在張萍的母親家。“一個姑爺住在丈母娘家里，我怕他心里不舒服，就總給他匯錢，想讓他硬氣點兒”，可是不久，張萍就發現，丈夫成了一個無底洞。
回國之后，丈夫基本算是恢復了工作能力，可張萍決定黑在日本的選擇，讓他徹底喪失了重建生活的信心。他每天通過喝酒來麻痹自己，每個月張萍給他匯1萬塊生活費，他能喝掉9000多，給女兒報補習班的錢都被他喝掉了。他酒量不行，一喝就多，酒友們就拿他打趣，說他是王八，他的哥嫂家人們也常數落他無能。
“他們跟他說，‘你回來干啥，把你老婆一個人留在那兒’。有時候，我覺得我挺虧欠他的。”丈夫的情況，張萍都知道。
有天半夜2點多，張萍剛從飯店下班回家，手機上響起了女兒的視頻電話和一段短促的留言：“媽媽，你接視頻，你接視頻，你不接視頻，我爸要打死我了。”
她哆哆嗦嗦地點開視頻通話，驚訝地看到曾經憨厚的丈夫滿臉通紅，猙獰地用拳頭狠狠地砸孩子腦袋和后背，孩子滿屋子跑，嗚嗚地哭。張萍想要求救，但不知道該向誰求救——雖然這是她母親的房子，但母親為了方便，早搬到了小賣店住去了。
這不是丈夫第一次打孩子了。有一次，女兒阻止他對別人說張萍“在外面有人”這樣的話，被丈夫一頓暴揍。“他打我姑娘，我就恨他，要不是因為恨他，興許我跟這個人（川菜師傅）也走不到一塊去。”張萍說不清到底誰有錯在先。
她至今也不明白丈夫怎么就變成了這樣。從結婚到來日本，張萍和丈夫從未分開過。丈夫的母親早逝，結婚前父親又突然癱瘓，丈夫家那邊的親戚都以為張萍不會跟他了，但她還是選擇跟他結了婚。或許是丈夫覺得張萍有恩于他們家，婚后他們過日子一直是張萍拿主意，丈夫照做，每一個決定，無論是對還是錯，丈夫都不曾有過怨言。
虧欠和恨意交織在一起，在張萍心里擰成了一種扭曲的愛。在內心里，她覺得現今這一切都是因為她黑在日本的決定造成的。可“既然選擇留在這，就要堅持下去，有時候也后悔，看到孩子被打，我就后悔，但也就那么一會兒”。
在扭曲中，張萍、丈夫和川菜師傅，陷入了一種微妙的處境。“我不喜歡家里（老家）有個家，外面還有個家。一開始我挺討厭這種行為的，但后來慢慢就習慣了——為了生存吧，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張萍說。
這個秘密成了張萍內心中最大的隱痛，甚至大過了“黑”在日本的恐懼。她決不能讓丈夫覺察到一星半點的可疑，但又往往難以掩飾自己內心的不滿。
一度，為了獲得“好身份”，張萍甚至打算托人找個日本老頭兒辦個假結婚，“寧可多花錢和日本人假結婚，也不能跟中國永住身份的人假結婚，不做夫妻那點兒事兒，他們是不會輕易放過你的。我不愿意那樣。”
以此為由，張萍在2017年底向丈夫提出了離婚，“秘密地”。她叮囑丈夫不要聲張，就像什么都沒有發生一樣——畢竟還要住在丈母娘家，男人得要面子。可丈夫卻并不領情，他用酗酒、毆打孩子、滿嘴冒胡話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抗拒，“那時候我倆一發信息，我的心都哆嗦，他說我肯定在外面有人了，還說我不給他打錢了。”張萍說，“我確實不給他錢了，我要攢錢買房子——但說我有人了，我是不承認的。”
整整一個冬天，夫妻倆隔著2000多公里，消磨著彼此的耐心。在2018年初，丈夫終于做出了妥協。法律上起訴離婚，沒有財產可以分割，也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我這種離婚不是因為感情破裂到了不能過的地步，我回家可能考驗他一段時間，還會復婚。我知道這是個火坑，我已經跳出來了，不能再跳回去了，他就是那個火坑，但我對他始終還有一種責任。況且，他是個酒蒙子，要是知道我在這邊的情況，不一定會做出什么舉動。”張萍話里話外，仍是糾結與不確定。
然而，真離婚坐實了，假結婚卻因為風險太高沒辦成。
現在，張萍無名指上戴著川菜師傅在高島屋（商場）買給她的鉆戒，價值一萬多塊人民幣，手腕上帶著川菜師傅去學車時順路買給她的玉石手串，眼神里既茫然又幸福。
“假如，我能回國，我不會告訴他（丈夫），但我會把這個戒指留著，留個念想吧。”她說。
6
初到大阪，張萍在王姐的店里當按摩學徒。王姐的兒子是川菜師傅的徒弟，她們就是這樣認識的，彼此的身份也清清楚楚。
可店里人多嘴雜，總有人跟張萍打聽身份的事兒，“什么人都有，什么目的都有。你不知道他們安的什么心”。那段時間，張萍每天都提心吊膽，只能“凈印兒（故意）地不跟他們說話”，整得別的店員都覺得她挺“隔色”。
除了跟著王姐，張萍自己還小心翼翼地打了很多分“黑工”，其中一份是報紙上找的活兒，在一家福建人開的洗衣廠，一天1萬日元報酬，不管吃，有住的地方，每月住宿費2萬5千日元。
洗衣廠為溫泉和酒店提供一次性毛巾，張萍的工作是負責往機器里續毛巾，“從這邊放進去，那邊出來的就是板正兒的成品”。忙的時候，24小時連軸轉，沒有倒班，成天成宿地不睡覺。“機器轉得快，你也得干得快，供不上他的機器，就有管理員來罵你，先用福建話罵，再用日本話罵，從祖宗一直掘下去”。
每隔一段時間，機器會停一下10分鐘，員工統一上廁所，如果員工這時候不去，過會兒又想去了，管理員就會繼續罵：“剛才干嘛去了？”張萍覺得在這里，她根本算不上一個人，“沒人拿你當人看”。可即便是這樣的工作，張萍也得咬咬牙忍著干下去，“腳底下的泡都是自己走的，怨誰呢？”
再到后來，張萍發現自己對恐懼的適應能力超出自己的想象。
因為川菜師傅的日語不好，有一次，讓她陪同去區役所辦材料。他騎著自行車載著張萍走到黑門市場附近，突然兩個警察示意他們下車。
從警察們揮手的那一瞬間起，張萍表面故作鎮定，心里卻“突突”發毛，“警察問，你們是夫婦嗎？我說不是，我是來日本玩的”，然后兩人各自出示證件——那之前，張萍為了隱瞞身份，花高價托人辦了一張假的“定住證”，大概是屬于日系親屬的短期居住證明，具體是什么她也不清楚，只知道，如果聯網去查，十有八九是要穿幫的。
所幸，那倆日本警察并沒有較真兒，只是告知他們“騎自行車不能帶人”。張萍一邊道歉，一邊目送警察走遠，警察的身影剛一離開自己的視線，張萍就像上了發條一樣，撒丫子沖進人群，一路狂奔，邊跑邊跟川菜師傅說：“你快走，離我遠點兒，別連累你！”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在一個轉角處，張萍突然定住了——鬼使神差般地，剛才那兩個警察又出現在她面前，“我站在那兒沒敢動，我不敢再跑了，就走啊走，他們也看見了我，從他們身邊走過的時候，我清楚地聽見他們在議論我的身份，但不知怎么就沒查到”。
走到黑門市場那會兒，張萍看誰都像警察，她像耗子一樣佝僂著腰，低著頭，不敢和人有目光交流。她給在東京的朋友打電話，朋友勸她“不行趕緊回來吧”，可從大阪到東京單程車費最少也要1.25萬日元，她手頭上的2000日元（合人民幣100多元）連零頭都不夠。
張萍就這么一路走到了天黑，在一個不知名的公園長椅上稍稍坐定，眼淚這才止不住地流了下來。
也不知哭了多久，川菜師傅的電話打了過來，說要不你找個咖啡廳待著。可是張萍不敢，“在公園，四面八方都空曠，我隨時能跑，到咖啡廳，你往哪兒跑啊？”
午夜12點多的時候，遠處走過來一個流浪漢，訕笑著想跟張萍找點兒樂子，張萍都沒反應過來，恍惚以為他是警察，屁股底下像有彈簧一樣，噌地一下從長椅上彈了起來，撒腿跑到附近的灌木叢里躲著，眼神恐懼得像看見獵人的小鹿。流浪漢反倒被她嚇壞了，連忙擺手說：“沒事兒，沒事兒，你坐著吧，我走。”
流浪漢走了之后，張萍又回到了長椅上，一坐坐到天亮。凌晨6點多，她裹著單薄的衣裳在晨曦中回了家。在家門口，她遠遠地張望觀察，看看有沒有可疑之人后，蹬蹬蹬上樓，反鎖家門，把空調開到最大，縮在被窩里整整一天。
事后想起來，她覺得又害怕又好笑——被抓住最壞的結果無非就是遣返回國——可她錢還沒掙夠呢，她不能就這么走了，即便在公園長椅上，她也不斷地跟自己說：“張萍，你不能垮，你買房的錢還沒攢夠呢！”
那一年，張萍都沒攢下來什么錢。
因為常年飲食不規律、亂吃藥，她把胃給“拿”壞了，嚴重時臉色蠟黃，整天吐個不停，疼得連腰都直不起來。她依然堅持上工，當時的店老板看了生怕她死在店里，便強迫她去看病。
張萍抱著赴死一樣的心情去了附近的一家醫院，“當時我想，能看就看，不能看給我舉報了，我就回國了”。沒成想，到了醫院，人家只要家庭住址，不查證件。醫生說，她的胃黏膜脫落得太嚴重了，如果再拖下去就可能變成胃癌。
聽了醫生的話，張萍有些難過，她倒不是心疼自己，她心疼錢：“掙了點兒錢全看病了。”
就像2015年她與當時的老板娘匆匆電話告別一樣，這次為了看病，張萍又把工作給辭了，“醫生說，你得來醫院看病，我想，我看病不能耽誤人家老板的生意”。
7
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這種“燈下黑”的結論是張萍在大阪“生存”了兩年后得出的。
后來王姐的店開去神戶的時候，她就跟著去了神戶，之后王姐的店徹底經營不下去了，她又去了京都。“到處流浪”，張萍說。
這么多年下來，張萍的行李就剩下一床被子、幾件衣服，一個拉桿箱就都帶走了。做飯的工具除了電飯鍋一直跟著她外，鍋碗瓢盆在每次搬家時她都會收拾整齊留給下一個租戶，“都是好東西，扔了可惜，給人家用也幫人家省一點”。
如今，張萍隱身在大阪最繁華的地段，為了盡可能多地掙錢，也為了減少與人不必要的交流，她選擇了一個自己能承擔所有時段的工作。
一開始每天工作10小時，與一個留學生倒班，留學生走了以后，張萍一個人撐起全天的工作。每天從中午11點忙到晚上11點，中間只有半小時休息，一個小時1000日元，休息的時候沒錢。
幾個月下來，除非迫不得已，她會在某一天的下午5點鐘提前下班，讓老板幫忙頂一下——對別人來說這也算是個“全天班”，但對張萍來講，充其量只算半天。
這份按小時付費的工作，讓張萍過上了“最幸福的一段生活”。如果不出意外，她一個月能穩賺30萬日元。在她的努力下，店里的流水一天能做到40多萬，老板對張萍很滿意，卻不知道眼前這個寡言少語的女拼命三郎，其實是個黑在日本的定時炸彈。
“我再也不會告訴別人我的真實身份了。那樣對自己對別人都沒好處。”這些年，張萍已經皮實了，慢慢適應了“隱形人”的生活。在這里，沒有一張電話卡、銀行卡屬于她，每個月，她會花3000塊錢在網上買了一個Wi-Fi，能跟家里聯系上就行。攢下來的錢，她再也沒寄給過丈夫，除了每月固定給女兒的那筆錢她會匯給嫂子外，其余的錢她都放在了川菜師傅的銀行卡里，“萬一抽冷子（突然）被抓了，要罰款我沒有，我折了，他還能把錢給我匯回國——這點信任我對他還是有的”。
唯一遺憾的是，這幾年熬下來，張萍依舊沒能達到心中預期的目標：“房子錢越攢越不夠，現在連一個墻角都沒攢出來，別提首付了。”
假如回過頭來看當初黑在日本的決定值不值得，張萍會回答說：“說不上來值不值，他回去了，我沒走。”
去年，張萍哥哥家的孩子也想來日本發展，她就勸別來，哥哥問她為啥，她說心理壓力太大，“要是承受不了，都能死在這兒”。來日本的人都掉頭發，洗澡的時候一掉一大把。她不僅晚上常常失眠，或被嚇醒，還會緊張到背痛，前胸后背都疼，像針扎一樣，“有一段時間，我疼得躺在那起不來，得靠他掫（抬，推）我一把才能翻身”。
喝酒能減緩疼痛，以前喝一罐啤酒身上就不疼了，可現在不管用了。但張萍不敢再喝更多，她怕自己酒量不好，醉了的話言多嘴失。因為疼痛，她上醫院拍了胸片，做了CT，沒查出什么毛病，花了好多錢，心疼死了。
這些年下來，張萍覺得自己該遭的罪也遭了，該受的苦也受了。
去年年底，有一次，她跟丈夫視頻，丈夫身后的一幫酒友調侃她，問：“嫂子你啥時候回來啊？”
張萍認真地說：“明年。”
大家都驚訝得不敢相信：“真的嗎？”
“真的！”
張萍想回家守著孩子，守著父母，“有一次，我跟我姑娘視頻，她老姨給她做了酸菜肉，我問她，是媽媽做的好吃還是老姨做得好吃，她說，‘媽媽做的什么味兒，我不知道。’”她當時就愣在視頻的另一頭，心里不是滋味。
從去年開始，張萍已經“自暴自棄”，不再繼續學習那本《大家日本語》了。饑荒還的差不多了，她也攢了一些首付的錢。接下來，她希望能在想回國的時候回國，而不是被抓走，如果是后者，她也接受。
她打算回到東北老家之后，“先買個房子，再干點兒啥，做點買賣，如果實在不行，再考慮出來”，這回她瞄準了更遠的地方——澳大利亞。
?“我想陪陪父母，好歹陪他們度過一段時間的晚年，以后有個什么三長兩短，我也沒那么遺憾。之后，我再去澳大利亞，我小學同學有在那邊的，華人多，兩口子一年能賺50萬人民幣——當然，還是要靠中介辦假簽證，黑到那邊，能過去，我就把我姑娘也帶走。”
張萍給自己回國后的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但在這一切開始之前，她要先躺在床上睡上兩天兩夜。
她對自己說：“沒什么好慌的，一切都剛剛開始。”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作者 |?萬能鹿
編輯 | 許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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